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2日讯】（新唐人电视记者王连庆、袁宏、林丹报导) 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两千一百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然而，共和之旅刚刚启程，就遭遇到复辟势力的反扑。在随后的一百年里，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从未停息。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打着“共和” 的旗号，以“革命”的名义，颠覆着这个民主国家，使得我们的共和历程充满了迷惑，又异常地艰难。 辛亥建国一百年了，为什么中国大陆却仍在共产专制统治之下？让我们回顾辛亥百年的历史，看一看谁背离了辛亥革命，谁背叛了辛亥革命，而又是谁颠覆了辛亥革 命？请继续收看两千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辛灏年在澳洲悉尼发表的“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三讲‘谁背离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
【编者按】以下是辛灏年先生“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讲演第三讲”的听打文字稿，已经讲演者本人根据原讲演提纲作了整理和补充。
辛灏年：谁背离了辛亥革命？（第一部分）
– 2010年11月27日讲于悉尼
各位朋友：
今天，我首先想说的是：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有很多仁人志士，踏着的辛亥先烈、先进的道路，一往无前的奋斗到了今天。无论他们是牺牲了的，受过难的，甚至今天还坐在共产党专制牢房里的，他们都是我们心中真正的英雄。可是，这一百年来，从1911年开始“走向共和”，虽然我们已经走了一百年，“共和”非但没有完成，而且出现了巨大的倒退。
这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有专制历史的国家一样，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他们不是公开地打着复辟帝制、复辟满清的旗号，就是变相地打着“共和”的旗号，甚至打着“革命”的旗号，或者学着列宁那样，“以革命的名义”，一再地使我们这一百年的“共和”历程走得特别地艰难，使我们这一百年出现了太多的反复，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专制复辟，直至在我们祖国大陆的今天，非但专制统治依然如故，而且极权专制史无前例。
因此，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痛苦现状时，我们是否还应该想到，除掉前清形形色色政治改良派为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造就了社会政治基础，从一开始就破坏了我们“走向共和”的胜利开端以外；除掉我们的两个恶邻——苏联和日本，一心要颠覆、灭亡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而为我们制造了反复漫长的痛苦历程以外；除掉中共受命前苏联，高举着共产革命的旗号，不仅推翻了民国，而且彻底全面地颠覆了辛亥革命的所有成果以外；对于辛亥之后的革命党、国民党和一切进步力量而言，是否也因为有人，有党，有团体，或偏离、或背离了辛亥革命，也为我们的民主进程带来了不应有的艰难和曲折呢？正因为答案是肯定的，所以，我才会给今天的讲演起了这样一个题目：“谁背离了辛亥革命？”
我要讲“谁背离了辛亥革命”，还因为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反常的现象。虽然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陆民间所发起的历史反思，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果。特别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和“大中华民国”的反思，还有对蒋介石的“还原”，其成就足以震撼人心，甚至对“民国四月天”的美誉，也就是怀念“大中华民国”的历史岁月，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阻遏的社会思潮。可是，大家要警惕的是，现在那个独裁权力依然在手的专制复辟政党，他们正在加紧地和卖力地进行着“反‘反思’”，就是要把民间历史反思的成果压迫下去，甚至毁灭掉，要重新把谎言笼罩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步台阶之上，企图依然故我地施行他们的专政，甚至于要借纪念辛亥革命，借一百年前那个“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革命，一方面要乔装打扮地充当她的继承人，用以继续劫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竭尽所能地来污蔑孙文及其革命，以便借此来扑灭中国大陆人民的革命思想和要求，藉以证明他——对中国大陆13亿人民实行62年专制统治的政治合理性。这，就更是我要讲“谁背离了辛亥革命？”的现实原因了。
当然，要问“谁背离了辛亥革命”，首先就要大致地弄清楚，辛亥之后，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基本政治历程。然后，我们再在这样一个大的历程中，分阶段和有重点对象地说明“谁背离了辛亥革命，谁没有背离辛亥革命”，最后再将那些颠覆了辛亥革命，并在形形色色的旗号下复辟了专制的“开倒车者”，也予他说个清楚明白，特别是对那个彻底颠覆了辛亥革命及其所有伟大历史成果的“苏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将在今天的讲演中，首先将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分为“第一共和”与“第二共和”两大阶段。接着，我再将这两大阶段中，那些偏离或背离了辛亥革命，或是没有偏离或背离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和政党，有重点地予以介绍，就是以共和为“经”，以人物为“线”。当然，重要的是，还是要能够以“理”，更以历史的事实来予以证明。
