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23日讯】 虽然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一直处于日益恶化的状态，但是陈光诚释放以后长期被监禁、监控的情况仍然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关注。今天就和大家来谈一谈中国的律师、国保和维稳。
事情是从陈光诚去年被释放开始的。陈光诚是山东临沂人，小时候曾经因为发高烧而双目失明，后来自学法律，为山东沂南县一带计划生育的受害妇女维权，因此而成为世界著名的维权人士，曾经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影响世界的一百名人物之一。那一年跟他一样上榜的还有温家宝。
由于陈光诚的维权得罪了当地的党政黑势力，因而找了一个罪名，被非法判刑，去年9月份刑满回家。从他回家开始就由当地的政法委和警察，组织了一些人员，大部分是地痞流氓，将陈光诚的家包围起来，整个村子被封锁。封锁不仅仅不让陈光诚出去，而且还不准外面的人来探望，同时还威胁村民。从他回家开始就不断地有维权人士前去探访，都无一例外的遭到了那些监控陈光诚人士的阻拦和殴打
这件事情不仅仅在国内的维权人士当中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同时也在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甚至有一些政府出面，要求中国政府给陈光诚自由，就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法律办事。几天前，《华尔街日报》专文讨论了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这是地方当局公开使用黑帮对付维权人士的做法，而且他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中央政府的瓦解。
前不久陈光诚传出了一份长达一小时的录像，在录像里包括自己的谈话，也包括录到在外面监视的人。他详细的描述了从他回家开始一直到如何被非法拘禁在家，连他的妻子都不能出去，只有他老母亲才能出去给他买些日用品维持生活。他的录像当中还说到当局这种依赖暴力的做法只能维持短暂的稳定。
从这个录像当中也清楚地看到了，有一个人是在他家的围栏外面一直监视他们家。有一种说法说：对陈光诚一个人的维稳经费就包括看守人的开支在内，一年就要达到3,000万元之多。当维权人士去问当地人的时候，当地人并没有否定这种说法。这段时间还不断地有维权人士、律师前去声援和支援，结果都遭到阻截和殴打。
最新的进展是，2月16日的中午，北京的维权律师滕彪、江天勇、唐吉田等十几位律师和维权人士在一起聚餐，在聚餐叙旧的过程当中还讨论如何援救陈光诚一家这件事情。他们的聚餐全程遭到了北京国保的监控。聚餐以后，江天勇被强制带到羊坊店派出所盘问。在盘问期间，有海淀分局的国保，这人叫路永辉，当着派出所的副所长和片警的面殴打江天勇。江天勇被扣留了将近5个小时。最新的消息是昨天（2月19日）一群便衣和两辆车，冲到江天勇律师的弟弟家里将江天勇绑架。滕彪是当时在这个聚会以后被警察强制带上车送回家中软禁。最新的消息是滕彪本人也不见了，家里被警察抄家两个小时，抄走了两部电脑、一个打印的传真机、一些打印的文章还有1、20本政治类的大陆的禁书，还有一些纪录片和一些陈光诚的照片。而且在搜查的时候，家里面还设置了信号屏蔽仪。到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滕彪发出最后的一个推特已经是在30个小时之前了，一直就没有音讯。唐吉田是强行被撬门绑架，到现在已经有3天多快4天了，仍然没有下落。
当然这个绑架律师事件发生的时候，一开始是支持陈光诚的事情，后来又加上了关于所谓茉莉花集会的谣传，不过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证实那条消息的来源，而且这也不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国际上的关注，很多国家的媒体，包括美国的CNN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法国《世界报》，还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些国际上大媒体的记者，都曾经试图探访陈光诚，而且这些外国记者在企图探望陈光诚的过程当中，都遭到了同一批黑帮，就是封堵陈光诚、封堵维权人士那一批黑帮的粗暴对待。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当局根本不在乎，来访问的是律师也好、是普通的维权人士也好，还是外国记者也好，他根本就不在乎。
国保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探讨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在陈光诚事件当中，陈光诚本人谈到的，他被监控、围困在家里面的过程当中，主要出面的是当地的一个政法委书记，另外就是警察的国保。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事件后来扩展和其他相关事件，不仅是陈光诚事件，其他很多事件当中，像山东的陈光诚事件、北京这次律师事件、上海的那些上访人士，或者在其他任何省份，就是所有去迫害上访民众，迫害维权人士的都是国保。
