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30日讯】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年代湖南农运动，制造大规模赤色恐怖，斗杀地主乡绅，引发马日事变，国共分裂，流毒延续到文革红卫兵！
由于刻意的美化与筛选，中共早期历史、早期领导人给世人似乎只留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实为信仰视死如归如果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则以自杀炸弹发动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份子也可以成为歌颂的对象。
研读中共党史，我发现中共早期领导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刘周朱等，确如他们所说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在信仰上狂热极端，“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他们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讲亲情友谊，虽声称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但却轻视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滥杀无辜。
早期领袖都有冷血滥杀的记录
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份子，但这些白面书生，如王明、毛泽东、周恩来、夏曦、关向应、陈昌浩、张国焘等竟然最后都成了杀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幼聪颖好学，长于写作和宣传，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新民周报》和《救国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这位“救国书生”，一九三Ο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大开杀戒，用尽酷刑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万多人，许多死者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毛泽东《蝶恋花》词“我失骄君失杨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苏区的领导人之一，与夏曦原是同乡旧识革命老战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处决，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领导人，居然是在一个批斗现场乱棍打死。
北京大学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补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什么要杀他的老婆。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但当年女红军女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非常普遍，并非几个孤案。
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留法生周恩来和上海大学学生国学修养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惩治叛徒，率领中共特工亲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人。
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为什么这些有救国救民之心的书生会如此残忍冷血？
首先，在于他们终身奉献的组织－－以列宁极权主义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鲜血（红）的颜色，要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即大流血来改造社会。如一九二七年中共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的“两湖暴动决议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杀戮的字眼：“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杀戮反革命的军官”，“屠杀反动官吏”等等。
第二，这个党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
第三，这个党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欺骗，可以让无数无辜者牺牲。数十年标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残忍，很无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资产阶级温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动参加这个党，最后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鲜血和污秽，成为“革命的逃兵”，那些坚贞不移的共产党人，都是一伙被训练洗脑丧失人性、冷酷残忍的异类，就像是所谓的“中邪”一样。因此，以有人说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毛的湖南农民暴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传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盖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国民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直接导因则是中共民粹主义的工农运动过度暴力。而使国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国民军人许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杀共产党人，即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暴民恐怖有关。政大教授王健民所着《中国共产党史》记载甚详。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描述，后来红卫兵以此为榜样，打人抄家，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示众，以至毒打致死这闻名的文革红色恐怖，就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如何的无法无天的翻版。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杀毛泽东妻子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国民党左派唐生智部下，马日事变前两日他在河南作战时，长沙总工会，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而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湖南大知识份子叶德辉。叶当时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意涵讥讽：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亍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叶德辉一代名士，竟因一幅对联被共产党以“封建余孽豪绅领袖”的罪名公开处决了。柳直荀说，叶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军队，军界一片反共情绪。
马日事变后武汉政府仍未与中共绝裂，唐生智还处分了许克祥，因为当时武汉政府仍在接受苏联的援助，据蔡和森说，汪精卫和唐生智仍在催苏联顾问鲍罗廷将苏联借款尽快汇给武汉政府，以作北伐军东征军费。但在全军即将哗变的压力下“何键公开宣称‘不分共不能衷征，不愿为CP东征’”。不得不与共产党分道扬□，宣布“分共”。
中共早期革命完全可以用“烧杀掳掠”一词来形容。在一九二八年在闽西发动多次暴动的中共党员传柏翠原是日本东京政治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三零年他在闽西苏区肃反挨整，写信给闽西特委领导人邓子恢诉苦，信中提到，“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
中共不仅烧杀土豪劣绅，国民党军官、官吏，也以烧光杀光政策来迫使农民民上梁山。十几万苏区农民跟着中共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就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双手沾过“土豪”的鲜血。大陆出的《苏区肃反大纪实》记述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肃反将一批红军开除军籍，但这些红军苦苦哀求要不赶他们走，因为他们是“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的贫苦农民，有家不能归，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一九九三年出的《中国左祸》一书如此来形容中共当时的“烧杀政策”焦土政策：“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
笔者最近看到当时毛泽东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筹款须知”，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
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第一是，精密调查，方法包括“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第二步是捉人“实为绑架”，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同时未嫁的女，又只有一个，或媳妇怀孕，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
第三步是多贴条子，即将勒索对象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该条指示，“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都要贴，以免漏网”。
第四步是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文件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称“在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时候，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编按：被勒索者的代表）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即要杀人烧屋）的，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暴力□财连独生子儿童，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手段如此卑劣残忍，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
红军点天灯残杀国军师长张辉瓒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抓壮丁，其实共产党也抓，而且抓得更霸道，更蛮横。
国共第一次内战，在国民党三次围剿后，中共兵员不足，遂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扩红运动，甚至下令突击。
当时中共的苏区已是以红军为核心的暴力极权社会，有自上到下，直到村庄的各级苏维埃政权，有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群众专政团体，并有权力极大的政治特务机关国家保卫局和工农检察会，对苏区行了严密的红色恐怖控制。因此中共扩红，以强大的政权力量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强迫农民参加红军，使农民无所逃遁。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开始的扩红突击运动限定十二月底，全苏区要扩红二万五千人，中央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各突击队还集中押送到各补充师团，“保障路上不逃亡”，而且连小孩，老弱也不放过，中共文件指示，“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在中共的突击下，几乎每家壮男都被迫参加红军，有农民被逼得投河自尽或自残，有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四五十岁的老头子。
中国二十世纪初以来社会屡经变革，但在中共引进阶级暴力革命之前，这些变革的暴力成分都很小，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说是和平的，但只有社会变革因共产党煽动变成不同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后，中国的近代史才变得空前的血腥和恐怖起来。可以说共产党是血腥暴力的挑动者，他们当然不能期望他们要消灭的敌人会对它心慈手软。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是一种报复和防恶行为，，共产党也就更为可怕地杀国民党和它的阶级敌人。一九三零年九月毛泽东率红军攻陷江西吉安后，大举屠杀，在占领的四十五天内，肃反会每天贴出的布告都有几百人，总计杀了一万人以上。
毛泽东一首《反第一次大围剿》词有“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张辉瓒是国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江西剿匪总司令，张在江西龙冈被俘后，共产党用了非常残忍的手段来报复，据后来背弃革命的红一方面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的龚楚说，张被俘后被红军以铁丝穿手反□，受尽了士兵的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将他手脚捆绑，点天灯，死后割下其头，以木盒盛着，放于河里，便它顺流出白区，籍以警告国军。这是一段被完全封锁的历史。
二十世纪过去后，共产主义已没落衰亡，中共也在开始改革开放，重走回头路，“一朝回到解放前”。回顾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血流成河的历史，真有苍生何辜革命何价之感。很明显中共革命这条路，不计后来国共内战的残酷，中共上台后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暴政的根源在于这场革命一开始就走错了。现在中共要庆祝诞生八十年，何庆之有？
──转自《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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