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4日讯】上个月一批小青年在网路上搞了一个小动作，模仿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发了一个呼吁让大家上街游行。它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行动的口号，甚至没有预先的舆论准备，看上去不是很认真的一场行动。但是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各界都反应过度。这是为什么呢？
日本大地震引起了更大的一场核危机。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的核泄漏，而且事态还在继续发展，有可能演变成为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样的大灾难。但是日本社会在大地震加上核灾难面前，仍然保持着冷静的、有秩序的救灾工作。他们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一片混乱；没有丧失信心。可这在中国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居然在几天之内就把市场上的食盐抢购一空。
据说是因为有谣言说：吃了含碘的食盐可以防止核辐射的危害。核辐射在日本，日本人并没有惊慌失措到了谣言四起就去抢购食盐的地步，为什么远在中国的人们倒惊慌失措地去抢购食盐呢？为什么一个谣言就使得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可终日了呢？这是什么心理造成的呢？这是政府失去人民信任所造成的。这也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王朝末日的一个普遍现象。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丧失了人们对它的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社会心理倾向，也就是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官方的权威不可信，只能相信谣言了。何况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谣言的可信度超过了官方的权威。很多正确的资讯都是从谣言中得到，官方的权威资讯反倒像谣言一样不可靠。
官方倾向于欺骗老百姓；老百姓在两个谣言中选择了多年后，只好倾向于相信来自于民间的谣言，而不相信官方的谣言。因为相比之下，民间谣言骗人的动机还是少得多，顶多不过是不太准确而已；而官方谣言则充满了骗人的动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相信民间谣言显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不管中共执政的理念如何，单从它执政的方法上来看，就是错误的。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人无信不立。政府也一样，没有信用就站不住脚。可是共产党的基本方法就是依靠专制的手段取得和维持政权。它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信任。暴力就是万能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就是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一脉相传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换成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靠马上得天下，也要靠马上治天下。信用和信任在他们的方法中无足轻重。我手里有权，想怎么骗你就怎么骗你，想怎么捏你就怎么捏你。你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掌握好手中的暴力机关就可以了。我是流氓，我怕谁。不服的话，就把你打翻在地，然后踏上一只脚。共产党就是这样掌握政权的，它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服从。
所以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都是把法律看作可有可无，只要掌握了刀把子和笔杆子就行了。笔杆子用来欺骗大多数人；有少数不被欺骗或者不愿被欺骗的，就用刀把子解决。这种执政方法就叫做专政。专政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不用就可以不用。
所以中共的发言人一不小心就会说漏嘴，在记者会上训斥别人“不要用法律作挡箭牌”。她竟然不知道法律的作用就是每一个人的挡箭牌。法律都不能成为人们的挡箭牌了，人们从哪儿得到安全感呢？
法律的本质就是一种信用。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社会契约，契约的基础也是信用。政治就是管理社会的工作，也叫做治理众人之事。中文的政治含义非常清楚，就是用正当的方法治理社会。这个正当的方法的核心，就是法律。
官员不可能随时随地地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法律是政治的核心。而法律发生效用的基础，就是人们对它的信任，或者说是法律的信用。
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确保法律的信用，和运用法律治理社会。当政府自己破坏法律的信用的时候，人们就无所适从了。当这种对法律的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社会的治理就开始失效。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大多数人失去了安全感。这是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
中共这六十年来逐渐地失去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中共和它的官员自己带头破坏法律的信用，甚至骄横地警告别人不要拿法律作挡箭牌。所以才会造成无故惊扰的现象。这在古代，就是亡国的先兆。现代也一样。所谓的中东茉莉花革命，就是从突尼斯的“无故惊扰”开始的。
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惊扰迅速扩散成为一场革命，然后再扩散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国际性的民主浪潮。它的基础就是政府丧失了信用，是人们普遍对政府的不信任。
最近中国不断产生的这种无故惊扰的现象，正是中共的亡国之兆。而造成人们对政府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共执政的基本方式–专政的方式造成的。这种依靠欺骗和镇压维持政权的执政方式，正在为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创造着条件。想让它不发生，都不太可能。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共自己的表现就像是惊弓之鸟。所以温家宝代表的一批相对聪明的中共官员，才会不断地呼吁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什么呢？改的就是专政的基本执政方式。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目标，专政的方式也无法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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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