政法委我们曾经专题讨论过，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今天讨论一下这个国保是个什么东西。国保是公安部门的一个机构，在公安部这一级它就叫国内安全保卫局，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局是怎么来的？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建立的最先的政权，实际上是军管会。军管会的功能是什么，就是部队直接就派人留下来，然后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个军管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代理政府职能，但是军管会最主要的职能，在当时是镇压反革命，就是镇压国民党的留守人员，当然高官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一类的，关了若干年以后就放出来作为统战对象，也进了什么政协之类的，但是连排以下的这些军人，大部分都被镇压掉了。另外还有一些支持国民党的人员，这些被称为反革命。这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后来政权建立以后，它就转向一个管理，所以它就把这个镇压反革命的功能转给了公安，后来就成立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一开始就接管的军管的镇压功能，但是公安进入了社会统治阶段以后，功能就扩展，不仅仅是专政的功能，不仅是镇压反革命的功能了，它就有一部分类似于西方警察的功能，就扩展开来了。这些功能包括户籍管理、交通管理，这些都属于公安管辖范围之内的。
它原来镇压反革命的功能仍然保留下来了。这个功能因为是公安最早的时候的最主要的功能，所以它就把它保留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都是放在就是所有的部门的第一个，在部里面就是叫“一局”；在公安厅这一级就叫做“一处”；到了区县级呢，就叫“一科”。当时这个名字在部里面就叫“敌侦局”，也就是一局。依次排下来就是敌侦处、敌侦科。到了1983年中共觉得当时是有必要成立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就是国家安全部。这个时候就把公安部的一局，就是敌侦局大部分和中央调查部，还有一些小的情报部门合并起来，成立国家安全部。留下来的这部分人，数量已经不多了，仍然是放在第一个部门。
由于国内它镇压民众的需要，所以这个部门，在大部分合并到国家安全部以后，留在公安部里面的就继续发展。发展到1999年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它的作用又开始发挥起来了，就是它的重要性又显出来了。这个部门在公安部叫做“政保局”，就是“政治保卫局”。然后到底下“政保科”、 “政保处”，就把这个部门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公安系统里面的主要工具。当然各个部门都有参与，但是专职作迫害工作的就是这个部门。这个功能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镇压的需要，它的规模也逐渐的扩大。扩大到最后，就已经超过了当时和国安合并的时候的那个编制了。到现在为止，所有对民主人士、对维权人士、对宗教信仰人士、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在公安系统内部都是由国保来执行的。
这个国保机构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发展历史，所以国保这个机构的存在，就是中共本质上反人民的一个活证据。在西方的警察部门里面，民主国家里面，警察部门里面是没有这一个专门用来镇压异己的这么一个机构，是没有的。在西方的国家当然它主要警察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而且它也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编制，各个地区警察都是独立的。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么几点来证明国保的存在，就是中共这个反人民的性质的体现，因为国保它的唯一的功能就是进行政治迫害，就是侵犯人权。这是它的唯一的功能。公安部门里面当然每个部门都有侵犯人权的功能，但是国保以外的其他部门，虽然它侵犯人权，但是它原来设置的时候，它是有它的本来的原来的功能。比如说我刚才举例的户籍管理的功能、交通管理的功能，还有就是刑事犯罪去破案这个功能也是有的。
只有国保它是没有任何普通警察的功能的，它只有政治迫害、迫害人权，也就是最早的时候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功能。我们从这里延伸到第二点就是国保本身的存在，它是共产党阶级斗争思维和实践到今天的延续。很多人认为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仍然搞，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因为国保的存在它的真正的性质就是中共刚才说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是打击阶级敌人用的，尽管这个阶级敌人今天换了不同的名字。
最接近国保的国外曾经存在的机构，是纳粹的盖世太保。纳粹的盖世太保实际上是纳粹的秘密警察。国保跟纳粹的秘密警察相比较，它的性质，它的打击对像、它的运作方式都是非常接近的。和秘密警察的唯一的区别是，盖世太保是秘密的，而国保是公开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就是说像这种打击异己的行为，连纳粹都想把它隐瞒起来的这种罪恶，而中共就是公开的满世界的张扬。在这点上，中共是公开的作恶。
中共确保迫害人权政策不被纠正的机制
