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6日讯】《收租院》作品的人物原型来自大邑安仁当地农民和刘文彩及其家人。然而，人物真实的背后则隐藏着与历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谎言。大凡了解传统中国的人都清楚，地主乡绅阶层虽然不是大善人，但他们是维护社会生产、治安秩序、公共事业、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如何来的，但缺乏经营头脑、道德节制是难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这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精神存在密切关系，没有道德号召力就不足以维持社会地位，更不能使财富持续增长。这一点，刘文彩与其时代大部分地主富绅不会有很大区别，表明他在掠财和做人均有一套，至少不会是《收租院》里十恶不赦的恐怖人物。如他个人出资 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捐出一千亩田作为学校公产；还修道路、修水利。这些善举在客观上是牛毛出在牛身上，但它证明了大地主刘文彩是极为注重个人威望，在道德行为方面不可能无所节制。刘文彩一生娶有两妻子三妾（原配早亡），比较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权贵及其刘文彩个人的财力权势，刘文彩属于他那个阶层中最低调的。
根据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16组18号的唐学成（77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讲述，为我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你死我活"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第四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你回去吧，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回答"是头黄牛"，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们（还有其他佃农）[1]。
对于懂得经营的地主而言，佃农是一头奶牛，只有给料才能挤出奶水。面对天灾荒年，地主与佃户是连带责任关系，也是地主们需要进行亲善投资或笼络人心的关键时候，从而确立与佃农们的长久关系，并达到树立个人威望的重要方式。这是地主之所以是地主的成功秘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不能巩固财富而又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地主乡绅。传统地主的家道败落，通常归于子孙后代的道德失败，其次是经营不善或兵荒马乱，道德威望地主阶层致富的重要资源。诚然，像刘文彩这样在四川具有举足轻重的大地主，没有军事、政治、黑社会的强大实力，积累那么大家业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刘文彩与弟弟刘文辉的一商一戎的经营互补，使刘家势力在四川如日中天就不偶然了。
史家考察刘文彩的积累财富手段时指出：作为地主的刘文彩不如作为税务官的刘文彩，作为税务官的刘文彩不如哥老会幕后的刘文彩。也就是说，刘文彩财富不光来自正常商业利润，涉足了当时军阀与黑道热中的毒品生意。刘文彩如果限于《收租院》那专门盘剥当地农民，他就成不了四川境内的大地主。必须指出的是，大邑安仁出了刘家兄弟对本地人是非常沾光的，如安仁镇地势高、水源不足，刘文彩和刘文辉发动修建万成堰水利工程，它不光需要人力财力，关键需要一言九鼎的领导人物。因此，当地人在正常时候说刘文彩是"大好人"是正常不过的，决不会出现"冷妈妈"和"罗二娘"所说的恶霸刘文彩。这必须从传统宗法来考量，不论刘文彩有多么贪婪，他还不至于在安仁鱼肉乡亲，毕竟老家是他天然的、最后的、最佳的避风港。刘家兄弟所以在安仁建造公馆庄园，因为基于乡亲乡土的宗法观念，这也是地主乡绅普遍的做法，通过处世为人在乡里树立个人声望。在国共战争最后阶段，即刘文辉起义的前夕，胡宗南入川的清除刘文辉，刘氏家人在家乡人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才万无一失，假如刘文彩像《收租院》里那样遭当地人的仇恨，结果便可想而知。
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安仁当地人在重重压力之下，被迫捏造刘文彩的种种罪状，这一切在文革结束后全部揭穿，唯有当局不肯公开而全面的认错。最典型的有《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十五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把他放了。他不服，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诉，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曹克明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曹克明死前，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伸冤啊！"[2]
从土改到文革中，刘文彩的恶劣形像一步步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风光了十年的"冷妈妈"，她常常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安仁刘氏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水牢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3]
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 “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 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 [4]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1988 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5]
在"收租院"研究者那里得到有关刘文彩的历史资料，包括对土改、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研究，使得刘文彩及其"收租院" 的历史真相逐渐清晰起来，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的集合产物，艺术谎言不过从中表演了一个道具角色而已。其实，从1950至1953年的土改中，便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罪恶的批斗会便推而广之，为随意编造地主富农罪状开了不好风气。随着 1953－1955年农业合作社运动的不断展开，贫下中农出现了抵制政府政策现象，打击镇压便在群众当中蔓延，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 “收租院"和刘文彩的罪状在这种政治环境也随之加深。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的"乘风破浪"大跃进高潮，再到1962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阶段，大邑县人口负增长了65854人[6]。在饥荒的死亡恐怖下，为了编造刘文彩罪行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由于刘文彩是安仁人，无形中加剧当地的灾难，刘氏族人与其旧势力后人成了那个恐怖年代的牺牲品。这次在京城展出的《收租院》系列作品和文献资料，不论是雕塑还是照片，它的确反映了安仁人历经大跃进的政治高压、死亡恐怖的悲惨现状，而不是“解放”前刘家庄园内的故事。
《〈收租院〉真相》一文的作者刘小飞披露：1960年春，当局首先将刘文彩庄园周边的民众从原籍发配到一个叫八管区的地方。这些不幸的无辜者许多就死在那里。文中提到《收租院》里那个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她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暴她。这个在《收租院》里的被压迫罗二娘，1960年前后，丈夫罗吉安饿死，小女儿饿死，大孙子饿死，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四口人。罗二娘的亲侄子，现年82岁的罗大文告诉刘小飞：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清"运动时大邑县朱部长（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朱部长为此还给了罗二娘一座公馆[7]。罗二娘的悲惨命运，使她把恐惧与苦难的伤痛转嫁到刘文彩头上就不奇怪了。
《收租院》系列雕塑作品的横空出世，显然离不开那个极权恐怖的特殊年代。对此，《刘文彩真相》作者在该书的前言开头便说中了关键要害："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 大地主刘文彩尸体就在这年冬天，被人从墓穴里掘了出来，由此"创作"出《收租院》。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办委员会在1958年11月挂牌，到次年中国新年的非正式开馆，仅仅5天活动迎来一万四千余人参观者，它使馆方始料不及，也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威力，从而为《收租院》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极权政治、谎言艺术、饥荒死亡、阶级斗争是这一"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历史实质。
引文注释：
[1]刘小飞《〈收租院〉的真相》
[2]同上
[3] 笑蜀《刘文彩真相》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4]马成广《刘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红旗》《炎黄春秋》14页2003年第9期
[5] 笑蜀《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2出版
[6]《大邑县县志》1983年版，1958－1962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
[7] 刘小飞《〈收租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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