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潘美玲、凌浩美国费城报导）第11届美国器官移植大会（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于4月30日至5月4日在美国费城市中心的宾州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5500多名器官移植领域的医学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在此期间，另一个有关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专家研讨会也于5月1日在与宾州会议中心一街之隔的万豪大酒店（Marriott）举行，吸引了众多美国器官移植大会的与会者。有近一百个座位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会议组织者不得不临时增加座位，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人站在门外旁听。
这个名为“器官移植医学的十字路口──中共活摘器官与西方医学准则的冲突”的专家研讨会，由“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召集，主题集中在国际器官移植界应如何面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这样一个国际医学伦理标准绝不能容忍的罪行。世界重量级的器官移植专家和人权律师出席研讨会并发言，用数据和事实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恶。
出席研讨会的主讲专家有：世界著名的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医生，他是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教授（trustee professor），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加布里尔‧达纳维奇（Gabriel Danovitch）医生，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兼肾脏移植项目医学主任；埃里克‧戈德堡（Eric Goldberg）医生，任ICON公司移植和免疫部资深医学主任。ICON是总部位于爱尔兰的一个全球性临床研究大公司。此外，国际知名人权律师、 2008年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律师，以及亚洲研究协会主任、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博士也在研讨会上发言。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确凿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人权报告揭露，中共将最弱势群体和监狱良心犯作为活摘器官的来源。其中最震撼的是由麦塔斯律师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著的《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一书。该书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包括采访证人、大陆器官移植医生等。书中引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共政权和大陆有关机构曾经公布过的官方数据。中共官方也承认了摘取死囚犯的器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每年器官移植数目，远远高于死囚犯的数目。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可以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
漠视良心 助纣为虐
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愈演愈烈时，中共却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国际药业公司，到中国从事器官移植及相关的临床研究。麦塔斯律师的报告列举了一些国际药业公司用曾在中国移植器官的病人做药物临床研究，如惠氏（Wyeth）、诺华（Novartis）、罗氏（Roche）、阿斯特拉（Astella）等公司。
根据戈德堡医生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做临床研究的费用只有在美国做同样研究的15%。另外，由于缺乏监管及有大量病员，国际药业公司可以在中国以很小的成本，快速开发新药。他说：“我们必须面对（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欧洲药物管理局（EMA）、加拿大卫生局，而这些事情在中国都不存在，那里的审查极其宽松。”
在回答人权组织有关在中国的临床试验时，总部位于瑞士的罗氏（Roche）药业公司说：“罗氏公司不负责器官的来源，….也无权知道器官的来源。”其前总裁、现任董事会主席说：“在中国，器官移植医学没有道德或文化方面的障碍。”这毫无隐讳的表明，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临床试验无需顾忌道德、良心。由于不道德的行为，罗氏公司在2010年获得两个耻辱奖：“瑞士公众视线奖”（the Public Eye Swiss Award）和“公众视线奖”（the Public Eye People Award），成为对道德良心置若罔闻的典范公司。有鉴于此，荷兰投资银行Triodos于2010年9月从罗氏公司撤资。
在中国做临床试验的外国公司，无论知不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他们都同样助长了这一在中国快速增长又充满血腥的暴利行业。
呼唤良知 制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然而，中共无视良知、纵容活摘人体器官，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就可以逃避他们自己的道德责任。卡普兰医生曾任几个委员会的顾问，如联合国人体克隆咨询委员会主席，及最近的欧洲-联合国调查人体器官和身体部件倒卖的联合理事会共同主任。他说，器官移植界有最终的责任要求合法的器官来源，证实器官的来源，强调器官供应的透明度，“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器官从何而来，他们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器官从何而来。”
达纳维奇医生是《伊斯坦堡宣言》监护团体（Custodian Group of Declaration of Istanbul）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器官移植协会和器官捐献联合会理事。他对国际器官移植界和学术界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的冷漠，甚至默许深表忧虑。谈到中共政府和器官移植界急于想被国际社会接纳，他说国际器官移植界有能力发挥正面影响，“我们没有巡航导弹和坦克，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是否接纳（他们）。如果不运用，我们将会失去这个能力。我们管不了中国（政府），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坐视不管，同样是犯罪。”
卡普兰医生很赞赏这一观点。他说不接受来自中国的数据和文章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卡普兰医生说他要给所有的杂志和它们的编辑写信，希望他们不要采用来自中国的文章。
戈德堡医生在研讨会上做了个人的见证。从一张传单他知道了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人体器官真相。做过上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的他，良心被震撼了！作为一个医生，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这样丧尽道德、伦理的罪恶。他加入了“反对强迫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说服了自己公司的老板，让他们不要去中国大陆做与器官移植手术有关的药物实验。他非常为自己工作的ICON公司高兴和自豪。他说：“我个人很荣幸，这个世界很荣幸，我得到了需要的支持！面对商业诱惑，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国际知名大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为他感到自豪！”
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博士在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他呼吁国际器官移植界凭个人良知，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活体摘取人体器官在中国继续发生，“历史不仅要对我们所做的进行审判，还将对我们应做而没做的进行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