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2日讯】2008年以来的重庆，从烧整顿吏治、解放思想、建内陆开放型城市这三把火，到党政考察团赴长三角、珠三角考察，为重庆招商引资，并放出豪言“30年后与京津沪比肩”。这一连串的运作让重庆人着实兴奋了一下子，如果这类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图向前延伸的行为算得上是积极行动的话，重庆也许会站在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前列。
接着开始的打黑风暴给重庆主政者带来了一片叫好，重庆的黑社会势力让人们再次感觉到“恶”与“权”的融合在现代中国有多么严重，因为这种黑恶势力不在民间而在官场，就在共产党内！黑势力与造黑者就是同一帮人，而官场的黑社会化在中国已经是普遍现象。因此重庆打黑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净化了重庆一隅之地，其身外之功在于揭示了中国官场的现状，正因为如此，打黑也只能局限于重庆，人们也因此认识到靠“黑吃黑”是靠不住的，打“黑”不能指望让“黑”来打，让中国真正亮起来的希望不可能在“黑”之内。
也就是在这打黑的一片叫好声中，出现了另一种怪象，打黑的运动化执法让人联想起83年的“严打”，80天逮捕近万人一时让看守所、拘留所爆满，政法机关为邀功取宠开始虚报破案、抓捕人员数字，浮夸风首先在政法机关吹起，重庆“打黑”变成“黑打”的议论开始在网络发端，作为阻止学者律师界不断批评运动化执法的一种威慑，李庄律师被抓捕可以看作打黑运动被异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任何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运动型执法，无论其理由多么堂皇，都是专制政体对公众安全的危险挑战。重庆的政治生态已经由行动向躁动转化。
然而，接踵而来的唱“红”运动更让人联想到文革式的倒退，作为自2009年以来中共政权全面左转的发扬光大，重庆的“唱红”给中共的左转加上了厚重的一笔。用国家权力强行推广所谓“红歌”，还要“人人会唱、人人能唱、人人爱唱”，重庆卫视、重庆电台等还将进行循环播出，这种为制造“政绩”而上演的闹剧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的需求而彻底蜕变为迎合高层左转的“媚演”。
在文革时代，“红”被赋于了一种不可置疑的威权。 “红”意味着阶级斗争，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政治挂帅，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集体镇压和残酷迫害。 “红色文化”是对文艺繁荣的反动，有着将中华文明荼毒殆尽的丑恶记录。它像征着野蛮对文明的摧残和杀戮，将20世纪的中国置于中世纪的地狱之中，至今人们仍在继续为走出这个地狱的阴影继续努力。而重庆在今天又祭起了这面“红”色大旗，颇有一点清朝末年辩帅复辟的味道。
作为历史的讽刺，毛泽东时代的“唱红”没有唱出一个强大的中国，反而将中华民族唱进了苦难的深渊，今天将这具政治僵尸曾经的愚民工具再次祭起，意欲何为？
现在，对李庄所谓“漏罪”的追诉已经成为当权者对于权力的过分张扬与姿意把玩，我们不以基督教的观点，即使是用世俗的标准去度量每一个人，他一生中都不可能没有过任何违法行为，我相信李庄不是圣人，即使他的违法行为是真的，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背景下来对李庄进行的任何方式的深究，都无法不让人相信这是一场迫害。
重庆走到今天，已经由行动到躁动再发展到今天的折腾，重庆人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折腾，就要看重庆人的耐受力了，一位重庆人发帖说：“整天唱红歌，发红短信，还订有指标任务，烦死人了！”
也许，更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切取决于胡锦涛政权左转的底线。
──转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