国保的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它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我们今天不想把这个过程整个描述一下，我们只是想谈一谈就是2009年以后，中共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维稳体制。这套维稳体制是怎么回事，和今天镇压民众和陈光诚的事件有什么联系。在2009年南风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系列叫做“关于中共维稳新思维”的一个系列，南风窗把它叫做独家策划，这有好多篇文章。从这个系列报导，他们采访了很多维稳官员，警察甚至搞理论研究的。可以看出来当时对于这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局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它怎么来应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说群体事件，它应对的方法就是在技术上要加强。它所谓维稳新思维，就是如何把这个矛盾，压制在基层，不要一层层的往上交，这是在级别上。另外一个，在地理上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都要封堵在北京之外，不能让上访的人群进入北京。一个是压在基层，一个是堵在北京之外。
也就是说，通过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和压制，对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用一票否决的方式来强制各级官员就地解决矛盾，不让矛盾反映到上级部门，这是它维稳的新思维的最主要的要点。不管它是成立了什么维稳办也好，还是不管它有这个七省市的护城河工程也好，它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这个思维更远一点可以追溯到2005年1月份所发表的新的上访条例，在这个上访条例里，已经在大力的限制越级上访，和到北京去上访。显然中共当局对这个2005年新的上访条例的规定还不够严格、贯彻还不够彻底感到不满意。因此需要再加强各地的控制，所以到了2009年8月18日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表示说要以《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为工作目标。也就是说在地方上当局告诉你，你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你不能再上访了，你就不能上访了，你再上访就严惩了。它是把这当作工作目标的。
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的新上访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按说起来的话，国务院是一个发布法规、规定的部门。中共对它不满意，于是党就公开的赤裸裸的跳出来了，以2009年的中央政法委的意见来做为各地贯彻上访政策的一个依据。不管它是对2005年国务院上访条例的加强也好，或者是否定也好，党赤裸裸的跳出来干涉司法。
从表面上看，陈光诚的维权，是使地方官员受到了威胁，这个威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他揭露出来的当地官员在计划生育过程当中的残暴行为，这个残暴行为是公然的侵犯人权，所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第二个是当陈光诚成为国际瞩目的人物和中共侵犯人权的象征的时候，当他释放的时候，当局怕由于他的释放而引起新的事端，它为了限制陈光诚释放所引起的任何可能发生的群体事件，或者是它们控制不了的事件而采取了标准的维稳程序。这是陈光诚事件的一个表面现象。但是陈光诚的事件绝不是一个地方上一个小小的沂南县就能够这样为非作歹 的，一个沂南县毕竟它的权力有限，它也不是制定政策的地方。它之所以敢这样为非作歹，敢在当地这么做，当然是有其它的原因的。
陈光诚最先揭露出来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当中的暴行。这个计划生育工作是被中共作为一种基本国策实施了几十年了。那么在这几十年过程当中，对妇女的残酷行为，对胎儿、出生儿的虐杀，都不是沂南的一个地方的，而是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可以说这种强制结扎，或者是强制堕胎，还有虐杀胎儿、虐杀出生儿的这种行为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标准程序。
这个是中共政策所产生的必然后果，就是说它要达到它这个政策的目的，它就一定会这么做。沂南之所以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并不是因为它在计划生育工作当中做法和其它地方不一样，而是沂南出了一个敢用法律来为那些受残害的妇女寻求正义的陈光诚。
这个政策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而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制止，而把它揭露出来就要受到这么大的迫害呢？那就跟中共的政策是有关系的。我们注意到，中共的任何政策，当它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说这个利益集团是在这个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其它方面的利益，或者是欠下了血债，维护这个政策就是这个利益集团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主要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政策它很难纠正，即使是当时的政治已经不需要这个政策了，但是这个利益集团仍然需要这个政策。如果你要揭露这个政策的错误和罪行的话，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就一定要报复，或者说这是出于维护它自己利益的一种本能的反抗。
