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9日讯】中宣部的工作就是保证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热点互动直播(559)：中国言论自由是开放还是紧缩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很高兴在星期二晚上和您在曼哈顿见面了。
我们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各位谈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言论自由到底是开放了还是紧缩了？那么很多人在中国大陆觉得说，现在不管是报章杂志或是人们，很多人都可以自由的谈政府什么地方不对，或者是说有什么地方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有很多的消息还是被封闭了。很多人就讲现在的言论开放了，但是又有很多人讲现在的言论是紧缩了。那么您对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看法，我们的评论员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我们想利用今天一个小时，大家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最近几个中国大陆媒体事件上的一些人事调动等等，我们先看一个新闻片，看看其中的一个事件，然后我们从这个事件开始来谈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好，请看一下这个新闻片段。
（影片播放开始）
南方媒体近期屡屡传出整肃的消息。1月27日，曾经担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和《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正式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同期《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李文凯以及两名编辑也被调职。
长平在30日接受《法广》的专访，其中他回应，对自己被解聘的情况虽然感到意外，但也认为是这种环境下的必然。
长平：“这是长期言论管制的结果。一些优秀的媒体管理者，或敢于抗议就被要求出局，不光是我一个人，像此前的程益中先生、喻华峰先生等等。留下的就可能会是一些听话的，或者是更看重另外一些东西的人，我不是说南方集团、南方报社，留下的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的人，但是它的机制是这样，使其发生作用的。”
长平本名张平，他在南都集团工作了十多年，从《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再到新闻部主任，之后成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他的敢言作风多次遭到打压，被解除领导职务后，成为南都传播研究院研究员，直到现在被解雇。
长平：“有领导就跟我提出说，如果你能保证再也不写文章，不露面，不说话，我们还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挽回的空间，但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我这么多年来之所以到今天（被解聘），就是因为写文章。我已经选择这种道路，这是没有可谈的余地。我认为写作，或者说话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利，我要这样的权利。”
去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已经派驻工作小组进入《南方都市报》。上两个星期，更有中宣部一名副部长前往调研。
长平则表示，这几年政府的管理更加警察化，甚至流氓化。比如，在对待强拆征地和上访这两件事情上，越来越流氓化，导致民怨沸腾，矛盾激化。但许多政府官员在处理这些事情时，首先的办法就是打压言论。
长平：“就我个人来说，就是长期坚持进行批评性的时事写作，可能导致一些人不满。所以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导致了这样（我被解聘）一个结果。”
在这之前，《时代周报》的彭晓芸，《成都商报》首席调查记者龙灿也被要求出局。
长平的同事“蓝莲花”在网上发文指出，既然龙灿、长平这样的人，都可以被辞 职，那对我们来说，被辞职也并不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因为，权力什么都可以夺走，却夺不走内心对良善和美爱的向往，即使夺走生命。
长平在专访中也表达了对国内读者的看重，他并表示，内地还有很多媒体有良知，他相信，他们会支持所有对言论自由捍卫的人。
在长平被解聘的当天下午，至少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讨论这件事。在长平的微博上，粉丝网不到一天时间就增加一万人。长平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只是删贴和打压，希望他们能认真研究这个新的舆论状况。
（影片播放结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讨论，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是开放了还是紧缩了？”先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评论员，第一位是特约评论员竹学叶，竹博士，竹博士您好。
竹学叶：元庆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再来是我们资深评论员横河先生，横河你好。
横河：元庆好，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刚刚在这个一开始的片段里面提到了《南方周末》长平先生的事情，我们经常在不管是报章、杂志上看到它（《南方周末》）的新闻，它好像经常做一些敢言，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那么在长平的这个事情上，横河先生是不是除了刚刚影片里面所介绍的能够再给我们补充一下这个事情的情况，它是不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案？