（一） 大中华民国“第一共和”时期——谁背离了辛亥革命？ （1912 – 1927）（上）
所谓大中华民国“第一共和”时期，就是自1912年1月1日“大中华民国”创建，到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重建大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之前这一历史阶段。虽然这一历史阶段，理应分为“第一共和初创期（1911-1913）、第一共和颠覆期（1913-1916）、第一共和混乱期（1916-1927）”这样三个阶段。我这里提出的初创期，就是辛亥革命建国和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期。我这里提出的颠覆期，就是指袁世凯要“推翻民国、复辟帝制”与中国人民要“捍卫民国、勇敢“护国”的时期。我这里提出的混乱期，就是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失败后，北洋军阀破坏共和、倒退混战，造成第二共和失败的时期。为了讲演的方便，为了给听众一个清楚的头绪，我将以革命党人和孙中山先生为线索，将他们在这三个阶段中的作为，尽可能地做一个清楚的解说，以便大家能够看出辛亥之后大中华民国“第一共和”时期的历史真相，并能够对大中华民国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以及他对后来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
一、孙中山先生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
我为什么要问孙中山有没有背离了辛亥革命？虽然，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在那个专制政党近些年来愈来愈反对人民反思历史，甚至一心要铲除人民反思成果的日子里，他们不但策划、勾结海内外的反动势力、反华势力、投降势力和虚假的自由势力，甚至是伪装的民主势力，和极少数满贵后裔的残余势力，大肆地辱骂孙中山，彻底地否定孙中山，疯狂地污蔑孙中山。虽然，说这些话的、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不多。但是，那个专制政党却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内外部分所谓民运人士、自由派人士的配合下，实际则是在他的统一策划下，用尽手段地来“放大”他们的声音，来压迫那些志在真正纪念辛亥革命和继承孙文革命者的话语权。
于是乎，从1989年开始，自从一个逃到海外来的“中共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开始发出“告别革命”的号召以来，一场旨在否定革命、就是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孙中山、就是否定中国国民革命的恶流，便这样地喧嚣在海内外的一些不良媒体上，并且愈来愈露骨。我希望朋友们稍微关心一下中共的机关刊物“瞭望”杂志，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一些网站，关注一下台湾的“中国时报”，关注一下海外某个网站和某个政党的太多文章和跟贴。它们在辱骂孙中山、污蔑孙中山是“窃国大盗”、是“卖国贼”、是奸细，甚至是“流氓”的过程当中，已经公开要求重新评价孙中山、甚至要彻底推到孙中山、“鞭尸孙中山”。
我在加拿大讲演“谁孕育了辛亥革命”时，曾经讲过某些人对孙中山攻击的错误。有一位听众在听完新唐人电视台播放我的讲演后，曾在跟贴上写了一句话：“我现在才明白，我们这些骂孙中山的人都是没有根据的，我就是其中一个。现在听了有根据的，证明孙中山是一个真的民主革命家的讲演，和其他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骂孙中山了。”（注释）所以，我才要讲“孙中山有没有背离了辛亥革命？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因为，我在第二讲中说辛亥革命的原则就是民族、民权、民生的原则，使命就是“护国、护法”即维护大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如果孙中山先生自己背离了它，那就活该挨骂；如果他没有背离，那就太冤枉他了。
好，我现在切入正题：“孙中山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
1、孙中山到底跟辛亥革命有没有关系？
孙中山先生跟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这个问题我不首先简单地给它做个说明的话，我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果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连关系都没有，那还谈什么孙中山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呢？虽然，它不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但是，在今天海内外的网站上和报纸上，有一些人，那些自称是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们，和海外的少数人士们，他们非要说孙中山跟辛亥革命没有关系，理由就是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还在美国的丹佛打工，所以孙中山就与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关系，跟创建民主共和国同样没有关系。我不想做太多的理论和事实的陈述和论证，我只想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是由武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的。姑且不说这两个团体和他们的负责人与中国同盟会不可切割的关系，单说共进会的军事部部长原名叫做孙葆仁，为了发动革命和起义，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孙武”，把自己的字改成“遥仙”。为什么？因为，孙中山名“孙文”，字“逸仙”。然后，满武昌到处都传说着，正在准备的新军起义，就是孙文的弟弟孙武领导的。这一来，青年学生和新军里的革命党们立即振奋起来，纷纷要求参加起义和革命。孙葆仁改名孙武以后，就有大约1500个新军战士参加了革命党。后来，辛亥革命先驱张难先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当时的中国，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孙中山的形象。许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寻他，去跟着他革命。”（注释）因为孙中山这个名字，就意味着“革命”，一个要“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革命。如此，请大家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究竟跟孙中山有没有关系？
