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4日讯】2010年12月5日，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先生接受悉尼《看中国》报邀请与数百读者见面。即席回答了四个小时的问题。其中有听众对他提问他与法轮功的关系。辛灏年表示，很多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都没有机会回答。他这次则针对提问回答详细，以下是问答内容。
问：请问你如何看待法轮功？你和法轮功团体的关系是怎样的？
辛：真是你怕什么他就提什么啊。其实我不怕，因为对一个坦诚的人来说，有什么可怕的呢？说错了还可以批评嘛，对吧？好，多少年来，真的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机会回答，但今天是做客《看中国》，又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场，我愿意回答。
我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呢？我首先想说的，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炼过法轮功，还没有信过他们的“法轮大法”，我还是一个“大常人”。就像法轮功那些姐妹和朋友笑话我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跟法轮功当然是“没有关系”。
但是，辛灏年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所以，我也要说是我与法轮功的普通学员们，还是“有些关系”。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因为我觉得还是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因为说事实，就是要“不掩饰、不张扬、不夸大、不缩小”。
大约是1999年的秋季，美国之音找我采访，问我说：“我们想请你谈一谈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反问道：“法轮功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因为我94年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95年被哥大请到美国，然后就在纽约专心写作《谁是新中国》这本书，对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所以我就明确地告诉他，你问我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就不能接受你这个采访。我就这样拒绝了他们的采访。因为一个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是不能也不要乱讲的，你讲也讲不对、讲不准嘛。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
第二次听到法轮功，是我的这本书出版半年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是我的读者，想跟你谈一谈这本书的问题。我说“可以啊，你只要有批评，我都会认真思考，对的我都接受”。当晚，就在我们家旁边的一家爱尔兰小酒馆，我便与这个“素昧平生”的彪形大汉坐在一起，各人手中拿着一杯爱尔兰啤酒，边喝边聊。当时还有民运的两个朋友，也都是彪形大汉，他们是不放心我，就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看着我们，听我谈。我心里自然很感激。
可是，你们知道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法轮功是邪教”。我当然一愣。但是我马上就将美国之音曾采访我的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藉以说明我并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然后我便单刀直入地反问他说：“今天你跟我一见面，就说法轮功是邪教，那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共产党更邪呢？”没想到，我单凭这句话就把他的嘴巴给堵住了。
于是，他只好换了别的话题，因与法轮功无关，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有人第二次跟我提到法轮功，我明白了，“共产党痛恨法轮功”。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不就是在中南海大门前面围着坐了一天吗？那不是人民的权利吗？凭什么你就这么恨他，就要残酷镇压他们？我当时的思想就这么简单，并没有更高的思想，而我对法轮功学员也没有更多的了解。
第三次，有一天，我应邀到美国南方去讲演，去机场接我的，不是那个地方的侨领和教授，而是两个年轻人。他们对我说，他们是帮邀请方来接机的，并说先要带我到一个地方看一看。当时我也很奇怪，因为冒名来接我飞机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这两个年轻人一见面就挺信任的，于是我就上了他们的车，让他们带着我走了。我当时对他们的感觉，就是“文质彬彬，很有修养”，看那样子，不是读博士的，就是读硕士的。
未想，他们带我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一眼望去绿草茵茵，还有大约有两千来个人坐在那里炼功。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什么叫炼法轮功了。然后他们就请我讲几句话。我说你们叫我讲什么？你们到底是谁？他们跟我讲，他们是法轮功，在这里开法会，他们的法轮功学员正在炼功，大家都希望你能给学员说几句，所以我们征得同意后，就去机场接你了。我就笑了，说，那好，那你们就让台湾来的教授先讲。他讲完了我再讲。因为他们告诉我，台湾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教授，也要讲话的。
于是，台湾那个教授先讲完了，我就上去讲了大概顶多五分钟的话。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就是：“我只想说，我和你们同命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大陆没有信仰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思想的自由；你们在大陆没有炼功的自由，我在大陆没有写作的自由。”我还说了：“世界上还有比同命运更重要的吗？”我因为对法轮功的其他情形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就嘎然而止了。没想到，盘腿坐在地上的大约两千多法轮功学员，竟然给了我一阵又一阵海浪般的掌声，我心里又高兴又惭愧，还有点说不清的感觉，真的，我说不清。这就是我第三次触及法轮功，也是第一次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当然，我很感慨。这以后我就开始认识了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各国，甚至于包括澳大利亚。
我这个人，生性跟权力和地位没有关系，所以，直到现在我跟法轮功里面的上层人士和著名人士（这是一个“常人”的说法），不仅认识不多，而且从无任何交往，但是，我跟海内外许多“最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说感情也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年里，他们为了在国内宣传我写的那本书，传播我的讲演，有些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甚至一家一家地被抓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三口，在石家庄河北省高级法院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检察院拿出的罪证，就是他们收藏、刻印和传播我的讲演，并且当场播映了这一“罪证”。我不是听法轮功学员讲的，而是国内的朋友告诉我的，因为他在场。而且我在海外还不能为他们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可能就不止被判五年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我才敢公开讲出来。你说，我能对这样的法轮功朋友没有感情吗？
