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2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子纯，辛勤报导）在辛亥革命百年来临之际，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美国费城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分为四个主题展开发言和讨论。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先生；原天津经贸委主任、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炜先生；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辉先生，和独立学者顾建中先生分别做了主题演讲。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和讨论。下面是吴国光先生的主题发言。
《民变引发官变-浅谈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
非常感谢李进进会长和王书君秘书长的盛情邀请，感谢他们组织这么一个研讨会，我觉得非常及时，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很高兴见到很多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今天我想谈的题目，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路径。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就是寻求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我们也知道，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也是因为寻求政治变革，被刚才李进进会长讲到的这个共产党的绞肉机，排挤出来，下了台。政治变革这个事情，我喜欢用一个词，说它是中国的一道窄门。那么中国现在呢，经济越来越发展，国力越来越增强，这个体格越来越胖了，过窄门就比以前更难了。从辛亥到现在一百年，胡耀邦去世已经二十二年，赵紫阳去世也这么多年了，中国一直还没有能够实现宪政民主。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这里这些人，从二十几岁开始追求宪政民主，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也差不多过去了，那么还能不能看到希望呢？能有什么样的希望呢？中国能不能走上政治变革的道路实现自由民主呢？会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如果会出现政治变化，会是什么样的道路？我想结合对于辛亥的回顾，对于胡、赵影响的这样一个检视，讲几点想法。
第一点想法，是关于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变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出现政治变革？如果有政治变革的话，会从哪里开始？根据胡、赵的经验，很多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新的改革派领袖上。这个，其实呢，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显示了，在二十二年前，中国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化这样一个希望，已经破灭了。只不过是呢，人们的认识滞后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很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还有人寄希望于温家宝也好，或者是下一代的习近平也好，我的看法是，这个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出现政治变革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领导人，而在于中国现行模式的失败。中国的现行模式，在世界上现在是很受追捧，特别是西方各国的资本家、西方各国的政府，他们在追捧。中国当局当然更是不断自我吹捧，自吹这个所谓盛世。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二零零九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都是这样一个调子。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的这样一套制度，这样一种游戏规则，这样一个发展模式，使这个民族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刚才李进进会长特别强调了良知、道德的代价，那么当然还有环境的代价，资源的代价，还有社会代价，包括高度的贫富分化。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代价，不仅仅是贫富分化。比如说，社会越来越缺少纵向的Mobility，底层的人越来越没有希望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中国的“两会”上，竟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然公然讲农村人就不要上大学了。幸亏我生在五十年前，要不然的话也没机会上大学了。
