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日讯】六四事件二十二周年临近，北京的天安门母亲组织星期二发表祭文，揭露中共当局自2月以来，多次私下接触个别难属，试图用钱解决六四问题。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对本台表示，这是对六四亡灵的亵渎，也损害了“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另一位母亲徐玨日前被公安警告，不得出门祭奠。
本周六是“六四”22周年，天安门母亲组织周二发表的这篇年度声明，这是改以祭文方式发表的第二年个年头，题目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文章发表在天安门母亲网站，并有127名难属的签名。声明称，今年正当北非、中东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迎来了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22周年纪念日。我们作为这场运动的死难者亲属，回顾当年那旷世劫难的惨烈后果，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其痛。祭文回顾了1989年6 月3日和6月4日，中国军队扫射、追杀学生和市民，到目前为止，记录下了203位“六四”死难者。同时批评当局对难属们的呼声置若罔闻，拒绝有诚意的对话。
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星期二对本台说：“我们迎来了亲人遇难的22周年。在祭文里面，我们首先要表明我们对中国的八九，对六四大屠杀的态度。写这段的时候，我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八九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年的学生和市民和平的表述他们的诉求，’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新闻自由’等等，得到的是政府血腥六四大屠杀”。
对于文章还揭露，今年2月下旬“两代会” 召开的前夕，竟然由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找到居住在该区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属，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不谈“公布真相”，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丁子霖说，首先，面对现在恶劣的人权状况，这是今年必须要发出的声音：“第二，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从95年以来我们难属群体向当局提出要求对话，提出我们三项诉求，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始终没得到过任何回应，但是偏偏在今年，在茉莉花行动之后，在2月20号的上午，北京的一家公安部门找到了我们难属群体里面的一家难属，来表示关心，来声明（是）个人，不是代表任何人，只是和这家难属进行私下沟通。对方一不谈真相也不谈追究，就问多少钱能解决六四问题”。
丁子霖说，当局已连续四个月找该难属，表现出一种异常急迫的心情，而天安门母亲们的态度很明确：“但是我们必须严正指出，第一，我们不能认同来人的身份，他的身份并非政府的哪一个相关部门，而是由这二十来年一直监控我们的公安部门，这不能表示政府的诚意。第二，解决六四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够用私下沟通解决，不能用暗箱作业，要谈就要光明正大。第三个我们不能接受的就是，只对个别人，个体，不对群体，这也是我们不能认同的”。
丁子霖说，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在亲人的尸体堆上站立起来的，她要求当局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当年屠杀我们的亲人，我们亲人遇害是你政府行为，就问多少钱来解决六四，能接受吗？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亲人亡灵的亵渎，对我们难属群人格尊严的侵犯。我们早就说了，六四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共产党你应该学得文明一点”。
另一位难属张先玲说，希望政府和天安门母亲展开真诚的对话：“现在悲伤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我们是需要抗争，需要解决问题。作为政府来讲这么多年总是充耳不闻，在那儿掩耳盗铃的过日子，我看他也不好受。有什么问题咱们一直期盼对话，现在是对话的年代，都可以坐下来对话嘛。”
记者：“准备什么时候再去祭奠自己的孩子？”
张先玲：“6月4号。在我们万安公墓安葬的六、七个人吧，家属都是在那天一起祭奠的。”
不过，另一位家长徐玨，上周遭到公安多番警告，禁止她外出祭奠：“上个礼拜警察已经到我家来了两次了，电话也好几次了。他明确的宣布，今年上级要求我不许出去祭奠。简直是没有道理跟他们讲。我说为什么？他说是上面定的，在这个期间我们都有警察在你周围”。
徐玨认为，受茉莉花革命影响，当局非常紧张：“今年比往年看得都紧，看的时间也挺长，并且白天黑夜的看着。感到非常气愤，我们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我们亲人给你们杀了，还不让我们去祭奠，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说我们不管，上面要我们看着，不许你们去”。
她还说，此举也代表当局心虚：“他们太害怕世界正义的力量了。他为了巩固他们独裁的统治，不敢有半点新的想法，所以能拖就拖。他们不想为真正历史正义的事业做出一点贡献，也没有任何的真正为正义事业奋斗的胆略，只能看到他们很渺小”。
本周六，香港支联会将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届时将播出丁子霖的一段录音，她说届时会告诉参加者：“我要告诉关心我们的同胞们，也告诉中共当局，天安门母亲既然站起来了就不会趴下去，我们是打不散，压不垮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