第二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们曾经因为制造炸弹的关系，一下子暴露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元烈士当天被抓，被砍了头。但他们三个人在赴义之前共同喊出的口号是：“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如此，孙中山先生跟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当真没有关系吗？
第三个例子，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孙中山在哪里？在美国。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画了一幅大漫画。孙中山先生左腿站在美国的海岸上，右腿跨上了中国的海岸，上面写着“孙大总统”四个字。是美国报纸登的。我们黄花岗杂志曾经发表过这幅铅笔画。可是，当国内打电报打给他，要请他回来当总统的时候，他做了两个决定。一个决定就是把这封电报塞在口袋里，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国内要请他回去当总统。这好像是小事一桩，可是不那么容易做到，特别是今天在海外的那些朋友们。第二个决定，就是他反而决定不马上回国。他到哪里去了？他从美国到英国，想绕道去跟一家家西方政府谈，谈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中国的革命。希望“四国银行团”能够贷款给中国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要贷款给那个行将毙命的满清王朝，以便他们负隅顽抗。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说动“四国银行团”，不要贷款给满清，满清的军队还要有一通打。因为武昌起义一爆发，清廷就命令袁世凯派他的北洋军队到武昌打了三个月的革命军。虽然，“四国银行团”也不支持中国的革命，也不支持由辛亥革命创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但是，他真的就没有贷款给满清王朝。这是满清垮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袁世凯敢于背叛清廷、能够逼退“孤儿寡母”（隆裕皇太后和小溥仪皇帝）的重要国际因素。所以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的努力和作为，难道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吗？现在有几个“自由派和改良派”的朋友，动不动就说“真正消灭满清王朝的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这可是大错特错了！袁世凯的事情，我在后面会说。
第四个例子，在我讲了上面这三个例子以后，我想在座的朋友，只要凭以公心，就能感觉到辛亥革命怎么可能跟孙中山没有关系？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奋斗，他那失败的十次革命起义，他在海外华侨中的革命影响，他对国内青年的革命感染力和凝聚力，他在人民追求民主奋斗中身体力行的那一切，怎么可能跟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没有他长达十六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就有辛亥革命了吗？没有他的中国同盟会战士们在武汉的策划、组织和牺牲，就能够有武昌起义吗？没有他已经在全中国人民中所形成的革命领袖形象和革命领袖地位，就能选举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了吗？何况，由各省军政府联合会举办的这个临时大总统选举，其中该有多少是已经权利到手的地方改良派人士？甚至大多数代表都与同盟会没有什么关系。还不是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声望太高！所谓众望所归。这一切只能说明，辛亥革命跟他太有关系了，所以，他们才会、也才不得不选他做“共和国的开国总统”！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讲述“辛亥革命之后的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了。
2、“第一共和”初创期——孙中山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
孙中山回国时的政治姿态和国内环境
孙中山回国了，但面对他的，是我在上一讲讲过的，就是“革命正在让位改良，改良正在谋杀革命”这样一个反动的政治局面。因为，在全中国纷纷从满清中央政府里独立出来的22个省、市里，真正由革命党当都督的，只有上海的陈其美、安徽后来的柏文蔚和云南的蔡鄂。其他的19个省、市，军政府的权力，基本上都掌握在前清咨议局的那批改良人士或旧官僚手中。而且，他们还建立了一个联合会，叫“各省军政府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与孙中山几乎完全没有关系。可是，这个联合会却在联合还没有垮台的满清王朝的大臣——袁世凯，进行南北和谈，就是“南北议和”，要南方的革命军与北方的满清改良派“权臣”袁世凯谈判。
对此，孙中山是什么个态度呢？
他的第一个态度，就是反对南北议和。因为他回国后，就对国内的政治局面颇不以为然，曾明白地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