这样一种模式呢，我前两年这样概括过，讲它是“两个不惜代价”，一个是不惜代价发展经济，再一个就是不惜代价维护稳定。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要用对于所有这些代价的这个巨大消耗，来使中国国力增强，来维护现在这样一个专制制度的合法性。这种增长模式，在最初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感觉到它的代价，那么现在这个代价就越来越显现出来了。中国的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就是一个表现，越来越造成民众的不满。还有环境问题，这还不光是空气污染了。比如说像去年甘肃的这个泥石流，它发生之后，当时中国有关部门就在全国做了地质调查，发现有可能发生这种灾难的隐患的地方有几十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隐患呢，调查发现，很多都是由于不惜代价的进行经济开发所造成的。像这样的情况，都是直接地危害民众生命财产的起码安全的。这些东西呢，我的看法就是，带来的就是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经济虽然发展了，整个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中国大多数的民众要承担这种繁荣所付出的代价。
这个不满意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中国有一种事情，叫做“群体性事件”。我对中国共产党创造词汇来掩盖事情本质的这种能力，还是有些佩服的。不过我还是喜欢用一个传统的词，这个词更能显示这些事件的本质。这个传统的词叫“民变”，就是老百姓发生了哗变、要搞搞事情。现在这个不满意就导致民变不断发生、到处出现。我们看到，持续民变也是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就不断出现民变，包括像保路运动这样的大规模的民变，那么最后是发生兵变，就是辛亥革命了，在武昌首义。我们也看到，中国在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时代的这个改革的成功，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也是有很多民变。安徽小岗村的这个事情，也可以说是民变，那也是老百姓不愿按照政府过去所设定的这个游戏规则玩下去了，他们要采用另外一个规则，就是包产到户。那么一九七零年代末期的“四五运动”，那当然更是民变。还有这个“民主墙”，也是民变。甚至包括像当时大规模的知青返城，这些事情呢都是民变。就是说，老百姓对于政府强制要他们玩的现在这个游戏规则，对于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非常不满意，因此采取行动，要求改变，这就是我所讲的民变。
那么，我们看到呢，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变，最终导致了武昌兵变，发生了辛亥革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系列民变，就给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内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创造了社会条件。那么，现在这个原有的这套制度，原有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它其实是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种种问题。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这个政权你解决不了、解决不好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民变。这就是说，中国的希望在于老百姓身上，在于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在现行模式下是被剥夺、被剥削、被压迫的，所以他们要求变革目前这样一套游戏规则。这样的民变，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这将导致中国必然出现政治变革。这就是我今天要讲 的第一个看法。
民变一旦出现，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那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这主要关乎菁英对于民变的态度。我们看到，他们最常采用的就是镇压。辛亥革命之前，我们看到的有像黄花岗这种镇压，七十多名烈士在那里牺牲了。我刚才讲到一九七零年代末期也出现了民变，当时也是首先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一九八零年代的末期，民变到了最高潮，要求政治制度变革，那就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镇压。用镇压来抗拒民变，来保持现有制度，来维护现有政权，来延续现行模式和现行规则，这是当权者的本能反应。现在我们看到，随着阿拉伯革命的冲击波开始在中国小小地体现出来－－这个实际上在当权者之中的体现比在民间的体现更大。你看当局的那个非同寻常的紧张，那是阿拉伯革命冲击中国的最大的体现－－当局就开始了最近一系列的抓捕行动，一直到一个月以前把艾未未逮捕。这都显示了镇压的这样一个思路。