今年10月底，我赴英国讲演，有一位刚从国内出来的法轮功女学员曾主动去伦敦唐人街散发我讲演的广告，因“有人点水”，第二天竟然被员警当场逮捕，还被带到警察局脱光检查，受尽侮辱，你说我能不被他感动、不为她感到委屈吗？
前年，我去纽约法拉盛一家诊所做例行检查，在地铁里车厢里，前后竟然有五个人把我认出来了，有人还在我面前把我的讲演成段地背给我听，我都傻了。我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刚从国内逃出来的。这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是法轮功学员。我当然很感动。为此，我还想办法把他们找到，请他们吃了顿饭，为什么？友谊嘛！
这几年，我都在埋头写书，因为年纪也大了，很累，讲演的邀请我都拒绝了，也不应邀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一生最引以为安慰的，就是能够做到“自甘寂寞”。因为，人不能自甘寂寞是做不成事情的。所以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我根本就没有出过面。可是，因为确实找我的人挺多，各地都有，所以，我就说我生病，身体不好，藉以推托。我想，托尔斯泰为了写作，就说自己生病不见人；巴尔扎克为了写作，甚至对外说他已经死了。那我也是为了写作，不得已也可以仿效一下嘛。可我没有想到，关于我生病的消息，居然就有人在国内蓄意传播，说我得了重病、得了大病、就快不行了……。
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竟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给我写信，说听到我生病的消息，而且病的很重，他们好难过，还流眼泪，所以要我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人甚至说恨不得飞到美国来照顾我，并且说，“辛先生，你一定要炼功啊！”虽然我至今也没有练过任何气功，但是，他们的话却是充满了友谊和感情的。你说，如果我真是一个病人的话，这些信说不定能让我好了三四分了是不是？或者至少也会让一个病人感到安慰和愉快是不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关心着你嘛！
我在海外待了这么多年了，法轮功在海外活动大概也有十年、十一年了吧，在我的印象中，法轮功的媒体也办了很多年了。我和澳大利亚法轮功的Shirley等朋友，和“新唐人”的林丹、阿彪等朋友，和芝加哥那个长得活脱像鲁智深的小林等朋友，和英国的李桂华、夏泽等许多法轮功朋友，大家不仅都处得很好，而且我都能够跟他们说真话，说直话，说跟他们不同的话。因为我有一个为人的原则，就是我可以不说话，但说话就要讲真话。比如说在座的法轮功学员Grace大姐，和我认识很多年了，这一次她是专程从墨尔本飞来参加这个会的。可见我们的友谊了。但多年前，她第一次到纽约来看我的时候，在饭桌上，我就跟Grace大姐讲，你们决定做媒体这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要警惕，“要成于媒体而不能毁于媒体”。
大姐你还记得我这一句话吗？我还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新唐人的林女士，澳洲的Shirley，英国的李博士，美国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和法国的法轮功学员朋友们，见面就讲真话，而且一再地、甚至是多次地说：“要记好我一句话，就是绝不要说过头话、做过头事，不要让共产党用这种办法来毁你们。”这就是我辛灏年背后和很多法轮功学员说过的的话，有时候我甚至会说得很生气。可是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都很有修养，不和我吵架，不和我争论，只是默默地听着；有的时候也会对我说，“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说“那也是”；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说，“辛老师，我们觉得你的话是对的，我们就会听”。我对他们说过的直话实在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地去说了。今天在座的，大多数都不是法轮功学员，我想你们对我的话会有同感。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这样，我这个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就和海内海外的很多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有了交情。当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开始认识我自己，认识自己对法轮功的看法，到底哪些是对的，那些并不对。后来，我曾对自己和对许多非法轮功的朋友说过，我们在看待法轮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想到，“这就是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要理解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因为中共的打压和迫害，而走向了与我们中国大陆人民一起共同争取信仰自由，争取结社自由的道路，难道这错了吗？这没有错。做得好或不好，做得有多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从根本上来说，追求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恰恰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我在这里想套用孙先生的一句话，“民主不只是一个概念，不只是一句口号，民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那么，就要我说，“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种应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是那些想拥有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的人所愿意选择的一种那个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说：“什么是美？美就是生活，是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法轮功学员愿意拥有自己的信仰，愿意去拥有自己的社团，因为这是他们所“愿意去过的那样一种生活”。难道错了吗？这可是自由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拥有的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追求，我们有什么权力去否定它？
