【新唐人2011年7月2日讯】内斗的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官场又一轮内斗加剧
中国新世纪官场内斗，是有特定涵义的。搞政治，就要处理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反映到政党和政权内部，必然会有各种路线意见的交锋，各 种权位人事的竞争，广义地说，都可以说是“内斗”，这种广义的“内斗”，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这种“内斗”并导入正常轨道、合理范围，才有权力的 制衡，才有政党的活力，才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但《中国官场新内斗》讲的“内斗”，不是这种程式化、制度化甚至公开化的良性交锋，而是拉大旗当虎皮，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拼杀。
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
“内斗”这个词，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常见、甚至说滥了的词。中共成立之日，就是内斗之始，中共的内斗，惨烈的程度，在世界上，在中共的难兄难弟中，除了苏共、柬共、朝共(朝鲜劳动党)等个别几家，无出其右。
杨尚昆曾有言：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杀共 产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 “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 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 告》，1934年9月15日)!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与地奋斗都是陪衬，关键是与人奋斗。后来，他又 振振有词地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到了晚年，毛泽东不怎么想别的，别的都可以交给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自己将注意力主要放在与人斗，尤其是 与党内同事的内斗上。几十年下来，弄得人们一提起共产党，最津津乐道的那些故事，主题就只剩下一个：内斗。
不过，毕竟这都是翻过了的史页了，时代毕竟缓慢地在进步。“文革”落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内斗”虽然并没有止歇，但是，惨烈的程度毕竟与 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六四”时，邓小平等元老虽然大开杀戒，但是，对中共高层的政敌，不论是华国锋、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总算还算客气，没有肉体消灭，也没 有施用十八般刑具。
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
为什么中共党内会有惨烈的内斗?既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大家不仅信奉同一个或者同 几个偶像，拜读同一批经文，而且还有着在同一个战壕摸爬滚打、一起掖着脑袋求解放的生死同袍情谊，为什么会翻脸成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内斗原因很复杂，有植根于人性深处的支配欲和不安全感，有认识水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的局限，与世界上诸种宗教内部分宗列派、斗得不可开交类似。但是，内斗的实质是争夺资源，争夺对有限资源的支配权。
中共前期的内斗，争夺的是共产国际的授权—-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给予政治信任与经济资助，所以，争相将党内政敌打成“内奸”、“错误路线”;而中共后期 的内斗，争夺的是最高领袖的垂青。权力既然是从上而下的，资源的终极来源就是党的最高领袖。资源与内斗就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最高领袖的权力是要独占 的，谁要分权(或者被他推测要分权、可能分权)，就意味着觊觎他独占的资源，最高领袖就得整垮谁;而大小官员，既然权力来源于最高领袖，如果不跟着去整垮 他指定的对手，就有可能失去他的信任，而跟着他指定的对手一起垮台，失去一切资源。
毛泽东死后，内斗的惨烈之所以缓和，原因之一在于继任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内斗控御不住的恶果，中共执政集团威信扫地，所有派别和所有成员遍体鳞伤、几乎同归于尽;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空间增大，社会资源也扩大，于是政坛上有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回旋余地。
举例来说，上海的陈良宇与龚学平，为谁能接掌上海，明争暗斗多年，竞相巴结总有一天要交班的前任。十六大前，陈良宇被选中为市委书记之后，龚学平担任人大 主任，争夺反而缓解了，为何“一山能容二虎”?这是因为陈良宇仕途虽然更顺，进了政治局，堵住了龚学平的青云路，但龚学平可以将自己的势力伸展遍及上海经 济、文化、传媒……除了名头没有陈良宇那么响亮，别的都不逊色，他们的内斗就不致于发展到更尖锐、更激烈的程度，弄得两败俱伤了。从后来揭出来的内幕看， 他们的不少手下还互相照应。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共的统治基础资源扩展，内斗的情况更见缓和—-官员们的首选出路是升官，但是，金字塔越往上越拥挤，那些升迁无望的，就转 头凭借自己手上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如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君不见，一个小科长也能贪腐数千万，一对员警夫妇也是亿万富豪?虽然被揭出来、被绳之以 法者时见诸报端，但是可以肯定，曝光者只是沧海一粟。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这样，资源扩展，官场反而一度显得和谐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供其盘剥，足可互不干涉地“海阔凭鱼跃”。
我们听到了太多官官相护的故事，听到了太多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故事，听到了太多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故事。在许多愤怒的民众眼中，“天下乌鸦一般黑”， 官僚阶层，就是铁板一块，互相勾结起来欺压、剥夺民众……这难道不是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史实所验证，是民众在多年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吗?
