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7日讯】当今中国号称世界“经济大国”，但在学术与科研领域却一片苍白，竟无一人称得上大师级的人物。虽然一些国家部门也推出、评出不少“大师”，可是这些“大师”不是紧跟政治态势的产物，便是拾人牙慧或抄袭的“劳种”，很少有真才实学让人佩服，故“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治下的大陆，六十多年来竟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虽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博士于1957年联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奨，可他们与“新中国教育”根本无关。李、杨两人生在“旧中国”，成长在“旧中国”的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此一事实更证明“新中国”的大学和“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出大师的。去年好不容易出了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说这个奖项是“新中国”打造出来的“光荣”。如果胡锦涛主席不令抓他，抓他后不处以十年重刑，那么刘晓波还是个刘晓波，绝不会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也好，胡主席在位十年“功不可磨”，填补了一项空白，不得不让全中国人民“感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二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之际，中共在北京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皆师出西南联大叶企孙教授门下，而这位元勋之父、之祖的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毛泽东定罪为“汉奸”，受尽“红卫兵”的凌辱迫害，后来变成一个疯子。没住房，没工作，衣食无着，瞎眼跋脚，成日只能拖着病残之躯乞讨于清华、北大之门，活活饿死于冷风苦雨的街头。试问：这样践踏人才的国家还能出大师吗？
一位资深的学者说：当代中国自陈寅格、傅斯年之后再无大师。我十分赞同此语。翻阅历史残章，方知三、四十年“旧中国”，堪称群星灿烂，人才汇萃，大师如云，巨匠溢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十分有理。新政前的大学没有党委，是校长、院长说了算，用不着向谁请示汇报，敢作敢当。叶企孙教授在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时，毫无门户之见，从1928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订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1937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他才再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现在中共治下的大学有这样高风亮节的校长、院长吗？多是争名于朝，抢利于市，庸俗不堪的奴才与工具，哪是办好院校的师表。我认为体制是当前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师的根子，而一元的党委负责制又是扼杀人才的屠刀。
“一切听从党安排”。教授没有新观念，学生自然没有新思想。没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大学，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无人才可言。如果说1952年的院校整调，是彻底摧毁了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成就大师的的胚胎、芽子，全部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先生深有体会地说：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反右斗争’后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自此，全国的脑袋都集中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只有领袖的脖子上长有脑袋。谬种流传，遗毒至今。仅举一例，连香港也拥有了一位1939年出生于河南省宝丰县的崔琦，1951年赴香港读书，1957年赴美深造并加入美籍，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如果他在大陆，1957年定是“极右”，好在他远走高飞，要不然与我等同一景况。出生于江西赣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高行健，是个自幼从“新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读出来的学人，如果1987年不远去德国留学,再转到法国巴黎深造，接着宣布退出“中共”，断难在2000年以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轰动于世。就连弹丸之地的台湾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李远哲博士。台湾人、香港人自然是中国人，可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中国，却无一人有此殊荣，原因到底为什么？执政中共至今毫不反思，仍“王婆卖瓜”标榜自已是世界上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一点也不害躁！
毛泽东所宣布的“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新中国”，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国家。“没有独立人格的国家”，自然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自然没有批判的精神，没有批判的精神又怎能有创新发展？社会是个整体，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一个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的国家，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这不是天方夜谈吗？
“反右斗争”最大的恶果不是把50多万知识精英沦为“阶下囚”，而是彻底摧毁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知识人固有的直言性格。过去是“文谏死，武战死”，视为做人之道。而57年之后呢？假话连篇，相互仇视，亲者厮杀，爱心无存，人性失缺。传统的人类精神文明，维系社会生活公认的道德准则，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放眼巍巍庙堂，泱泱华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政权加暴力的高压，把谎言和伪造当成真理来推行。这就是当今的中国现实！能不悲乎？
还有，我一直认为：这场反人性、反民主、反进步、反法治，倒行逆施残害精英的“反右运动”，受害最深的不是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最为有理想、最为有追求的年代，根本不懂得政治与阶级斗争的血腥。他们以为人生道路是铺满鲜花的自由之路，哪知是个毒箭林立，陷阱深深的社会。更为险恶的是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追求“进步”的词语，号召学生为党“提意见”，而后将这些莘莘学子送入地狱，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此种犯罪行为丧尽天良，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正如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
在那场千古“杰作”的民族巨灾中，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八百多名冒尖学生划为“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揪出五百多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列为“贱民”；北工、北地、北航等校自不甘愿落后，也把数千名才华横溢的学子送去“改造”。笔者所在地的川大、川医、川师、川农四校平均“右派”人数均在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以上。至于北师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至今仍是个谜！
不少资料显示：北师大的著名教授曾经比北大、清华还多，一级教授6人，二级教授16人，三级教授43人；6位一级教授有四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计有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黄药眠当时是中文系系主任，为毛泽东钦定。而抱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美国回来的细胞学专家武兆发，是反右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教授，甚至死后还遭到“鞭尸”。学生右派有多少？当年左派人物张迈先生在他写的大批判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右派分子？》一文，开头就说：“北师大中文系219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49个是右派分子，70多名共青团（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据本特刊组织者、推动者的雷一宁难友证实：仅该届六个班中的中四（一）班，33人就划了右派13人，其中8名是极右！占全班人数的39.39%！这个比例，远高于张迈所说的数字。
