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30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饿唱解放
一九五O年邻水县城一片唱唱跳跳欢庆新社会的到来，我家所处的十段（相当于现在的社区）欢庆活动搞得最好，是县城的第一名，功不可没的除了段长就是我。那时唱唱跳跳的几乎都是男女少年，拿四川话说就是男娃儿女娃子，青年人很少。记得最受欢迎的节目“王大娘补缸”（这是民间小调中一种曲牌的名称，填上迎解放的新词）就是我主演的。担着补缸的担子装伴成补缸匠，把观众当成要补缸的王大娘，唱出欢庆解放的词。比如说：“哎哟！王大娘，你这口缸，一看就是地主恶霸掀翻在地打得稀烂，要你没水喝，要你没饭吃，今天解放了……”等等。总之都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歌颂新社会的光明。这时正值一九五O年的春节期间，演遍了全县城的机关单位。每到一个单位，都要拿出很多糖果点心桔子广柑来招待我们演出队。哎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大打“牙祭”，猛吃猛喝安逸惨了！父亲死了，家庭散架了，这个年是在饥饿中过的，我怎么不猛吃猛喝嘛。然而春节一过就没这种好事儿了。十段的欢唱解放还得继续，而且增加了打腰鼓扭秧歌，体力强度加大了，哪怕是饿着肚子我还得打起精神去扭去打去唱，谁让我有这份天才呢！
接着土改运动来了，农民进城抄了家，把仅有一点吃的和所有穿的（除了穿在身上的）还有用的全都拿走，就连吹拉弹唱的乐器、字画、神龛上的香炉烛台也视为古玩一扫而光，唯一没拿走的是三部相机和照相材料，还有搬不走的空空如也的房子，政府说这是给我们留下的生活资料。土改正置夏季，我们身上穿得十分单薄，冬衣全拿走了，以后的几年我都是穿着单衣过冬的。大哥住吃在学校，他的衣物用具没被收缴。大家或许会说你大哥真傻，怎么不事先搬点东西到学校去藏起来嘛。那还了得，那不成了窝藏地主老财脏物了吗。重则抓起来，轻则开除教师队伍。那样更惨，全家几口人就靠大哥几斗米的工资来养活呢！况且大哥对共产党是拥护的，还是觉得国民党腐败，太烂太坏，该打倒。幸好大妈是个能干人，父亲没了相馆开不起来，再说邻水已经有了几家照相馆，生意冷清，竞争不过别人，就把房子卖了做本钱做点小生意，饥寒度日。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近期看的一篇文章，就是介绍台湾蒋经国搞的土改，政府出钱买下地主的土地，扶助地主经商或办实业，保住他原有的经济水平。然后将土地分给农民并扶持农民发展农业，双方都富起来，这不是很好嘛，济贫不打富。而共产党搞的打富济贫，富是贫了，而贫却没有富呀！六十年后的今天，农村的贫困不还是共产党的一块心病吗？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喊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吸引广大农民跟随他不要命地闹革命，一直闹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农民欢天喜地，过上了有吃有穿的好日子。可是不到三年毛泽东又来个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不仅把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回去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还把农民的锅碗瓢盆都收归公有，直到饿死农民几千万。所以，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完全是对农民的欺骗！现实说明中国的农民至今没有土地。
一九五一年秋，大哥说我不能在家混时光，要读书，读书才有前途。于是我就考上了邻水中学初中部。要论成绩我考不上。而且小学还未毕业就遇上社会动荡更替，没法读。但新政府鼓励青年读书，新中国需要知识青年，只要报名就可上学。我就走上了求学之路。一条饥寒交迫、弯弯曲曲的路！
求学之路
一九五一年秋季进入邻水中学初中部一年级就读。抬头一看，全班五十多名同学接近一半是二十多岁的大龄学生，个别甚至三十出头已婚有子的爸爸学生，他们多数是农村青年，离县城很远的山那边来的。解放初期就是好，比解放前好。上学读书比现在都好，上学有自由，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限制和高昂的学费，更没有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什么政审。像我这样的人都能顺顺当当地上学，那兴奋劲儿就像迎解放唱的歌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接下来三年的求学日子，可不是常人能够忍受，能够坚持下去的，何况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因为我属鼠有艺术天分，加上有一位美术音乐一身兼的恩师冯宗祥，使我建立了做画家的理想。理想可以抵遇饥寒。三年的初中生活验证了这个真理。
