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6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一九三六年是父亲的第五个本命年，按中国的十二生肖这年属鼠。就在这年的四月六日零点我出生了，一只六十岁的老老鼠生下了我这只小老鼠。传说属鼠的人形象思维特别敏锐，艺术想像力非常丰富。也许是这样。幼年时期的父亲就学习四川清音，吹拉弹唱样样都会，而且兴趣很浓，学得很好很刻苦。比如说学弹三弦琵琶这样的弹拔乐器轮指很难学，他常常给我讲，那怕是数九寒天也要把手指浸泡在冷水里将手指冻僵之后才开始在琴弦上练习轮指，一直练到手指发热非常灵活，然后又将手指浸泡在冷水里冻僵后再练。一个孩子能这样酷爱艺术恐怕就是因为他属鼠。那么我这只小老鼠呢？我酷爱绘画，孩提涂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得最多的是川剧舞台上的脸谱、盔甲、刀枪棍棒、打打杀杀……。难道这真的就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属鼠人的艺术天分？
父亲出生在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的蓬溪县城，青年时期入伍当了清兵。记得小时候他最爱给我们子女讲他当清兵的故事：八国联军把慈禧老妈儿赶到长安（今日西安），他正在长安参加了接驾队伍，手持大刀，保驾护航。迎接的百姓跪爬在地上不许抬头看慈禧，要是谁抬头看了一眼，护卫清兵就用大刀将人头砍下，然而父亲没这么干，而是用刀背将人头按下，并小声说龟儿子的不要命啦。现在看来，这是父亲在教我们做人要善良，不能作恶。
清朝末年，父亲在重庆做水上稽察。满清覆没便解甲学艺，就在重庆老字号相馆“留真照相馆”学照相手艺。在重庆期间，父亲还与川剧班子、曲艺界艺人广交朋友学习技艺，算得上是个票友。民国三年，父亲学成照相手艺后就离开重庆到距重庆不远的北面小县城邻水县去开了该县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照相馆——“湖春相馆”。当然，这事儿也写入了“邻水县志”。
由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照相馆，人们感到新鲜、稀奇，甚而还有点神秘：啷个卡嚓一声就把人的影子活灵活现的弄出来了呢？当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加上父亲喜爱“玩艺儿”（即川剧坐唱），县城的琴棋书画家们几乎都成了他的朋友，上至县府党部当官的、下至摆摊儿要饭的他都交往。不出三年就发家至富了，甚而嗨上了袍哥，当上“仁字号”的舵把子的大爷，小小县城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李照相、李大爷，用现在的话来说“着实火了一把”。然而令父亲遗憾的是，发了家致了富结了婚却没生子！在那个年代那个社会，把这视为断子绝孙的大事儿。可父亲却不以为然，照样乐呵呵儿。没有亲生孩子，就把老家他哥哥的儿子抱过来当亲儿子，取名李文达，教他照像手艺，还教他吹拉弹唱，拿现在政界的话来说就是培养接班人。可是，这个接班人不争气，当他把班接过去之后就腐化堕落，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来。父亲一气之下，把这不争气的败家子儿赶出了家门。如果联想一下现实，不少腐败官员甲地翻了船还可以调到乙地去继续当官儿，父亲这种做法似乎太绝情了。不！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在正与邪、善与恶面前，性格决定了他必须选择前者。父亲的性格遗传给了我，所以我要倒霉一辈子，幸好父亲所处的社会不同，他这种性格在那个社会很受人尊敬！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段后期，在朋友们劝说下就与我的母亲结婚了。用毛泽东的阶级划分法，我母亲是祖祖辈辈的贫农出生，而且家在离县城很远的偏僻乡村。母亲的大姐早已进城立家，是她看中了父亲由她作媒把比父亲小三十来岁的幺妹嫁给父亲作小老婆。大老婆因为不生子也无话可说。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生下了我们五个孩子，前三为男，后两为女。我是老三，老二和老五出生没几年就夭折了。这时大妈起了私心，就背着父亲在她乡下的亲戚处买田置地，当然是很少的。所以解放后被划为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家庭成分。按当时的政策这本不属于地主阶级，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在批判我的大会上，那些吹牛拍马、阿谀奉迎的小人们就大喊大叫：“李文书！！！你这个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孝子贤孙，胆敢借大呜大放之机，恶毒攻击代表我们共产党的剧院刘院长、付秘书是玩弄漂亮女演员的花花公子、大流氓……”当然，这么一改，不就罪大恶极了么？不就有了阶级本性、阶级根源了么？不就很合符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了么？可笑！可鄙！