由于他对袁世凯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第二个态度就是反对袁世凯。他说：“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次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注释）应该说，孙中山回国之后的政治姿态和他对袁的认识，前者十分明确，后者相当锐利。可是，后来，他妥协了。为什么妥协？是因为“内有内逼，外有外逼”。因为他的思想，遭遇了当时革命党内外和临时政府上层集团中的多数人反对。
孙中山遭遇“内逼和外逼”
我先讲内逼。大家都知道汪精卫这个人，当时被称为孙中山的左右两臂之一，另一个是胡汉民。有人说他们俩对孙中山而言，就像是刘邦的张良和陈平。
大家都知道汪精卫年轻的时候可是个革命英雄呀！他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满清王朝抓了，要杀他，他就写了四句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何等慷慨的革命诗歌！结果，他感动了一位满清的亲王大臣，因“怜香惜玉”而不忍杀他。
所以，满清复亡后，他反而和逊清的一些贵族及其子弟们成了好朋友，又接受了袁世凯赠送他的10万光洋，答应袁去法国留学。然后，他便回过头来劝孙中山，或者说，是逼孙中山让位袁世凯。
他一是逼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二是和一些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不当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目的当然还是借此逼迫孙中山让出总统的位子。
三是通过胡汉民，做黄兴的工作，要孙让位。被称为孙中山之“张良、陈平”的汪精卫和胡汉民，就是这样地逼迫着孙中山。
四是黄兴为胡汉民、汪精卫所动，加上他同样有反满革命思想的限制，并且受“和谈”气氛的影响，而他是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所以，他拿出1911年12月20日，苏、浙、沪代表顾忠琛和北方代表廖宇春签的“五条和约”给孙看，其中有一条就是：“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 黄兴以此逼孙中山让位，这当然使孙中山十分为难。
五是革命党内还有一个人——章太炎，我后面要专门说到他。他和其他的一些革命党人，因原来只有“反满”革命思想，并无“民主”革命之志，所以，在反满民族革命成功之后意志消退，其中更有一些人急于当官，不是被袁世凯拉拢，就是主动去投效袁世凯，他们以“和平反战”为理由，以“议和”为号召，反对南方的革命军北伐推翻满清朝廷，纷纷逼迫在国内和在革命党内外均缺少实力的孙中山，逼他一定要把位子让给袁世凯，由袁世凯去逼清廷退位。
孙中山在海外革命十六年，虽然遍建革命组织，但由于中国同盟会的国内基本力量是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华兴会，还有如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权力之心日盛，革命之心愈减，不是留恋官职，就是标榜清高，甚至攀龙附贵，所以，孙中山回国以后，单单是内部环境的逼迫，就已经给了他太大的压力。所以，被孤立的孙文，当有人祝贺他“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何等痛快！”，孙邹紧眉头说：“何来痛快，直苦恼耳。”后来他给南洋同志写信说：“如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注释）
我再讲外逼。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声望太高，所以，1911年底，十七省联合会的代表在选临时大总统时，有16个省的代表选了孙中山。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就职宣言的落款就是：“大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
然而，从外部来逼迫袁世凯让位的，却主要是来自那些乘革命之机夺取了权力，刚刚选孙中山当了总统的前清改良派，或是他们当中的那些“已经革命的旧官僚”们。而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逼迫孙中山能够将总统大位让给他们一心相与的前请改良派首领袁世凯。
自武昌起义后，就采取“远交近攻”，“唱和平，打狠杖”的满清改良派大臣袁世凯，此时，正在一边高唱“北方军界不忍生灵涂炭”，希望和平解决；一边南攻武昌、夺汉口；北攻娘子关，如革命军曾“从山西、山东、四川、陕西发至南京的电报所称：袁军扰害我地方，残杀我良民，残无天理……借口议和，实行远交近攻之策。”（注释）
于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当天，袁世凯就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倪祠冲、姜桂题等42人联名通电，主张维持君主立宪，声称：“若依少数意见将用共和政体，将誓死抵抗。”
1912年1月2日，袁世凯又以“唐、伍两人擅用共和政体”为罪名，撤销议和代表唐绍仪，否定以前在南北议和中所签的各项决议，再一次声称：“南北协议，以君主立宪为前提。”
面对这种状况，1912年1月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意愿……推功让位，自身公论。”
由于孙中山已经有妥协之意，所以，1912年1月13日，袁世凯发表政见时，竟然反过来宣称：“共和为最良之国体，世界之公认……永不使君主政体复行于中国。”他发誓要搞共和了，并且连君主立宪也不再提及。
1912年1月15日，孙中山面对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伎俩，特别是革命党和临时政府内部的逼迫，不得已而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公。” 此时，他刚刚当了15天的总统。
正是在孙中山已经明确宣称，只要宣布共和，就可以让位给他时，袁世凯便立即开始仿照历史上那些逼迫“孤儿寡母”退位、以图取而代之的太多“故事”，于当天开始逼迫清廷无能的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退位。袁世凯要做共和国的总统了。虽然，对他而言，不过是要复辟皇权的“过渡”而已。