镇压也许能够对付某个民变事件，但是，镇压并不能够解决引起民变的那些问题。即使对当局来说，镇压也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要想解决问题呢，那么，菁英中有一些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可能就会对于民变采取另外一种态度。这就是顺应民变、顺应老百姓的意愿的态度，甚至自上而下地抛开当前这套游戏规则，采取变革的措施。我们看到，胡耀邦对“民主墙”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他对“民主墙”是同情和支持的。前几个星期，我刚看了一本书稿，是“赵紫阳四川改革纪事”。这是当时在四川的一个文革当中的大学生领袖蔡文彬编的。蔡后来当了四川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赵紫阳在一九七五年到四川主政以后，和他有合作，那么到后来呢他被当作“三种人”清理，这个是赵紫阳离开四川以后了。他采访了和组织了几十位当年参与四川早期改革的人，纪述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九年赵紫阳在四川推行改革的一些试验。我看这个书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赵紫阳没什么其他的高招，他就是顺应民意。老百姓说吃不上饭，他就说那这个事是最大的事情，要解决这个事。我看到一个细节说，当时外贸方面收购茶叶，外贸那时是独家拢断的，农民去送茶叶，这个外贸就压价，农民非常不满意，有一个工作队员反映到省委的会议上来，赵紫阳当场就说，你们回去告诉农民，如果外贸再压价，你拿扁担打他们。一个省委书记可以说出这种话来，这是支持民变、鼓动民变啊！老百姓你不满意，你干脆拿起扁担去揍那些外贸人员不就完了吗？一个省委书记能说出这种话来，可见他就是尊重民众的权利，顺应民众的意愿。我们看到，中国农村改革的顺利成功，就是对于安徽小岗村这样的包产到户，当地干部采取了顺应的态度，开始是装着看不见，实际上是容忍默许，然后呢进一步开始鼓励，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就会出现改革。但是呢，这种明智的态度在精英中往往并不多见。他们宁愿采取镇压的办法，而镇压呢，开始也比较容易成功，成效甚至比较明显。而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镇压并不能解决那些导致民变问题，所以，尽管你去镇压，民变还是有增无已。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当局一直在强化镇压，但是民变是在不断增加而并没有减缓。这种情况下，精英总体上不肯顺应民意，那往往会有个别精英人物看到了民意，要顺应民意，这就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了，这个就导致出现菁英的分裂。
为什么菁英会分裂呢？统治者怎么会分裂呢？就是因为民变的增加，使得精英中有些人认识到，过去的这套玩法越来越玩不下去。这里面，民众不满的程度、民变的持续高涨，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讲话，如果你们现在有人起来举手说：哎呀，你讲的不好，你下去好了。如果就你这么一个人嚷嚷，我就说：Shut up，你坐下，我还要续继讲。这就什么都没变。台上的人也都会说：那个人你干么的，你不要讲，你不要闹。那么，如果现在你们不断的有人站起来这么讲，那么台上这些人里，也就会友人说了，这个搞法不行的，你吴国光算了吧，你一边待了去吧，你这个弄法根本就不行的。这就是说，民间的压力要到很大的程度，才会促发精英内部开始有人反省目前这套搞法，才会迫使精英内一些人不再迷信镇压的成效，才会导致菁英的分裂。这也是民众教育这些统治者的一个过程。
当然，菁英内部的分裂呢，也不一定总是出现有民主理念的人，也不一定要是有改革或者政治变革理念的人。他可能是野心家，是机会主义者。就像刚才说的，你们现在反对我在这里讲，那他本来就想讲呢，逮着这个机会就把我掀到一边去了，他自己取而代之。这个并不可怕，他也同样有利于促成政治变革。这样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袁世凯嘛。辛亥革命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话，也不会很快成功的，对吧？因为袁世凯率兵从北京来了以后，就在那里屯兵不进，在那边观望，那辛亥革命就比较容易成功了。袁世凯是野心家，是机会主义者，但并不妨碍他对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几乎是其他人没有办法代替的正面作用。
我认为，就中国目前状况来说呢，如果说，一九八九年以后，大约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有这么二十年，中国统治菁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不管内部如何为了分赃而斗来斗去，但是斗而不破，有一个基本底线，那么现在呢，以二零一零年为标志，这个共识开始破裂。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破裂，但是破裂的种种迹象开始出现。大家现在很喜欢谈薄熙来，这个薄熙来实际上就是菁英共识出现破裂的一个标志。他知道，按你现在玩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话，就他个人来讲，正常来说得不到什么更大的好处了。那他怎么办呢？北京一些朋友对薄熙来的评价是，说他一只眼睛盯着常委，另外一只眼睛是盯着另外的东西。他们没有把这个话挑明，我的解读呢，就是说，薄熙来一只眼睛盯的是在现行体制内再上层楼，他要争得中共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这是他的一手游戏；而他也还有另外一手准备，那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行了，那么他可能政治前途更好，他这套populistic 的作为，使他有力量来动员很大一部分人支持他，那么他可以成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的普京。就是着眼体制内的这一块，薄熙来的玩法也和目前这套游戏规则不完全一样。