我这人生性有个毛病，就是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自以为自己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名气很响的人，不大买账。我跟国内的一些朋友通电话——我这些朋友呢，都是知识份子，但都是最普通的一些知识份子，诸如教师、医生、职员等等。我常常能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思想和智慧的启发；可是我也从和他们的交往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样都有很多知识份子的传统偏见，包括对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这个群体。比如说，有一个同学跟我通电话时就很反感的口气对我说，“唉，尔品，听说海外法轮功的媒体上经常有你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还说是听从美国回去的一个老同学说的。据说也是我的一个老校友，现在还是一个大学教数学，还搞过民运。
我一听就笑了，我说他不看法轮功的媒体，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媒体上有我呢？他如果也拒绝看法轮功的媒体，那他怎么知道法轮功媒体上的辛灏年就是高尔品呢？我的原名叫高尔品。这说明他讲的不是真话，此其一。其二，他跟我说，“你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法轮功不就是太平天国吗？”我就笑着回答他说：“要是早几年呢，我可能完全赞同，我现在恐怕有点不大赞同了。你问为什么，我说太平天国是在洋教的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宗教（听众插话：邪教）。不，也不能说是邪教，而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宗教团体，但是它以宗教为基础，只是这个宗教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华的，是西方的，它比共产党好在于它不隶属于一个国际教廷，共产党是要服从他的“国际共产主义教廷”的。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独立的，虽然是由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创建的一个支派。它跟法轮功不一样，是因为法轮功是在我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呀。我们只有权力去帮助他，维护他，让他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我们没有权力凭空地去破坏他和反对他。因为我们理应信奉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应该反对他们所愿意过的那种生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他们没有去干扰、破坏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去干涉和破坏他。
我在多伦多新唐人的杨先生采访我时说过：“法轮功如果做的事都是危害社会的，第一，他自己发展不了；第二，人民和社会也很难容忍他；第三，他没有这样做啊，你干嘛要镇压他，非把他逼反了不可？是你共产党太愚蠢，太黑暗，你要把一个在人心道德被搅乱破坏到无以复加地步的社会里，将一个要宣传‘真、善、忍’做人观念的团体彻底地镇压下去，甚至消灭掉，硬要把他逼成一股反共的社会力量，难道你还是对的吗？你不对啊！所以我就跟我这个同学讲：我想告诉你，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未来还遥远得很。
基督教今天确实已经是个成熟的宗教，但是他三百年才具有规模，以后的一千年干够了坏事，直到十五世纪以后，才越来越成为一个正面的宗教团体。今天他已经不会胡作非为了，他已经成了民主社会的一个健康的信仰力量。是这样吧？所以，我们有什么权力对在我们自己祖国本土上刚刚诞生的一个信仰团体，或曰宗教团体，一开始就横着批评，竖着谩骂，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人家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拿自己传统的知识份子的偏见，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偏见，先给人家把帽子戴上。因为，你要看一看，在他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究竟是怎么做的，他做的哪些事是正确的，对民族是有好处的；哪些事是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然后再决定支援或是反对。比如说，讲真相就是对的，因为共产党讲假话；共产党绝不给我们中国人民信仰自由，他们拚命地追求信仰自由，当然也是对的。
朋友们，我也在逐步地认识着他们，了解着他们，我也希望我的很多朋友们，和我一起去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不要简单地像我国内一些朋友所说的那样，轻易地就把人家给否定了。我这样说，当然就有人说我跟法轮功“划不清界限”，那我倒想问一问，我怎样做，才叫做“划清界限”，如果你说不清，又不能教导我如何划清界限，那么我现在就想反问你一句话：“你有没有首先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啊？为什么你跟共产党都划不清界限，却要我来跟法轮功划清界限，这不是笑话吗？因为，共产党比法轮功总要“坏多了”吧！（一笑）我对法轮功的态度，就是“做得好，就支持，就一道去奋斗；做的不好就批评，就帮助，就反对。”一切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大陆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出发。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我不管你说什么，你们的功法也罢，你们的大法也罢，还有你们怎么解释，我都没有权利去管和问，因为你有创法的权力，你有“释法”的权力，你有选择你所愿意过的那样一种生活的权力，不容他人置喙。至于我自己，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信法轮功，或者是去拥有另外一种信仰。因为我的信仰的自由权利自幼就被共产党破坏了，因为我自年轻时候起，就从被神化的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对共产党的“造神运动”充满了嫌恶，所以我才会说，是共产党破坏了我与生俱来的、对于信仰自由的那种追求和兴致，所以我今天还没有信仰，这不是我之过，是共产党之罪。
但是我也还说一句话，我们追求的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他们的重心就在“自由”两个字，我有信仰，这是我的自由；我不信仰或无信仰，这也是我的自由。所以，有信仰者千万不要对不信仰或无信仰的人说，你不信仰，你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你就一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你，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这同样是不允许别人拥有“信与不信”的自由。对此，希望有信仰的朋友们切记切记。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的旗帜下，我们才能够选择自己的信仰，或选择不信仰，无信仰。所以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说，你信不信法轮功，我不管；我信不信，你也管不着。我们今天只做一件事，为了信仰自由，为了结社自由，能够在我们祖国的大陆真正实现，那么我们至少就应该在那个“讲真相”的层面上，与法轮功的广大学员们，做同道，做战友，是不是？
听众集体答：“是！”
（注：辛灏年答问会对象绝大多数不是法轮功学员）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