但是，正是为了防止袁世凯暗藏复辟帝制之心，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次，就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来宣誓就职，但袁世凯不愿意。
为了能够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1912年2月28日，孙中山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八人组成“迎袁专使团”到北京去专程去迎接。谁想，2月29号，袁世凯就在北京指使他的北洋军队发动了一场假“兵变”，然后对南方临时政府电称：“变生仓促，暂难南来。”3月2日，蔡元培等八人居然也打电报给孙中山，要求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同一天，孙中山先生只好发表通电，被迫迁就。1912、3、6，南京参议院决议：“允袁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912、4、1，孙被逼在南京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
就是在这样一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早就睿智地看清楚了袁世凯本相，并且要坚持以“革命的北伐”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孙中山，终于“被”妥协了。
当时，广大的国民是不愿意孙中山让位予袁世凯的，有一首民谣曾这样唱道：
横商量，竖商量，
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
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人民还是知道袁世凯是个什么人的，他们认为孙中山不该让。
孙中山从“被迫”到 “诚让”
但是，孙中山先生毕竟是孙中山先生，他开始反袁的时候是为了中华民国，为了民主建国。他妥协的时候，也是为了大中华民国的民主建国。所以，他在妥协让位的过程当中，是一步一步地从被迫走向了“诚让”，也就是“诚心诚意”地让。
为什么？他认为，这就是共和。就是不能因为我是孙中山，总统就必须是我。不管他心中有多少的委屈，也不管他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而痛苦，只要袁世凯逼清廷退位以后，中国南北已经统一，大家都能够承认新中国——中华民国，都能够保证实行“共和”，他也就无所遗憾，绝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就是孙中山的思想境界和广阔胸怀。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胸襟， 1912年2月15号，就在参议院要选举第二届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孙中山先生带着几百名文官和二、三万军人去参拜明孝陵。著名的民国外交家，当时的临时政府外长王宠惠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孙中山的胸怀象海一般的宽阔，象圣人一样的仁慈，因为革命军和南京革命政府的文官们都反对袁世凯当临时总统，都不允许、不愿意孙中山让位，他害怕参议院选袁世凯当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会出问题，会闹出事情来，所以，这一天，他才把文官和军队一起带去参拜明孝陵。”（注释原文）现在居然有民运朋友说，这是孙中山想“称帝”的证据，甚至因此而骂孙中山“称帝”在袁世凯前面。听到这种话，我感到很痛苦、也很迷惘。
然而，孙中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1912年2月18日，革命军陆军第一军军长、后来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代表革命军之大多数军人，赴南京亲谒孙中山，反对让位，要求北伐。他说：“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且北洋实力尚在，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方能实现本党政治主张，否则急于求和，恐难有好结果。”孙虽然同意柏文蔚的见解，却说：“……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他自己可以立即辞职，不再则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做成一种事业。”
当时，几乎海外的所有华侨革命团体都反对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但是， 1912年2月21日，孙中山在“复五洲华侨同志电”称：“彼之布告天下万世，有云：不使君主政体再发生于民国……敬观之从容敷施。”他要华侨们相信袁世凯的誓言，要给袁世凯实行誓言的时间。孙中山虽然是太单纯了些，幼稚了些，可是，他真诚哪！他的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民立报》主要人物谭人凤写信责骂他说：“你丢掉了总统的权力，就等于把我们同盟会全党的权力丢掉了。”(注释) 1912年2月20日，孙就在给《民立报》谭人凤的电报中明白答复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不必身揽政权……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
孙中山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确地看到了袁世凯的本相，就反对袁世凯做民国的大总统，到他被迫让位与袁，再到他诚心诚意地让位于袁，这符合一个人的心理变化逻辑。这也只有真正以“天下为公”的孙中山才能做得到。回首100年来，从共产党到今天的海内外一些搞民主的人士，谁象这样真诚地让过谁？共产党连一个副科长都不会让的，死后还要登报声明“生前享受副科级待遇”。海外有些民主组织，只有三几个人，也是打的你死我活，头破血流，谁是创党的，谁坐了多长的牢；谁是理事长，谁进常委会；第一把手是谁，第二把手是谁，第三把手是谁；讲究的还是“权位和座次”……。想想孙先生吧！他该是何等的胸怀。革命16年，为了共和，为了和平，为了中华民国的健康成长，为了把共和理念普及于中国的社会人间，他连到手的总统都能够诚心诚意地让出来。
