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27日讯】
《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作者小传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生于1905年。最早曾在沃龙涅什农具厂当装配学徒工，后来在齐霍列茨克火车头修理厂当装配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应征入伍。复员后进入莫斯科纳列曼诺夫东方研究院学习，毕业成绩优异。
1938年5月至1940年中，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是塔斯社驻华记者。
1941年4月-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
1942年5月他被派往延安特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区的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到1945年11月为止，他一直在延安。
1946年他在苏联外交部任职。
1948年至1951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
1952年被任命为苏联驻缅甸大使。
1958 年9月10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既记录了他个人的观感，也摘记了正式通讯的材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受到特区惩治机构头子康生的严密监视，而笔记和日记是便于保存翻译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文件、文章、报告与来往电文等材料的唯一安全的地方。
《延安日记》
1942年5月10日
我们到了兰州，这是我们乘苏联TB-3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后，在中国机场停留的第四个晚上。我们在伊宁过了一夜，以后两夜是在乌鲁木齐和哈密过的。目的地是延安。我将代表共产国际并作为塔斯社的随军记者，在延安工作。从1941年7月以来，我就是个军人。
1942年5月11日
飞机由于负载过重，在哈密起飞时很费劲，后面扬起了厚厚一层尘土。
起先，我们周围是一片澄澈的蓝天，后来飞进了浓厚的雾层。往后，飞机飞了出来，在晴空按航道飞行。可是半小时后，飞进了一大片云层！飞机尽可能爬升，但无法钻出云层进入晴空。再降低一些高度试了试，还是没用。我们偶尔也飞过小块晴空，得以瞥见山峰、深谷和悬崖峭壁。有时，飞机贴近山岭飞—只隔了50至100米的距离。
机长嘟囔说：”今年到这时候了，怎么还有雾？这气候真怪！”半小时后，他使飞机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但还是在盲目飞行。每隔两三分钟，机长就说：”驾驶员，注意方向！”
我们终于摆脱了困境。
幸亏机长和驾驶员都是有经验的，要不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写日记了。
我为玛丽亚安排好，让她到了阿拉木图(玛丽亚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妻子—编者)。1941年7月以后，我一直没见过她。我们在阿拉木图机场见了面，又分了手。她现在想必已经回到列宁斯克—库兹涅莰基，回到我们儿子身边了吧！
没想到尼古拉牺牲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朋友—编者)。确实没想到！这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只有一点是可以安慰的，那就是他死得很快。尼古拉的装甲车被炮弹击中着了火，可他还在向敌人射击。一个气浪把他甩到公路上，德国人当场把他击毙了。
现在，所有这些，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已成过去，但这个过去是多么悲惨和痛苦哇！它不会消失，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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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进入第二个小时。能见度很低，我们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飞行。炸弹架上堆满了货物。客舱里也乱七八糟地塞满了箱子、盒子和汽油桶。箱子和盒子里装的是，给中国人在延安的医院运去的医疗用品、电台零件和一架新发电机。延安的电台设备陈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失灵。汽油是供电台的汽油机用的。它每年耗油两桶！按这样的消耗量，我们供应的汽油足以维持好几年。不知什么时候另有飞机来。要是日本进攻苏联，我们就会被封锁在陕西的丛山之中了。
我说的”我们”，是指奥尔洛夫、里马尔和我们在延安的朋友。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被派到延安的医院去做外科医生。他身材瘦小。去延安前，他在基洛夫军医学院任教。我们还不太熟。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里马尔，是无线电报务员，我们管他叫科利亚，他是去协助我们在延安工作的报务员多尔马托夫的。
我们都穿了皮大衣，还冻得牙齿直打战。我们从机窗口往外看，暗地担心有可能碰上日本战斗机？我们毕竟是完全处于它们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架几经修理的TB-3 飞机远非强大的新式日本战斗机的对手。机枪手不时警惕地看看SHKAS(一种在机上用的1.62毫米口径机枪)，其实，万一日本人袭击，我们是毫无防御的，很容易被击落。我们不是在飞行，而是在偷偷潜入延安，飞机简直都要贴近地面了。
下面，山连着山，到处都是山。
黎明时候，天空蔚蓝而明朗。
我心中在反复考虑着同朱德、康生和彭德怀的会见。
驾驶员在忙着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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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我们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写下的记录。
TB-3飞机在两面都是山坡的山沟里降落。多尔马托夫，阿列耶夫和几位中国同志在那里迎接我们。
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高兴来迎接亲爱的苏联朋友。”他问我身体怎么样，并向我的同事和全体机组人员打招呼。然后他说：”我很快就能会见你，也许明天。”
他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笑时面带倦容，留神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我以前到兰州和西安时，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志。他们大都是经历了严酷的内战考验的老一辈党员，几乎都在战争中负过伤，并有亲人牺牲了。
康生拥抱我，还吻了我，其他的人在一旁看着。这种举动并不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在兰州时，见到他对苏联人十分无礼。我们的青年在中国上空作战，遭受了重大牺牲，当然，日本损失的人员和飞机为我们的两倍乃至三倍。哪里出现苏联战斗机，日本轰炸机就无法命中目标。可是在地面上，康生的特务却暗中监视着每一个苏联公民。我不可能消除对此人的印象，他装得像个要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敌人。康生虽说很谨慎，但他做的比他嘴上说的，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中国同志早晚会看透他。
康生的吻是犹大的吻。但我是客人，不能露出我的感情来。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同机组人员交谈，而康生则嘴上露出一丝冷笑，拉长了声调在我耳边说：“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毛泽东说了声再见，就向他的汽车走去，后面跟着手持毛瑟枪的年轻警卫。司机开动车子，车子一溜烟走了。那是辆英国或美国造的老式救护车。警卫员们的宽大背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毛就看不见了。
我被介绍给塔斯社小组。鲍里斯．华西里耶维奇．阿列耶夫是正式译员。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也叫李文)，是报务员，他也穿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和一双粗布鞋。欢迎者中间少了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尤任，他在电台值班。
天气晴朗，阳光闪耀。TB-3在卸货后立即飞离延安。
我现在跟多尔马托夫一道，坐在一间装设电台的房间里，在记下这一切。多尔马托夫在向莫斯科发报，报告我们的顺利到达。汽油机在外面突突作响。里马尔在端详那套无线电设备。尤任和奥尔洛夫在隔壁房间里安排餐桌。屋内点着蜡烛，气氛显得很舒适。
除了奥尔洛夫要搬到医院附近的地方去住以外，我们全都将在这个小屋里住下来。多尔马托夫对我说，医院就设在山腰上的几个窑洞里。
每个人都很兴奋，我们是因为到了延安；尤任、多尔马托夫和阿列耶夫则是由于听到了苏联最近的消息，收到了亲友的来信。
这几位老资格的延安人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要比我们多得多。多尔马托夫搞的电台，实际上昼夜都能收听到新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