如果说薄熙来是在往左的方向来突破现行的精英共识，那么，温家宝呢，虽然我对他谈政治改革的那些言论很不以为然，但是呢，坦白讲，我也承认，这也是对一九八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以来的这个政治菁英的共识试图做出一个突破。他是往所谓右的方向寻求突破。和薄熙来一样，温家宝也是诉诸一部分民意。薄熙来看到的民意是怀念老毛，温家宝看到的民意是要求政治改革。他那些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至少意味着，他明白，不搞政治改革，光靠目前这一套，那是走不通的。反正你不要说我没讲政治改革，我知道现在这套东西如果不搞政治改革是走不下去的，没有搞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搞不了，是吧？那我先把话说在这个地方。
我不想夸大无论是薄熙来还是温家宝对现行菁英共识的挑战。但是呢，这个和五年以前、十年以前相比，那情况还是变化了。这个变化就是说，这个菁英的裂变已经在开始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裂变呢？我认为，这就是过去十几年民变在不断增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我把它叫作：民变促发官变。
在实现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菁英的分裂，也就是所谓“官变”，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菁英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掌握了经济资源，掌握了话语权力。如果没有菁英的分裂，完全从底层上来的民变，要撼动现行体制，那是很困难的。但是，民变一定会促进官变。如果还没促进的话，那是民变还不够，民变到一定程度一定会促进官变。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
现在我要讲第三点：出现了这些变化之后，那么会怎么样呢？我们接着说精英裂变，那么，随着形势发展，现在精英中就有人要跳船了。越聪明的菁英，跳船跳得越早。当然，开始的时候，有些聪明的菁英是一只脚跳下船，另一只脚还在船上，脚踏两只船。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说，这种跳船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对，欢迎跳船。菁英跳船越多，那它那个船就越会沉下去。可以说，菁英跳船不仅使得民变促进官变发展到政治变革的一个根本转折点，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它使得转折之后的形势变得比较容易乐观起来。我们知道，在中国，过去的二、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吧，对革命有一种担忧。就是说，中国就是共产党垄断一切，如果现在这套制度垮了台，谁来替代啊？很多民众有这种担心。实际上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变革过程中，必然出现原有统治精英跳船的现象，而这就为共产党之后的施政做了准备。
我们应该看到，那些现制度内的、现在正在统治中国的菁英，其中很多年轻一代，正在等待这个机会呢。年轻一辈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们，他们那个时候会有更好的机会。比如说，现在四十来歳的在中国做到了比如说市委书记的朋友们，我就讲，按照现行这个游戏规则，你觉得你在中国有多大的希望做到总理呢？现在那一套做法，你要去捞钱、买官，巴结上司，还不知道你这个上司明天会不会垮台，你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漏子，总之这个概率是非常之低的，恐怕比那个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但是，如果中国发生民变呢，你跳船，你投机，那你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概率就高多了。对，谁第一个跳船，谁第一个投机，谁的概率就最高。你越是有基层治理的经验，你的概率就越高。不要说他们是野心家，说这是在鼓励这种野心家；政治从来不讨厌野心家的，问题在于政治家按照什么规则去实现他们的野心。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就是，你不是有野心吗，你不用去巴结上司，你也不用去搞别人，你要去争选票，你要拍老百姓的马屁你的野心就可以实现了，那么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子。
所以，变局一旦出现，那些人本来都等着呢，就会起来和民众一起，推翻他们的那些不肯跳船、坚持共产党专政的上司，要上位呢。他们一旦跳船，就不再是共产党官员，他们就必须迎合民意。这是问题的关键。游戏规则改变了－－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改变了，就是制度改变了。在新的制度下，昨天的共产党官员，政治裂变过程中的这些野心家，就开始望老百姓那里看。借助他们的治理经验，制度变革之后的中国政局也会相对比较平稳。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的一个基本路径，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一点乱子都不出的。有点儿乱子并不可怕。其实不必要害怕混乱，甚至也不要害怕军事政变。我当然不是讲中国有军事政变的可能，中国政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读关于民主化的书都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全世界第三波的民主化，是一九七四年从葡萄牙开始的。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号，半夜十二点二十五分，葡萄牙各个电台播出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就是葡萄牙军队发动政变的信号。那么，葡萄牙军队马上就占领了重要的部门，从邮局到报社到电台到政府部门，就发动这样一个政变。到了天明，第二天上午，民众就上街了，上街是拥护军人政变，要求专制者下台。然后，到了下午，专制者就下台了，第二天专制者就飞走了，流亡了，葡萄牙三十多年的专制政权就这样结束了。
