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6日讯】3月20日是海外网站宣布“第五轮茉莉花集会”的日子，在北京等地仍然可见中国当局对茉莉花那种高度的体制性过度防卫。这种反应让人深深感受到弥漫于中南海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北京当局对失去权力的深深担忧。官方对这种真幻参半的威胁之过度防卫，让人联想起243年以前那起发生于清乾隆中叶的“叫魂”事件。两次事件中，涉及民众的情况全然不同，但社会状况与统治者的防卫动机、防卫特质却惊人地相似。
首先，两事件均发生于“盛世”，一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大清皇帝乾隆治下之盛世，一是中共第四代胡温领导下的盛世；二是官方对事件的定性与处理方式惊人地相似，“叫魂”事件被乾隆视为事涉国家安全，认为在人与神灵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与社会道德基础都构成威胁，涉及谋反；如今这“一条推文引发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眼中也事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人士（当局认定他们与“茉莉花事件”有关）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读者也许会怀疑：乾隆盛世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如今历经数次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底层革命，终于进入到由邓小平开创先河的“改革开放”时代，并与世界接了轨。政府还会只有乾隆那水平吗？切莫以为我是说笑，请看我一一比较。
一、案件的“生成”机制都是从上到下
“叫魂”案发生的1768年堪称长达百年的“康雍乾盛世”的顶峰时代。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割辫叫魂的案件，从浙江德清开始，最终发酵成半个中国清剿妖术的大恐慌。此案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将这一案件发展成如此规模的不是别人，而是英明过人的乾隆皇帝。因为他相信妖术是谋反的烟幕，是他将此案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逼迫各级官僚严查甚至罗织。当严刑逼供的人交待出的罪犯了无踪迹之时，乾隆在亲笔硃批中竟然认定“罪犯”改名易姓藏匿踪迹，最后逼得官员只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百姓惶恐，游僧乞丐纷纷被拷伤杖毙——从孔飞力详尽梳理列陈的史料中，读者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在御批中的暗示与苛责是如何将地方官吏置于失去官位的恐惧中，因而被迫将叫魂事件无限放大并抓捕无辜。在长达数月的各省搜捕当中，皇帝本人集首席原告、司法督察者与检察官于一身，整个案子与其说是对犯罪案件的追查，还不如说是为迎合皇帝对失去权力的担忧而制造出来政治罪。
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发端的2011年，也是历经邓、江、胡三代中共领导人营造的千古未逢之“盛世”（《人民日报》与新华社都如此概括），GDP总量已达世界第二。这年春天由突尼斯发端的“茉莉花革命”将中东北非的好几位独裁者赶下台，苦于专制独裁已久的中国难免人心思动，从海外的推特中文圈里，由一位叫做“秘密树洞”的推友发出一条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消息，最终被北京当局发展成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30多个大城市里清剿茉莉花集会的准军事行动，政治局高层紧张不安、各地政府剿之唯恐不力，担心一朵“茉莉花”现身就导致乌纱堕地。政府传达指令时，因传达层级不同而口径大小不一，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全国各地不少城市纷纷抓人，凡被官府列入“安保”对象的人无一漏网，知识界谈茉莉花色变，传唱不知多少年的江南小调“好一朵茉莉花”竟成了敏感词——千古未有之盛世，竟然被一朵网上开放的“茉莉花”折腾得流言四起，民不安生。
在相隔243年的两个案子上，当政者都押上了本朝的政治尊严，投入了太多的政治压力与政治权威。
二、两大“盛世”的相同脆弱点：民生艰难
官史称乾隆盛世有如鲜花着锦般灿烂。但盛世之下的普通百姓却惶恐不安。 《叫魂》如此描述这一时代：“从一个18世纪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18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
官方宣传的“江胡盛世”我已经从多方面分析过。从一个平民的角度来看，GDP总量第二似乎没给普罗大众带来什么好处。农民们心惊胆战地度日，因为政府收回“官田”的命令随时可能下达，“拆村运动”正在中国近20个省份推进；城市人则担心政府做后台的拆迁队来拆房。只要政府盯上一个人的土地住房，这个人就算浇上汽油烧死自己，官员也不会同情你。青年人想找个工作难上加难，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却有可能得上职业病（共有二亿职业病患者）；物价越来越贵，一套房子就榨干不少家庭的钱袋，不少成年儿女只好成为没出息的“啃老族”。即使年青女子想从事娼妓行业，也因过度竞争难以养家糊口，弄不好还染上一身脏病。虽说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平民百姓只感到过日子越来越难。口袋里刚有几个钱，看病、上学、买房给掏得光光的，死了买块坟地也难。
孔飞力对乾隆时代的概述“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用来描述今天亦很贴切。我曾在推特上发过这段话，希望推友猜猜说的是哪个时代的中国，90%认为与今天中国很相似。只是与乾隆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人还多了一系列以前没有的问题：如苏丹红咸蛋、三聚氰氨奶、瘦肉精猪肉、农药蔬菜、翻新陈米、香精茶叶、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甲醇酒、硫磺馒头、灌水猪肉、潲水油，还有每年发生的各种地质灾害。连喝口干净水也变得异常困难，河水井水尽皆污染。