这里有很多例子，像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使得中国的整个水力、电力部门都成为受益者，当然这个部门之上的头，像李鹏家族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不论是环境的灾难、移民问题、水灾、旱灾、地震、专家论证、民间抗议、国际环保组织抗议都无法改变三峡这个祸国殃民的工程继续进行。而且它用来搪塞的谎言是最基本的常识就能把它揭穿的，它用来搪塞的谎言是既防洪又发电，但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最简单的常识是防洪和发电两者是不能兼容的，要防洪就不能发电，要发电就不能防洪。但是作为这么大一个国家用一个科学家的集团来做解释，居然就用这么违背常识的理由来搪塞过去。这是三峡工程。
西藏独立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制造了一个西藏独立的问题就建立起了一个和西藏有关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只能在“西藏要独立”这个命题成立的情况下它才能保持它的最大利益。一旦说西藏独立的这个命题不存在了，说西藏已经放弃独立了，西藏只是想自治，那这个利益集团就不能容忍，所以这个利益集团它会千方百计的要把西藏问题保留在“独立”这个问题上，这才能保证它们的利益最大化。
法轮功问题也是如此，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610系统，一个庞大的公安国保系统，再往上就是政法委系统，都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利益集团，当然这个利益集团还包括另外一半，就是血债集团，就是它们欠了血债，为了防止它们自己被清算，它也要维护这个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一个错误的政策制造出了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血债集团。无论是从维护既得利益，还是从防止清算的角度，这个集团都需要这个错误政策的延续，而这个集团它又是提供高层决策的时候，关于这个政策实施是不是还有必要，是不是要持续实施下去，是由这个利益集团来给高层提供所有的信息、分析、情报和论证。除了中共迫害人民的本质以外，在体制上这是中共所有侵犯人权、压迫人民的政策从来就不会自行纠正，而要一条道走到黑的原因之一。
当县官可以指挥京官的时候
现在再来看一下地方官员为什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从计划生育到维稳，它都是中央的政策，这些政策地方上必须贯彻执行的，而且都是用一票否决制来确保大家拼了命也得完成。如果说完成不了从中央层层压下来的指标，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维稳，地方官员都要丢乌纱帽的。这样一来，地方对中央就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就是说你是要我贯彻政策来继续维稳呢，还是要我去依法执法来尊重人权？对于中央来说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现在地方当局对中央早就超出了讨价还价的范围了。在官场上混的人他都知道上面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官场上最多的是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以后被惩罚的，尽管经常以反贪腐的名义来进行；也有少数是因为贪腐过多了而后台不硬，结果被推出来作“替罪羊”以平息民愤的，当然这个数量已经非常少了；但是从来就没有官员因为“侵犯人权”而被惩罚、被处理的。
本来陈光诚他是山东沂南的，他和北京的国保没有多大的关系，为什么北京的国保要对北京的律师去讨论陈光诚的问题，下这么大的力气去镇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不要说是县官，就是州府官员也不敢、也没有能力去调动京城的官员的。但是在中共的维稳机制当中，皇城脚下的警察就像地方官员的家丁一样的可以随便使唤。
以前《河北日报》有过一篇报导叫做《最后的上访》，就是讲河北有一个县里面有个妇女多次上访，有一次没有当心就被她跑了，她就去了北京。这个县里灵机一动就通知北京警方，说是有个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去了，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结果就把北京的警察调动的鸡飞狗跳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法轮功学员。
在陈光诚的案子当中也是，北京的国保甘愿为山东沂南的地方势力去跑腿、去干活。难怪《华尔街日报》说，这会导致中央政府的瓦解。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层的意思，其中至少有一点就是，当中央对地方的维稳要求变成地方政府，包括县级政府，可以随意指挥北京的警察的理由的时候，这个中央集权的统治就进入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转自《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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