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30日讯】这篇访谈录的主人翁，名叫刘天权。
32年前的10月份，高中毕业的我来到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何官屯公社大渔洞大队，到正在修建中的利民水库当知青时，就是住在刘天权家。如今，这里叫做毕节市官屯镇大渔洞村。
刘天权，小时候，他是个爹死娘嫁人的孤儿﹔青年时代，他成了人家的“接脚杆”上门女婿﹔从20多岁开始，他就开始在城里背背箩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计﹔壮年，他唯一的亲身儿子被人害死，至今命案未破﹔老年，背了三十多年的背箩，还是放不下来……
笔者：今年多大年纪了，什么地方的人，请你介 绍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刘：过了年，进入兔年，我就吃六十岁的饭（我方说法，即今年将年满六十岁）了。我出生的地方是毕节县水箐公社大湾大队，现在，我的家在毕节市官屯镇大渔洞村下干沟组。
笔者：听说你是个孤儿，还当过兵，请你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好吗？
刘：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不知得什么病，因为无钱医治，他的病越来越老火，最后就死了。对了，他死的时候，我才五岁。父亲一死，我的母亲因为家里太穷，就不管我死活，跟人跑了。她这一跑，我就成了无人抚养的孤儿。我是靠着邻居、亲戚施舍，或者我自己讨饭吃长大的。我长到十二、三，就能种地养活我自己了。到了十八岁，也就是1969年，我报名当兵，并成了一个铁道兵。我没有进过一天学堂，是个文盲，因此，到了军队上，也只能是做些挖土方，抬石头，背泥巴的事情。总之，轻松活路得不到做，都是干苦活路、笨活路。我当了六年的兵。人家有关系，或者有文化、有技术的战友退伍后，都安排了工作，我一样条件都没得，只好回农村当农民，农忙时节种地、农闲时节背背箩为生。
笔者：你生长在水箐大湾，后来怎么来到官屯大鱼洞当上门女婿的？
刘：当兵六年回来之后，老家父亲留下的，本来就破烂不堪的土墙房早都倒垮了。那时候的转业军人没什么钱，我哪里修得起房子？没有钱，没有房子，哪个女的肯跟我？正在没有着落，有人给我介绍了官屯公社大渔洞的常开飞，说是她男人虽然死了，但她不想离开老家，如果我愿意去她家那里，她就和我过。我一听，我一个无亲无故，无家可归的人，人家肯要我就不错了，哪个还管得起有人笑无人笑？我就来到她家，和她成了一家人！
笔者：你妻子的前夫是怎么死的？你来她家的时候，她的孩子多大了？
刘：她的男人是1976年夏季的一天，在山上砍柴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打起了大雷，她男人给雷劈死了。她男人死的时候，留下了五个娃娃。我来他们家那一年，最大的一个娃娃才9岁，最小的那一个才半岁。
笔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大背箩的，为什么要当又苦又累的大背箩？
刘：我是从1977年，也就是我和她在一起过的那一年开始进城背背箩的。我算算……对了，从26岁开始，到现在，我都在毕节城区背了34年大背箩了。你想想，我来到这个家的时候，五个娃娃像雀窝里的雏鸟，见天伸着手要穿的，时刻张着嘴要吃的，光是靠着他们家那点地，够吃、够穿吗？为了这五个娃娃，除了种地，下井挖煤，上山砍柴，什么脏的、累的，我都做过，可是，还是不够一家人的吃穿。后来，我听村里的一些人说，他们进城给人背东西，虽然很累，但怎么也比窝在家里找钱多。我一没有技术，二没有文化，想想这是我到城里赚钱的唯一办法，我就不管丢人与否，就自己编织了一个背箩，到城里当大背箩来了。
那时候，我年轻力壮，一背能背200来斤，都是在工地给人家背石头、砖块等。十来年前，我就不行了，最多只能背百把斤了。你问我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农村人，庄家老二。庄稼老二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反正，能背一年是一年，能背一天是一天，背到背不动的那一天，甚至背到眼睛闭的那一天，我才放得下背上的背箩吧。
笔者：你和你妻子生养的那个孩子刘勇是怎么死的，请你详细和我说说，好吗？
刘：是的，我和我妻子只是生养了一个孩子，他就是刘勇。当时，刘勇和官屯镇岔河村大地组的张美谈恋爱，可是，张美的父亲张明福不同意。2005年2月15日那天，张明福认为刘勇要带着张美私奔，就设下圈套，将刘勇和他的同母异父的四哥陈绍文和侄子陈文璧骗到利民水库边上，伙同自己纠结来的二十多人，将陈绍文和陈文璧捆绑，拘禁起来，然后对刘勇进行毒打，将刘勇打昏以后，在他身上绑上石头，将他丢进水库。刘勇，就是这样死在了水库里。
我第二天知道此事后，打捞不到刘勇的尸体，就向官屯派出所报了案。可是，直到整整八天之后，派出所才来到现场。这个时候，我组织亲友打捞尸体已经三天。因为水库水太深，我们又没有专业设备，所以，我最后还是没有打捞到刘勇的尸体。公安们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无法定案。因此，虽然现场有目击证人，虽然我们明知杀死刘勇的人是谁，可是，至今，人家还是逍遥法外。
这样多年以来，我找人写了材料，找记者（2005年秋季的一天，刘天权和他妻子在城里找到还是某都市报特约记者的我，要我给他的儿子“伸冤”。我当时答应了他的。可是，很遗憾，还没来得及采访，我就被国安抓进监狱了），找媒体，找公检法，找信访办，但是，都没有作用。我儿子死的时候，才24岁，他要是还活着，就刚好30岁了。
笔者：如今，你和你的家人们过得还好吧？
刘：也就是饿不着肚皮、冷不着身子吧，讲好，好从哪里来？你看到的，十来年前，大儿子右腿生病，落下高度残疾，走路要拄拐棍，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马上四十的人了，也还没结过婚——又穷又是残疾人，那个女的会嫁他这样的人？其他儿女，没文化，人又老实，除了种地过活，没有其他找钱的办法。前年翻修知青的时候住过的那个老房子，钱，都是我背背箩存下来的。
2009年春季的一天，我在给人背东西的时候，从二楼滑倒，跌下地面，医去了一千多元不说，两个来月的“生意”旺季，就这样给白白地“浪费”了，弄得连五六百块钱一只的小猪，也买不起来喂养。不是有好心人给了我600元钱，那一年，我们连猪，也买不起来喂养。
不是生活逼迫，不是家里没有什么温暖，我也不会长年累月在外面背背箩。大背箩不好当啊，又苦又累，还受气的很。这几十年来，被“老板”骂，被“老板”打过多少回，我都记不清了。有时候，身体不好或不小心摔了“老板”的东西，我也赔了不少钱。
“老板”欺负大背箩，大背箩也欺负大背箩。你别看，在毕节背大背箩，也有“行规”的——桂花市场的大背箩，你就别乱窜到新街上去﹔新街上的大背箩，你就别乱窜到桂花市场来。乱窜，其他大背箩就会骂你，甚至打你。
笔者：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应该每个人都有低保的吧？
刘：有个鬼！我们家没得亲戚当干部，也没有钱送礼，所以，除了有残疾的大儿子和我有低保外，其他人都没有。
笔者：毕节看好清样给他来到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县何官屯公社鱼你知道的，我现在不是记者了，你们小儿子的事情，如今的我帮不了什么忙。我只能把你的事写成文章，发表在网络上，除此之外，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刘：我晓得没什么作用，但总比没人写强吧——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年3月
──转自《民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