冯宗祥老师于一九四九年秋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校还附属一个音乐科、川音杜芝教授就是这个音乐科的教师。校址设在重庆的牛角沱，早已不见踪影。冯老师西画国画都学，国画为主，主攻花鸟。西画老师是四川油画鼻祖刘国枢先生。冯老师常说刘老师画得好教得好人也好，对学生更好。所以冯老师对我也好。重庆解放前夕，冯老师在重庆举办了毕业个人画展，作品以国画花鸟为主，西画素描人像为辅。画展很成功，他一九五四年到重庆与他的美专同学谈起此事，还饶有兴味、津津乐道。不知为什么他没留校任教，也许正遇国难当头，也许家事难办，使他不得不顺其自然留在家乡邻水做名中学老师。说实话五十年代四川美院多数老师的业务水平不如冯老师，他确实被埋没了，一埋就是一辈子，直到谢逝！
我刚进校就被冯老师的目光盯住了，因为十段的“王大娘补缸”他看过。全校的文娱活动是冯老师一手抓，他把我放在骨干的位置上，唱歌跳舞演戏甚至还教我拉小提琴按风琴，从父亲教的国乐一下转为西洋乐器，很新鲜。第一学期结束后他发现我的兴趣爱好在绘画上。接下来的两年半，在绘画上得到了冯老师的特殊关照，完全按照美专校基础课程进行。素描从石膏几何模型、分块面像、眼耳口鼻一直画到大卫头像、摩西胸像和真人写生。色彩和速写是在室外校园和田间画水彩和钢笔划。画法完全按照当时流行的苏联写实主义。一句话画得逼真，也要讲究笔触块面冷暖线条流畅。两年半下来我不仅做到了，拿老师的话来讲还做得很好，考上美院绰绰有余，现在的问题是要树立起作画家的理想，作大画家的雄心。在冯老师的赞扬和鼓励下，我还真是立下了这样的理想和雄心。可是为了这个理想，初中三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拿重庆话来说：不摆了！
四个字：饥寒交迫！
饥！就是肚子吃不饱，不仅仅是土改后，解放前夕家庭经济就已经破落，土改后更是雪上加霜，全靠大哥那点一两斗米的月薪来养活六口人，只能是一天早晚两吨稀饭。讲个小故事：大妈把大哥拿回来的大米做成稀饭，逢场天卖给进城赶集的农民当午饭，常常没卖完就放到晚上当全家的晚饭，有时变馊了酸臭了还得吃。初夏的一天深夜，当时是住读，睡在学生宿舍的上下床的上铺，就是因为吃了馊稀饭，肚子实然痛得要呕吐，我急忙下床往外跑，还没跑出去，实在忍不住就吐了一地，搞得全宿舍的同学都起来忙着清理现场。紧接着又想拉，我赶忙往外跑，还没跑到厕所实在忍不住又在宿舍楼外的路边拉了一大堆，同学们不但不生气不责怪，反而当着笑话来取乐儿。吐完了拉尽了肚子不痛了，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我感觉舒服轻松多了，就打起精神说：同学们，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请大家从今以后就叫我臭狗屎吧！表示我的歉意也是我的谢意。
好！要得！我们的臭狗屎小画家。也有人说要不得，龟儿子李文书一堆臭狗屎就把我们打发了，不行，要罚他给我们每人画张相……欢声笑语半夜鸣叫把整幢宿舍楼的男女同学都搅醒了，都搞笑了。这事儿惊动了班主任，心地善良的班主任查明实情后就要学校批准我享受助学金。批准了，每月三元伍就在学生食堂吃饭。那时的一月三元五吃得太好了：早餐豆浆稀饭加包子馒头油酥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油露露儿的；每周二周五打牙祭，回锅肉粉蒸肉红烧肉还有烧白加骨头炖豆豆汤。可以说比我当地主少爷还吃得好，好得多，简直没法儿比！可惜只吃了一个月。政治老师站出来反对，说我政治课成绩差，每次考试都没超过七十分，平时对他不恭，是个忽视政治的、严重偏科的不良学生。从此助学金与我无缘，直到初中毕业。小事故讲完了，有必要说说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说的没错儿，我的确不重视政治，没有兴趣，只是不良二字说错了，难道偏科就等于不良吗？这是污辱人格。我确实偏科，而且很偏，除了美术音乐全校突出，其于课目我只求及格，每学期都不补考。只有英语从第一学期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一直滑落到毕业时差点为零，拿不到毕业证。一九五四年春季，是我初中的最后一学期，临到毕业考试的节骨眼儿上，教育部突然通知取消英语课改学俄语，是这样，毕业证才拿到手。真是天助我也！再说这位政治老师我确有对他不恭之处，因为是他首先对学生不恭。他姓什么我忘了，长相还记得，年轻体瘦，个子中等，左脸太阳穴处有块大伤疤。说起话来牙齿和嘴唇咬得很紧，给人咬牙切齿的凶恶感。可以说每节政治课我都不认真听而是在课桌上画画。他发现后就在讲台上用粉笔向我投来，并高叫“好好听课”。说得没错，做得歉妥，不仅对我，对所有他认为不好好听课的同学都这么干。我很反感就在课堂上带头公开反对，搞得他很难看，威信扫地。老师对学生粗暴为什么学生还得服服帖帖，这不成了奴才吗！不做奴才，轻视政治，至今死不悔改。
