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8日讯】最近茅于轼因为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受到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毛左派的猛烈攻击，据称全国已经成立了多个公诉团，准备对茅老提出公诉。
我想用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茅于轼老先生的敬意：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茅老于轼，当之无愧可以列入上述，是中国的脊梁。
对于茅于轼的理论和观点，有过一些了解，诸如“10亿 亩土地红线”、“经济适用房不建厕所”的说法都曾掀起悍然大波。这些论点，乍听来，好像确实有些离谱，有些违背常识，离经叛道。其实，这是一个对中国国情 和人情世故有着深入了解的老人，着眼于解决种种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绝非那些坐在书斋里，照搬书本理论教条的人能说出来的。
例如，关于经济适用房，茅于轼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建厕所”。有些人一听这话，立刻勃然大怒。你茅于轼也太不把穷人当人看了，难道穷人就不应该住有厕所的房子吗？
难道这真是茅于轼的本意吗？
其实不然。茅于轼的本意是，在中国目前没有对公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的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已经成为权力阶层获取不当利益的又一各工具，开着宾士、宝马住经济适用房的现象不绝如缕。既然无法从制度上控制经济适用房落入富人之手，便考虑从技术上防止富人抡购经适房。
茅于轼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为富人说话的少，办事的多；为穷人说话的多，办事的少。所以我选择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这话有点意思。
富人、穷人、说话、办事，四个词语，不同的排列组合，勾勒出当今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生存空间。
富人，在时下的中国名声不太好（封建时代虽然也不太 好，但比现在要强多了），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历史观念，“为富不仁”的帽子早就搁在那了；建国后几十年的妖魔化，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已经把富人的 形象在国人心目中定型了。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万元户”很是光彩了一阵。但随着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暴露，社会差距的加大，富人又一次被推到社会审判席上（虽然富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这里捐款，那里捐物，但好像没多大作用）。现在，大部分社会民众，包括部分学者，认为改革难以纵深下去的阻力，就 是官商勾结，既得利益集团。看看现在反腐倡廉的小说、影视，基本情节必定是企业家（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民营企业家）和腐败官员勾结一起，大肆鲸吞国家和社会 财富。经过这样反复渲染，奸商的嘴脸就愈发凸现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能站出来为富人说话，辩解，是需要很 大的勇气的，一不小心，就要落得个全民公敌的下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替富人说话的人少了。只用那些站在民族利益立场上，希望中 国富强，希望改革开放深入下去，以理性和务实精神看待社会的人，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为富人代言。
由于体制改革的不均衡和政府机构改革的不完善，整体大 环境存在问题，有些富人，为了把企业发展下去，自觉不自觉地为官员、学者提供好处，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当然，也有的是企业家主动行贿， 为自己不法活动寻找保护伞）。而许多官员、学者，表面上对财富不屑一顾，清高的很，但暗地里为富人忙，跑前跑后，不过是为了在盛宴上分得一杯羹罢了。
反过来，替穷人说话，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何门 何派，都会得到喝彩。在古代，这叫为民请命，是要上史书的，像海瑞、周顺昌那样。在现代，这叫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乌纱、光环都会接踵而来。在 过去，为穷人讲话可能还会有点麻烦，现在是讲的越多，博得的喝彩声越大，乌纱帽也就越大，光环也就越大。所以，当今为穷人讲话的特别多，甚至杀富济贫、吃 大户的腔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不是反对为穷人说话，我们反对的是仅仅说话而没有实际行动，口惠而实不至。像茅于轼老先生那样，办学校，设立小额贷款，出力 费时又不会产生轰动效应，所以许多嘴上高喊公平、正义的人是不会去做的，从这里人们也能看出这些人的嘴脸。
只有站在理性的立场上为富人说话，才能鼓励富人继续创业，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富人，最终增加社会财富总额；只有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为穷人办事，才能逐渐缩小社会差距，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使更多的穷人成为富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善哉！壮哉！茅于轼，中国的脊梁。
──转自网易《逆行斋主》博客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