一九三七年，抗战暴发国难当头，家境也渐渐衰败。我父亲不是那种发国难财的东西，所以我的童年过得是清苦的，而不是那些马屁精先生们所批的那种公子哥儿生活。幼年时期，父亲就要我像他幼年时那样学吹拉弹唱，到了少年就要我学照像手艺。我学了，而且有兴趣，学得像模像样儿。比如说，十天半月父亲的玩友们要聚在茶馆喝茶、吹牛、弹弹唱唱，就让我去唱上几曲，我也很开心。又比如说，我上小学时期，家里有了照像生意，就到学校来叫我回去，干什么呢，就干“对焦”那点点事儿。因为父亲年纪老了眼力昏花对不准焦距。为这事儿父亲给学校交涉好了的，不管上什么课、什么时间，只要生意上门就把我从课堂上叫走，对好了焦又返回课堂上课。尤其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不久国共两党发生内战后，国力更加破败，民不聊生的年代，家境走入了贫困，我几乎是担起了家庭重担：担水、挑煤、打柴、照相，还要上小学等等。也好，一九五八年我被送农村劳动改造时就用不着过劳动关啦！此是后话。也许大家要问，这时你大哥上哪儿去了？上中学去了，是住读。父亲的安排是：大儿子主外，小儿子持内，继承他的事业。到了解放前两三年，家境无力支持大哥继续上高中，就到邻水县最好的小学“鼎屏小学“当教师，也可帮帮家用。当时大哥才十四五岁！成绩很好，完全可以升高中的。大哥也爱文学艺术，记得寒假期间每到晚上，一家人就围住火堂听大哥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他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津津有味。可惜呀！！！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夺去了他的双腿，下肢终身瘫痪！那时他才二十多岁。详情后述。
话到这里，得说说两位母亲：我的生母走得太早，年纪轻轻嫁给父亲后，接连生下五个儿女就去逝了，所以印像不深，只记得她是大口大口的吐血死的。那天晚上，只有我同她两人住在正街的铺面房子里，其他的亲人全在离正街铺面有二三百米远的后街李家祠堂大院儿，等我跑去把全家人叫来时，母亲已经滚下床来倒在地上一滩血泊里，没有了呼吸。当时我不到十岁，最小的妹妹才一岁多。在我模糊的记忆里，母亲是位很美的乡村女子，到了李家，除了接连地生孩子还要操持全家的家务，活得很苦。我的结论是累死的。大妈是个很精明能干的女人，她学会了照相的全部手艺，暗房工作几乎全是她干，这个家好像是由她做主，她是当家的，而不是父亲。父亲也乐得，他就有更多精力和时间交朋会友吹拉弹唱了嘛。我的结论：父亲是玩家，大妈是实干家。连买田置地那么大的事儿，父亲居然不知道。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大妈的一幅放大彩色相片（当时没有彩色胶片，是父亲在黑白正片上着的色彩），她面带微笑，从头到脚全是清末民初贵妇人的打扮。姿色、气质、体态……用现在的话来说完全是一位女强人的肖像，而且没有一点暴发户的感觉，一句话没有现在暴发户女人那种俗气和丑态。然而，就是这个大妈顶替了父亲“地主阶级”的强加罪名，土改时被农民押解到乡下去挨斗，受吊打、罚跪、背石磨等等苦刑，好在这些农民中多数是她的亲戚，给过他们好处，所以没有下最毒的手，也就是说没有把大妈整死。那么大家要问老老鼠上哪儿去了？死了！
一九四八年前后，国共两党内战打得火热，山河破碎民怨声声，小小邻水县城就因为背靠华蓥山，山上有支共党游击队，国民党的罗广文部队就进驻邻水县城上山缴匪，搞得人心惶惶。记得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一次就抢决了十六人，五花大绑背插死刑标子牌，由罗广文的正规军，也就是作战部队而不是地方警察，荷枪实弹解押着这十六人由北门至西门游了全城主干街道至西门外公路旁全部枪决。人们传说十六人中有一对夫妻，是共党游击队的，女的肚子里还有胎儿。爱看稀奇的大人小孩跑去公路旁玉米林偷看枪杀后的尸体，我和几个小朋友也跑去看了。有几个大人指着那具女尸喊叫：快看快看哟，那女子的大肚子还在动！唉哟！真是惨不忍睹。那时邻水百姓对共党知知甚少，几乎都称华蓥山游击队是土匪。所以在人们的意识里共匪共匪就是拦路抢劫的土匪，对那对夫妻一点都不同情，甚至还指着那对夫妻的尸体漫骂该杀该死，反而对十六人中那位县城的大流氓黑帮头子很同情地说：这个余大汉杀了可惜了哟，多讲义气的一个好人哟，可惜了！可惜了！边说边流泪，还有人给他烧钱纸当买路钱，给他收尸。