中国三千年前就有尧舜相让的故事，近代只有孙中山做到了。他之后，到今天为止，都是打来打去，争来争去，搞专制的，还有一些搞民主的，都是这个“德行”。所以我说，尽管他妥协了，尽管这个行为的本身给后来的革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难，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大中华民国第一共和的创建期”，他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因为革命是为了实现民权，而不是为了夺取和保有个人权力。所以，辛亥革命又叫民权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因为打江山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真正的共和。孙中山先生的境界是高的，他是为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成功，为了中国能够真正地走向共和，才决心牺牲自己，成全大局。
3、“第一共和”颠覆期——孙中山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
如我在前面所述，第二个共和颠覆期，就是指“袁世凯要推翻民国、复辟帝制与中国人民要捍卫共和、勇敢‘护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孙中山有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和使命呢？我们还是要从孙中山在这个历史时期做的几件大事情来看。
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动二次革命，鲜明地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革命旗号，率先在辛亥之后吹响了“反对专制复辟、捍卫第一共和”的号角，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人民捍卫大中华民国即“护国”运动的开端，当然没有背离辛亥革命的原则使命。因为，正是在1903年初，袁世凯自密谋杀害宋教仁始，便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行程；也是在1903年后直至1906年初，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心，日益昭示于天下，直至他当真“推倒中华民国、篡立中华帝国，公然黄袍加身、复辟君主制度”。所以，历史的结果，证明孙中山的这第一件事做得没有错，虽然他失败了。至于现在有人指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国”，那是本末颠倒。因为，乱国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护国”，而不是“乱国”。这种为了共产党眼下“维稳”的需要，来攻击孙文的行为，只能成为“现实的笑谈”而已，就不要说是“历史的笑话”了。
第二件大事，是近年来某些人攻击孙中山最厉害的一件事。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遭袁世凯通缉，他只好又开始流亡，并在1914年于日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目的还是为了“护国”——就是为了维护“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得逞。建党时，他曾要求每一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宣誓，按手模，表示忠于领袖，服从领袖。当时，他的做法，遭到了中华革命党中以黄兴先生为代表的，原“两湖”华兴会大部分会员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今天，这件事又被少数人，就是那几个所谓的“自由”派和几位满族后裔，还有少数民运人士，在中共一心对他们的“放行”和“放大”之下，于今天的海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甚至因此指责孙中山就是专制主义者，就是是专制主义的鼻祖，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大枭雄”之首（注释）。甚至说，因为他，才有了国民党的专制；也因为他，才有了共产党的专制。而他们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指这一件事。
我们客观地说，这件事在孙中山身上是“错中有对”。因为站在现代的彻底和完整的民主理念上，孙中山这样做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其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时局极其艰难，孙中山这样做，当有可以原谅之处。此其一。
其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的内部原因和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中虽有10个都督，却只有两个都督听他的命令，参加了这第一场护国战争，才因敌众我寡而惨遭败北。也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即便是富有远见卓识的正确意见，也根本没有人听，跟他创建中华民国政府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一模一样。所以，他才需要别人听自己的，“因为我是对的，你们就应当跟我一样去做，这样才能够防止袁世凯在帝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于复辟帝制成功。”因为他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是正确的，袁世凯是真地走上了称帝的不归之路，真地复辟帝制了，真的是“首造”了辛亥之后的巨大历史混乱。从这个角度来说，孙中山又有何不对呢？
