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9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12月3日
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
博古住在东门外他的印刷厂附近。洛甫和王稼祥住在杨家岭，朱德和叶剑英在王家坪。
凯丰是晋西北分局党委书记，反苏分子。是个相当古怪的人。
江青非常友好。她经常拜托我们，并邀请我们去骑马。
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蘋。
她告诉我们，她1912年出生在山东诸诚一个穷苦人家。早年丧父，母亲不得不靠帮佣为生。她很疼爱江青，用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女儿上小学。
江青17岁时进入山东省立中学，改名栾淑蒙。 1929年她转入青岛艺专，决定从事戏剧工作。据悉，江青在她的事业上得到过一些有势力的保护人的帮助。
比如，1934年她同富有的黄敬一起迁居北平，在北平遇见彭真，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代中国作家写的剧本上演时，她往往扮演贫苦农妇。
后来，她随山东师范学校的王来天(译音) 教授到了上海。
这位教授设法让明星电影公司跟她签订了合同。她演过一些抗日爱国的影片。
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前，换过四个保护人。每换一个，她在等级社会的阶梯上就爬高一步。
但这无论如何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
江青总是那样和譪，健谈。
我们对她已经形成了一定看法，但不是她想让我们接受的那种看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除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7年，江青随一批演员到了重庆。1939年出现在延安。在这里，人们把她当作真正的电影明星，她可是飞黄腾达了。
她丈夫的全部机要通讯现在都归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计划。康生很看重她。总之，她是她丈夫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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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至今还是阳光闪耀， 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我穿着棉衣。在太阳底下热得出汗，在阴凉处又冻得要死。
夜间，气温降到零处以下。空气清新。
窑洞尽头的角落里放着一瓶酒。这种烈酒是招待客人的。为了保存好，每次打开后我都用蜡封上。
密封瓶子里的酒不断减少，最怪。
1942年12月6日
“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地位极其牢固，因此，中国红军无法进入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包围城市，然后夺取这些反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是中共的骨干力量。农民，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这种理论的后果已很清楚—城市革命活动急剧低落下来，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
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
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
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