前后相隔两百多年，但都有相同的问题：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而言人口过剩，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
三、滥用政治罪名也无法解决社会危机
这种社会的特征可被定义为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这种社会的特点是：社会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乾隆时期那个农业社会，以及今天这个“后发展型工业社会”，这种“损失分摊”并无区别，都是一个极为严酷的过程，支撑上层奢侈生活的方式是对社会剩余产品过度掠夺— —今天的掠夺已经到掠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如土地住房，这说明上层掠夺已经不止于当年生产的社会剩余。这种掠夺过程造就大量的社会底层与边缘化人士。这些毫无前途的社会底层既然没法通过正常的竞争管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就只有仇官仇富，包括仇恨成功人士，最后无法避免地走上造反与革命之途。清乾隆及当今的执政者出于失去统治权力的恐惧感，都加大对社会管制的力度。区别在于，乾隆时期这种社会管制是阶段性的，往往伴随着对外的军事失败与信心受挫而来，离其最后覆亡还差一个半世纪；当今中国统治者的信心建立在发展经济之上，无论是其统治合法性还是内部等级分肥制以及维稳的高额费用都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财政收入枯竭，所有问题将同时并发，形成难以收拾之局。
这两个“盛世”都禁言国家祸福。《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记载，清朝法令对“巫师、邪术、魇魅、妖言惑众”等行为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尤其是禁止他们预言’国家祸福’以此’惑众’”。到了乾隆统治中期，皇帝产生了一种危机感，认为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叫魂危机为皇帝这种焦虑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其中的“割辫子”这一牵涉到满洲统治者最敏感的发式问题被皇帝无穷地放大为政治问题。
今天的中国政府仍然将信息看作一种权力与力量，并与国家安全有关。当政者顽固地认为，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精密掌控，只是禁言的范围更大、更随心所欲，几乎所有被视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都在被控制之列。即使在信息流通非常即时与快捷的互联网时代，中国政府仍然顽强地管制言论，坚持修筑网络长城，并与一切先进的传播技术做永不休止的斗争，还想将这种管制扩及境外。2月17日有关“中国茉莉花集会”的消息传播开之后，中国当局的做法与当年乾隆皇帝的做法本质上毫无区别。他们对“茉莉花”敏感到什么程度？除了大量抓人之外，神经崩紧到可笑的程度。以一位推友的真实经历为例：“前天吧（3月中旬），转了则笑话，说一狗对某种花过敏，一说就咬人，居然遭XX宫派出所质询，半夜了，一定要让我走一趟，到派出所做笔录，为什么发这则博文，有什么想法，我说这不就一笑话么，能有什么想法，你们有什么权力为这点小事找麻烦？他们说是上面安排的任务，都敏感到什么份上了，纯扯淡，上面是谁？”
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今天中共高层处理这两次事件都源自于深层焦虑的政治恐慌感，相隔两百多年的两个王朝属于同类，都是在“盛世”的堂皇外表下遮蔽着诸多社会矛盾，因而两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被亦真亦幻的不安定因素深深困扰，都认为用政治罪指控是消灭不安定因素的最佳机会——乾隆想利用“叫魂”案，今天中国最高当局则想用“茉莉花案”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两次受打击的目标都是社会边缘人士，“叫魂”案件中受到伤害的是下层社会的边缘人士，如流浪汉、乞丐、游方僧道等，即当时中国每天络绎于途的各色人等（人口过剩所造成）。目前受到伤害的人也是处于社会边缘人士，即因各种社会伤害而走上异议之途的人，包括部分本来并未边缘化但却因良心而持异议的人士。
但这两个被统治者生造出来的案子能够被利用到什么程度，其间却有很大区别。乾隆在这条路上只走了一年不到。乾隆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当这个案子的基础最终崩溃时，君主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伤害。”最终官方以一纸不光彩的结束令，默认了造成集体性恐慌的根源基本上是子虚乌有。让皇帝体面下台的是军机处一群老练的高层官员，今天中国民间熟知的刘罗锅的父亲刘统勋。
今天的中国没有皇帝这样一位与国同休的最后责任人，集体领导意味着集体无责任。等级共享的分肥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固化状态，使所有参与分肥的官吏都只想拼命保持自己分肥的资格，这种情况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愿意对上级说出不同意见。因而这个“茉莉花案”只能等待“上面”叫停。而“上面”叫停则需要等待其危机感消失。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如今统治者面临这样的困顿之局：所有的社会仇恨与危机都是各级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只要他们不停止其掠夺行为，危机就没有淡化下去的时候，统治者危机感自然也不会消失。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时隔两百多年，在物质文明上我们中国人总算搭上了世界进步的便车，与时俱进了。但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统治者的治人之术到底比243年前进了多少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 ）着，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Winner of the 1990 Joseph Levenson Priz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