一九五二年被父亲赶出家门的那位叔伯大哥李文达，经人民政府的督教后改邪归正，再不吃喝嫖赌抽大烟，两口子找上门来要大妈把闲置了近两年的照像器材给他们去谋生，大妈答应了，唯一条件是必须供我读书的吃饭问题。一天三餐在他家里吃，他答应了。我家的照相器材，是当年最好的美国原装柯达牌三脚架折叠暗盒式，一部十二寸，一部八寸，胶片相纸冲洗药水都是柯达牌。还有一部德国蔡斯牌的折叠暗盒式手相机，教书的大哥认为这是古董，没有使用价值却有收藏价值，就没给，由大哥收藏起来。好景不长，半年后，叔伯大哥李文达在邻水县城的生意做不走就搬迁到距离县城一百多里外的九龙乡镇去了。吃饭泡汤了，也没寄点钱回来，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起跑线。一年后的三五反工商业改造，不知什么原因叔伯大哥李文达两口子被人民政府送到新疆去劳动改造，照相器材也不知去向。直到三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两位孤寡老人回归故土，两年后死去。
三年的初中生活基本上是在饥饿中渡过。有时冯老师见我实在饿得可怜，就悄悄叫我去教师食堂饱餐一顿。为什么是悄悄呢？难道是偷吃？不是。就因为我是全校的反面典型，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戴了一年多的红领巾也被摘了。又是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偏科，一心想当画家，近六十年后的今天才勉强提倡的特长生。天才偏才怪才不要再遭打击了，愿上帝保佑！阿门！为了我冯老师也深受其害，在当年假期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也受到批判，一顶无形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的帽子一直戴在老师头上。大家想想，他对我的爱怎么不是悄悄的，表面上淡淡的。说到这里，实然想起一件大事，对我及全班的影响大大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追掉大会默哀的那一刻，全国人民都要立正低头默哀，就像毛泽东那年死后一个样。邻水中学全校师生员工以及住校家属全部集合在大操场上立正，肃静、低头、一声不响。就在这死寂的一刻我突然感到好笑，也许是人小没见过这种场面，对死者又无亲无故，内心深处就萌动着扑哧扑哧似笑非笑的颤音，正在这时一群小麻雀叽叽喳喳从操场上空飞过，一下子把我内心深入的颤音引发出来，鼻腔里叽叽两声，紧接着四周的同学扑哧扑哧暗笑起来。这还了得！灵机一动我假装着悲伤抽泣，同学们似乎心领神会，也跟着装腔作势悲悲伤伤演了一场哀悼戏。这事儿还是被嗅觉灵敏的政治老师闻出味儿了，当场没理，事后发难，把我们五四级学生狠狠的批了一通，还要揪出领头羊。同学们不作声，没有把我哄出来，政治老师只好扫兴离去。这是饥饿中的恶作剧，还是别的什么事儿，怎么说呢，我想说它是儿时偶发的不懂事行为，仅此而已。
寒！就是冬天缺棉衣，脚上长冻疮。大哥给我一件破旧夹大衣，还是抵不住数九天的严寒。冯老师见我听课脚发抖，就给我一双他穿旧了的皮鞋。大人的鞋小人穿只能套在脚上避寒，不能行走。寒冷只在十冬腊月，饥饿却是一年三百六十天。饥寒交迫三年整，我仍在求学路上迈步向前。一句话熬过来了！唯一的遗憾没长高，已经十五六岁还停留在十二三岁的个头上。令我欢心的是长了知识长了技艺，三年下来，绘画技能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冯老师的要求。摩西胸像须发最复杂最难画，我画出来了，用时32小时。冯老师的评价是：画得可以，很相，很活，没有太多走展，神形逼真，超过了老师，考美院没问题！我很高兴，顿时饥寒不见。
说到这时不能不提到我的老伴王铮铮。我们都是邻水人，家住北街十段，她也爱唱爱跳，都是十段的腰鼓队秧歌队，父亲是县邮政局局长。一九五三年进入邻中初中，因她爱歌唱噪子又好也特受冯老师喜爱。一个美术一个音乐都成了冯老师特别偏爱的学生。自然我们也成了好同学。从同乡同学朋友恋人直到夫妻是一段天真浪漫，曲折漫长，平淡如水，清澈透明的画卷。当讲述到那段历史时我会慢慢道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