其三，从1914年到1915年，孙中山既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又创建了中华革命军。在那个时候，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实际上是两位一体的，目的就是一个，要用革命的武装，去战胜袁世凯赖以“颠覆共和、复辟帝制“的北洋军队。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为什么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实行军衔制？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奖、上将、大将，直至元帅。为什么？便于指挥嘛！上尉牺牲了，中尉还在，你就必须听中尉的；如果中尉命令你冲上去，你不服从命令，就能枪毙你。如果不是这样，谁都不听命令和指挥，谁都可以命令和指挥，战场只能是一片混乱，注定失败。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华革命党和中华革命军的目的，就是要和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复辟势力实行武装决战，不听命令和指挥行吗？
其四，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是对“自觉自愿”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志，提出了要服从领袖的要求。他并没有威逼非党人士必须来参加他的党，还必须要服从这个党的领袖。如果凡是参加这个党的人，都是一位自觉的革命者，那么，就如同孙中山所说，也是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一段精彩的对话——“那不就是为了人民的大自由、为了党的革命意志和目标，而牺牲了个人的部分自由吗？”国内一位给《黄花岗杂志》写稿的作者说得好，“如果为了你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你自己那个党的奋斗目标，连这一点小小的个人自由部不能放弃，那你又何必要参加这个党？并且又怎么为党的信念和目标去奋斗呢？”（注释）
任何党、任何团体、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是有自己的纪律和约束的，历史和现实，东方和西方，不都是这样吗？今天，在人民毫无自由的中国大陆，却有所谓自由派，为了他们所说的“绝对自由”，连孙中山都要攻击、甚至造谣和污蔑，但是面对着一点自由也不给他们，特别是一点自由也绝不给人民的共产党，他们不但无话可说，还要不断地暗送秋波，甚至一心“保共”，这又如何解释呢？2005年，我应邀赴澳洲悉尼讲演《谁是新中国》，有一次在饭桌上，居然有一位自称是自由派的华人教授对我得意非凡地说：“你问我们自由派的宗旨是什么？告诉你，我们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最高宗旨，就是‘绝对的自由’，就是‘奉自由为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违背这个无上的原则。”他简直有些眉飞色舞。我当即问他：“那我们反对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不也是属于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自由吗？”他马上变了脸，严肃地说：“那最好还是等到胡锦涛同志这一任做完再说。”我一下就笑起来了，说：“那你们的自由还是有条件的嘛！绝不是什么至高无上嘛！而且还是以胡锦涛的权力和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嘛！”他脸红了，无语了……。朋友们，今天，正是这些自由派们在恶劣骂“孙中山专制”啊！事情是不是再明白不过了？
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100年前，就今天的完整民主理念和彻底民主理念原则来说，当年孙中山先生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错误有欠缺。但是一旦回到当年的时空，想到当时的特殊环境，孙中山先生也是无可奈何呀！所以在电视历史剧《走向共和》里面，当宋庆龄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孙中山先生曾无奈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也是权宜之计呀！”确实，如果在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党员们，“我这只是一个条文，你们实际上可以不接受我的命令，不听我的指挥”，倘若如此，他还要建这个党干什么呢？还有什么用呢？所以，虽然从民主的原则和方式上来说，他也有错，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辛亥革命进行到底，是要推翻眼看着就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反动集团，是要保护共和的中华民国，不能允许袁世凯将“民国”重新复辟成为“帝国”！他要保护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与法统，不能允许这个国统与法统再退回专制。何况就当时而言，他的行为方式究竟错了没有，错了多少，还大大地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正处在反对中共专制复辟统治的万般艰难之中时。
如我刚才所说，从1903年到1906年，孙中山做的所有事情，除却这两件大事以外，若要“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对复辟帝制、发动护国运动”。这个护国运动，从舆论到战争本身，没有一样离开过孙中山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一样离得开孙中山的亲自发动和领导。即便是蔡锷大梦已觉，终于在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揭橥反袁复辟的大旗，那也是在孙中山多年领导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才幡然而起的。何况孙中山领导的护国运动又获得了反袁复辟的重大胜利呢？中华民国因此而未被颠覆，第一共和因此而得以维系，所以，孙中山在大中华民国第一共和的颠覆期，当然也是没有背离辛亥革命了！
（待续）
（听打：彭楚藩 刘复基 杨宏胜 史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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