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提内斗。这不仅在于，只要中共没有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根本改造，建立起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意见代表之间正常博弈的平台，不择手段的内 斗就不可能停止，切不可让勾结的倾向掩盖住另一种内斗的倾向;更在于，中共内斗缓和期似进入尾声，新一轮内斗激烈期揭开了帷幕。
新世纪的内斗，更少意识形态油彩和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更撇开义、理，而专注于利，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资源。虽然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活跃、经济发展，官员的资源极大扩展，但是，在一定时间段之内，资源毕竟还是有限的，而官员被激发出来的贪婪野心却是无限的，即使是攫取了十年、 二十年前不可想像的十亿财富，他也还会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向十亿之外的又一个一百万伸手。这样，“捞过界”、伸到别的官员的碗里，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从另一方面说，官员们合谋侵夺人民、国家的公产，虽然遵循一定的潜规则，否则游戏玩不下去。但是，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权威性是不稳定的，对于攫 取者的“公平性”也是相对的，官员们在这种潜规则下，心态不可能平衡。一旦潜规则被突破，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内斗白热化，有关各方同归于尽。
“一把手”对权力更有垄断性
内斗加剧，还有江泽民的原因。
江泽民虽未去世，清点他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留下的遗产却已经开始。造成中共内斗加剧的遗产之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并且大力扩大了“一把手”的权力。有分析人士说，江泽民与西方有所接触，他也很有学习西方的热情，但是又不肯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结构，只是觉得西方公司的效率很高，于是，将中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到市、县、乡镇，中央和政府各部委办，都看成一个个公司，对其“一把手”都赋予类似CEO的权力。“一把手”的权力恶性膨胀，导致“一手” 遮天，垄断权力，“二把手”、“三把手”乃至班子全体成员，都只能一方面唯命是从，一方面竭力逢迎，以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有朝一日也爬上 “一把手”的位置。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一度推行党政分开，权力分散。但是，“六四”之后，形势丕变，党政分开的趋势大逆转。江泽民时代，除了京、沪、津、渝 四个直辖市，还普遍推行了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更使“一把手”除了拥有“上意”，还挟持了“民意”。过去，人大还有些从党政退居二线的老人，凭借其老 资格，还能够对当任领导形成一定的制约。现在，省委“一把手”就兼任了人大的“一把手”，这种制约也消弭于无形。
中央自然也采取了一定举措来防止班子成员互斗，尤其是在海南省委书记邓鸿勋与省长刘剑锋的恶斗，严重冲击了该省的稳定和发展之后，吸取了教训，他们想出来 的一招，就是如果省长(该省的“二把手”)能够安于其位，尊重省委书记“一把手”，那么，当“一把手”升迁、调职或者退休之后，“二把手”就顺序递补，升 为“一把手”。
“一把手”权力膨胀、集体领导形同虚设，进一步压缩了官员们的资源来源，加强了官员们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程度。
中共十七大之后，李源潮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主管中组部，情况有了一点变化。他用各省“一把手”轮调、中央部门首长与地方诸侯对调等等方式，稀释了“二把 手”递补为“一把手”的比例。但是，“一把手”权力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因为“二把手”递补升迁之路受到拦阻，可能致使班子内斗更为加剧。
中共各级班子的内斗，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代不同了，现在中共的内斗虽有加剧迹象，却不可能再次将整个国家和民众都推入社会动荡，不可能再次造成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和民族的分裂。虽然每场内斗占上风的未必是正义的一方，内斗也可能使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受阻，但是，总的来看，内斗比勾结要 好。不论内斗包含一定的路线、价值理念、发展方向之争，还是纯属利益争夺的“狗咬狗”，都会将现行制度的缺陷暴露得更充分，会使权力者凭借职务便利寻租的 野心受到揭露和遏止，会使民众擦亮眼睛，增强将权力者关在笼子里的信念，甚至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转自《外参》月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