当年反右结束，就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在全国数北京最左，在北京数高校最左，在高校数师大最左，在师大数中文系最左。北师大是全国培养高等教师的摇蓝，而这个摇篮里的名教授均成了右派不说，它所培养的高等教师苗子（学生）近百分之四十为同样命运，“根”和“蕾”全完了，“大师”从何而生？
《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一文的作者雷一宁难友说得更直白：“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于‘阳谋’，有由于无知和轻信而附和者，也会有能洞察事物的复杂与叵测而质疑者，北师大可能会有北京大学的林昭和四川大学的冯元春那样的中国的脊梁。可是由于当局对历史资料的百般封锁，至今人们只能推测。有幸的是，在这本《“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仍被官方封锁的材料，如，二十多位资深教授为了办好教育提出的宝贵建议，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为了铲除“三害”而提供的苦口良药——《苦药特辑》，更难得的是，还有一张在当年6月8日下午就贴出来的大字报《这会造成什么？——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可是，他们这些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批评、建议，后来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如果……如果，当年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能听一听这些“逆耳”的“忠言”，中国的历史就会按另一轨道发展，中国的教育就不会至今如此糟糕……”
当时全国有近百万大学生，按各校比例推算，沦为“贱民”的不少于20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记得，为抗击日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贵州独山，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时，蒋经国先生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寸寸山河铁铸成”！而毛泽东却在和平年代把数十余万大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学习深造的权利，为祖国工作的权利，全成为“专政”对象，失去尊严，失去人格，有的还屈死狱中，有的飘首刑场，怎不叫人涕泪纵横，怒问苍天！
没有想到直到54后年的今天，中共继承者仍坚持错误，封杀历史，不准受害者言及此事。谁要去言及，不是监控打压对像，便是“维稳”重点，无所不用其极。然而，这些人至今痴心不改，热情不减，希望中共改过自新，从根本上摈弃毛泽东治国理念，回到当年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建国构想，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宪政之路。放弃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开放言论自由，否则大陆中国永无大师，永无诺贝尔得主！
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你去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你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如果你想听免费的高端讲座，不用请示任何人，直接进去就是，没有人有权阻拦你；如果你想上大学，不管年龄多大，申请就行，不需要参加任何高考。又有朋友告诉我说，在中国，1957年各大学的各科学习尖子，你不用问绝大多数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现今凡是坐豪华轿车和住高级别墅的，你不用问，准是大官和拥有权势的豪商巨富。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人大关。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从以上数据来看，德国大学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诺贝尔奖摇篮，其获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
那么，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专家们做了一番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原来德国是个傻得到家的政府。何以说傻？德国与其他国家体制不同，多数大学是公立性质。大学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政府，包括教学科研人员的薪酬、校舍的建筑和维护、大学日常行政开支、学生补贴、免费的上网、图书馆大量的书籍等。遗憾的是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大学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它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任免。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因此，校长和教授根本不买政府的账，他们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事先报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这里，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体"。大学，在英文University里的本意思是："教授和学生联合体。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表明，大学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德国大学从传统上就是一个只管伸手要钱而不理睬政府的机构。
那么，政府为何只出钱而没法管事呢？道理很简单：德国大学得到的钱并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老百姓所缴纳的税款，政府只起到一个中转的角色。老百姓花钱来培养自己的子弟，而政府只是帮老百姓把钱转交大学而已。因此，大学根本不看政府的脸色，更不可能对政府感恩戴德。其次，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德国的政党不能在大学委派自己的党务官员（纳粹时期除外）。现在的联邦德国有几个主要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社民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他们在大学没有任何常设组织，也没有校长兼书记或校长、书记各管一摊的现象。校长就是堂堂正正的校长，党派休想把黑手伸进大学。教授和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支持或反对某个党派，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要求。
信仰在大学里面只是个人的事情，党派根本不可能决定人事任免，更不可能左右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科研课题。如果你非要问党派起任何作用的话，德国学生会告诉你：党派可以花钱资助某个研究课题，而且还不能直接资助，只能通过具有倾向性的党派基金会来运作，所以才有了阿登纳基金会、艾伯塔基金会和瑙曼基金会等机构。至于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政府和党派更无法插手。他们要进入大学进行宣传，想都别想。在这里，政府和党派如果不是过街老鼠，起码也是不受欢迎的机构和组织。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如果政府和党派在大学不起任何作用的话，大学不乱套了吗？大学不成了独立王国了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兴趣者可以到德国大学考察一下，看人家是否乱了。至于独立王国的说法就有点夸张，在那里，教授、学生与社会及企业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虽然不欢迎政府和党派，倒是非常欢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入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随便来大学开设讲座，也可以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对这样的组织都没有任何反感，而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企业的资助下完成的。
虽然德国严禁纳粹组织，但却没有办法阻止具有纳粹思想的人进入大学学习，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学生，除非他在规定的年限不能完成学业。至于"思想激进"的学生，只有在政治上才被称为激进，在其他方面反而认为具有创新精神，被大学和教授加以鼓励。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年思想就比较"激进"，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也不可能被"会商"。因此，德国大学不断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学出不了诺奖，反而是一件怪事。
大学是大师的摇篮，培养诺贝尔奨项的温床。中国的“反右斗争”毁灭了这个“摇篮”和“温床”，凡是尖端教授、品学兼优的学人无不是“右派分子”。这场伤天害理残花摧英的运动，既灭了大师的“种”，又砍了大师的“苗”。“种”和“苗”都没有了，哪还有大师？为此，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希望灾难不要再来。希望执政的中共改弦更张，认真学习德国和美国的教育制度，把大学交给教授和学生自已管理，回到西南联大时代！让中国再次群星灿烂出现大师级人物。
摘自《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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