当然，接下来是十八个月的混乱。在这十八个月当中，葡萄牙换了六任政府。我预见，中国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深刻政治变革，也会出现可能五年内换十个政府这样一种现象。这没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了，因为共产党现行的这套东西欠中国人的帐太多了。它欠了中国人这么多帐，可现在这套制度下谁都不敢起来要账，共产党在这里按着，你要账共产党镇压你啊。民变就是要账。等那一天你民变成功了，那么新的民主政府上台，中国老百姓就天天上街示威，要求还账啊，还账啊！这个帐是共产党政府欠下来的，但是新政府是要还的，因为政府是有连续性的，不能说我是新政府他是共产党政府，他那个事我不管，你找他去，这个不是负责任的政府，连共产党签的国际条约你都要承认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每个民主政府在民众压力下都会努力去还账，但是这个帐太大了，不是很容易还上的，所以一个政府上台搞了三个月、半年，可能只还了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五的帐。老百姓不满意，那个时候他们不满意可就能随时给政府施加压力了。压力太大，这个政府下台了，然后第二个政府上来，又是三个月或者半年，非常努力，又还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的帐，但是老百姓还不买账，只好又下台了。经过五年的几届政府的这种努力，十个政府可能还掉了百分之三十、四十的帐，老百姓说可以容忍了吧，下面慢慢来吧，然后这个中国就稳定下来了。
如果是这个情况，我要说，不要害怕这五年的混乱，因为这五年不是无政府的混乱，这五年只是民众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使得新政府不得不按照民众的要求去进行下一步的施政。这个前景并不可怕。可怕不在革命，可怕不在民变，可怕不在老百姓上街。可怕在于这些东西都在维持稳定的名义下不断被镇压下去，现在这个模式持续进行，那它就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大的危机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本来还想讲两点，现在就简单提一下。一个是为什么大家对革命有这样一个误解呢。你看今年反省辛亥革命，我们在国内的所谓自由派的战友，基本上都是对辛亥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二十年，对革命有一个污名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要对于国内自由派的朋友做一点批评。我觉得，这个思维还是八十年代改革派思维的一个延续。他们没有看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的下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悲剧结局，已经显示这个思路在现在的共产党这个体制下是走不通的。一九八九年这么大的一个事变，对中国和世界有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做了重大的调整，和国际资本相结合，来发展中国经济，这样一个模式，我们没有对这些发展变化做出深刻的反思，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的这样一个思维上。这一点是我最不赞成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再一个，我想激起大家争论的，可能是给我做评论的朋友会批评的，就是，这么说吧，我是比较尊重“毛派”的。我对所谓的新左派非常不以为然，新左派算什么左派？但是我对民间“毛派”的力量抱持同情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现制度有批判。不管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东西，只要他们是对现制度的这套规则不满意，要求改变，我觉得这就是正面的力量。改变了之后，至于将来中国老百姓一旦有了选择的机会，他究竟是要“毛派”的东西呢，还是要另外的东西呢？这个总得让老百姓有个选择的机会。我刚才讲了葡萄牙的例子。其实，葡萄牙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政变成功以后，在那十八个月当中，各派政治力量都有，从列宁主义政党到法西斯主义政党都出来了。这没有关系，这才是政治自由的状态，最后是民众去选择，那就是政治民主。如果中国老百姓最后通过民主投票还会选择“毛派”的话，那也就说明“毛派”的力量在中国比自由派有说服力。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我相信，如果自由民主的力量能够充分地照应民众基本权利的话，未来的有了自由选择权的中国民众就不会这样喜欢毛的那一套了。现在的问题是民众没有这个选择权，重要的问题在于争取这个。时间的关系，非常肤浅地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特别是几位做评论的朋友批评。谢谢。（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听打：童龙 陈韵莲 清德 杨亚伦
校订：吴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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