罗广文进驻邻水是来剿共的，一年来杀了不少人。真正的共党没杀几个，多数还是逼上梁山的“棒老二”——土匪头子和所谓的地坯流氓，只能说是不守本分的贫民百姓。尤其在邻水小城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紧接着一九四九年底邻水解放，到一九五0年初搞清匪反霸，又是格三差五地杀人不断。从没有跑掉的县党部书记、恶霸地主杀到土匪、乡镇长、甚至还有保长。我有个同学的父亲长得很帅，高高大大，还带头组织百姓唱唱跳跳地迎解放，十几天后就被解放军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枪毙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是“远征军”。抗日战争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赴滇西南打日本鬼子的远征军，难道是反动的该杀的吗？事隔六十年后的今天才为”远征军“正了名，而且还是由民间思想家发起的，真是不可思意的怪事。古话曰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有什么不可思意呢。由封建暴君主政的社会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在这段乱世里我的父亲，那只老老鼠又是如何呢？有两件事至今不忘。
一件事是：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急急忙忙在国统区抓壮丁，发展国民党员近乎疯狂。父亲嗅到这是难遇的商机。因为新入党的党员要照登记相，上千上万名新党员都要照登记相，在一个小小县城难道不是一笔大生意吗？父亲就带着我抱着琵琶月琴，提着礼品盒前去县党部书记家登门拜访。这位书记姓吕，文化修养高，艺术爱好浓，他对父亲早就闻名且早有交往，对我也喜爱。我们父子就用弹唱开头，唱到吕书记兴致勃勃加入其中，然后再停下来谈那笔生意。在这种气氛下生意自然就谈成了。从县城到区乡全县党员登记相由我一家相馆包下来。父亲当然很高兴，告别时就将那盒礼品亲手交给吕书记。当然，那盒装的礼品不是食品而是钞票。这同当今社会官商的行贿，一个在六十年前一个在六十年后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谈起照这个登记相，现在看来很好笑也很好玩。就是把那些新党员弄来排排坐，每人胸前贴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端端正正坐着，傻里吧叽望着镜头，一看就是一群素质极其低下的宝器。这或许就是中国执政党的通病，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开口就说我党党员已经超过了多少多少千万来引以为豪，但以数量为荣不可取。记得前不久CCTV新闻台主持人访问出版总署总头目，他洋洋自得地说：我们中国已经是世界出版大国，数量占全球第一位，远远超出美国。主持人反问一句：质呢？总头目一下子表情僵硬，结结巴巴地说：唉……这个……当然……不高，不如美国……我们会努力赶上的等等。请问，所谓的出版大国，把不少垃圾读物也拿来充数争当世界第一，这能算第一吗？亏这位总长还说得出口，吹牛可耻呀总长大人！把子扯远了，把半个多世纪前国民党最腐败时期发生在小小县城的事情来比喻当今社会现象，似乎有点不识实务。不说了，还是回过头来接着说说父亲的第二件事。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蒋介石输定了，罗广文剿匪也不成功，奉命开往广安。有一位连长是岳池县人，喜爱四川清音，经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唱上几曲儿，记得他是用窄音，就是女声，高八度，唱得不错，父亲喜爱。临到部队开跋的前一天傍晚，跑进我家请求父亲把他藏起来，他要开小差。父亲答应了。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罗广文恐怕也无心思清理逃兵，过了三天安然无事。父亲就给他路费回岳池老家，祝他一路平安。这事儿在当时可不是小事，窝藏逃兵是要问罪的，要担很大的风险。但是父亲义不容辞，成全了那位连长。这事儿也说明了父亲是个不过问政治的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大军逼近邻水，为了躲避战乱，父亲把我们子女带到乡下去，只留下大妈看家。月底邻水县城和平解放，不见枪声只有百姓欢天喜地迎解放的锣鼓声。改朝换代，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然而父亲并不喜，而是成天闷闷不乐，终于在一九五O年一月，一场普普通通的感冒病，不到六天就结束了他的生命。老老鼠安祥地走进了他所向往的凤凰涅槃。父亲的死，我使终不能相信是因病而亡，至今我都认为他不想活了，借感冒病叫他的医生朋友用了不该用的药，提前结束生命。一句话他想死。父亲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改朝换代在一个封建帝王统治的国家的残酷，对共产党也多少知道一点，不想给子女留下暴尸街头的恐惧。一个县党部书记，一个远征军士兵都要弄出去枪毙，难道当过袍哥大爷能逃脱吗？尤其经过文化大革命看到我们文工团两位年纪轻轻的女演员就因为父亲被共产党镇压，成为关管杀子女划为“四类”，同我们这些老犯“四类”关在一起写检查，挨批斗，我心中暗暗感激父亲自己走了，没给我这个小右派再加上一个关管杀。老老鼠真可谓是识时务为俊杰呀！
老老鼠遗传给小老鼠的正直不阿的个性，从善厌恶的作人，酷爱艺术的天才，使我终生受益也受苦，毕竞两只老鼠所处的社会有着本质区别，两样天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