横河：这个倒不是一个特别的个案，其实刚才讲的“南方”是一个报业集团，这个报业集团它（应该）是属于中共广州市宣传部下面的广州日报的，这个报业集团它基本上是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还有《南都周刊》…，就这一系列组成的。它相对来说在中国的南方，特别是广东省这个地方，它的文化传统上它就有一个比较敢于冒险的文化传统，你想想看嘛，辛亥革命当时孙中山也在那个地方，后来北伐也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它是有一个传统的，特别改革开放又是在广东那个地方最先开始起来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当时就是全国的媒体人，比较敢闯的也都往那个地方跑，因为你在北京那个地方卡得太紧，所以慢慢的它形成自己的风格。那么形成风格以后，到了…严格的说在90年代的时候，本世纪这段时间被打压的比较厉害，特别本世纪打压得比较厉害，实际上已经被整顿了很多次了，而且不停的换领导。
但是因为这种媒体它也是像活的一样，它有个传统，就像以前军队打仗也是，为什么军旗要讲某某军？它不管是换指挥官也好，换士兵也好，它只要那个牌子不倒，它就有那个精神在里面。
所以它们是相对来说在全国，就是在中宣部，因为媒体都中宣部控制的，在中宣部控制的所有媒体当中，它们是比较愿意去挖掘一些关于弱势群体啊，关于一些腐败的新闻啊，是它们比较愿意的，所以可以说在全国的媒体里面它们走得比较前，这样的话它也多次被打压，像长平本人就多次被打压，不是一次、两次。
主持人：当然我们等一下节目里面会进行讨论，那横河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要谈这个，您觉得中国的言论自由这么多年来，您认为到目前为止它是开放了还是紧缩了？
横河：它的言论你要看是什么角度的，就是说从…其实30年改革开放的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它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去在非政治的问题上去放宽，特别是像娱乐性方面的东西，或者是像这种色情方面的东西，它是鼓励放宽，所以在这方面肯定是开放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在言论自由，特别是媒体的言论自由，你可以在家里说话，你可以在朋友圈子里说话，但是你不能在媒体上说话，所以在这个媒体上它就卡得更紧了，特别是关于政治体制的讨论，关于重大的案件，关于群体事件这方面，还有特别是长平所做的评论性文章，做评论性的这方面，这个就卡得更紧了。
长平自己也说嘛，他说并不是说他写的东西跟以前有什么变化，而是说环境变了，就是压得更紧了，所以才把他给拿出来去压一下。他这一段时间其实写的东西他自己认为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在要解聘他就是因为尺度更紧了，所以他原来写的可能是出一点尺度，或者是还能容忍的，现在完全不能容忍了，就到这个程度。
主持人：那竹博士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关于长平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官方的，比如有一些宣导的禁令，或者是相关的一种作业规定等等有出入？
竹学叶：作为一般社会的民众来讲，可能不一定那么直接的感受到中共是如何控制媒体的，但是最近因为长平这个事情前后，有人就是爆料中宣部有新的有关媒体应该报什么，不能报什么，也就是说一些禁令，其实这种禁令是长期存在的，是中共通过中宣部门对全国的媒体直接的要求，下具体明确的指示，有些东西不能报，有些要报，有些怎么怎么报，这些都很有具体的规定。那么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部都有自己这样的经常性的指令，所以这个并不是秘密，但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他可能并不一定要知道。
因为长平这个对全国来讲，对很多读者比较有影响的这么一位媒体人被解聘，那么相关的伴随着每年到新年开始，或者中共有些重大的活动，中共要出一些这样的禁令，所以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了，所以中共出禁令这种事情可能就广为人知一些。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或者是说对我们的评论员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不管是相同或是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46-519-2879，或者使用SKYPE：RDHD2008，中国大陆的免费电话是：400-708-7995，拨通了以后再拨 899-116-0297。我们希望您能及早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意见，尤其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的话，也希望您能够及早打电话进来，这样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进行讨论。
那么横河先生，我想您是不是可以除了刚刚讲到长平的事情以外，是不是在过去比较近的一年当中，有一些其它类似的比较重大的事件，在媒体上的？
横河：最近事情其实比较多，一个事情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时代周报》，《时代周报》也是广东的，《时代周报》它做了一个评选，就是评选100名对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去年一年对中国有影响的人物，那么它分成10大类，每一类评10个人，结果评出来以后马上就被封杀了，然后就把负责评选的这个人把他给处理了。
主持人：您说马上就被官方封杀？
横河：被辞职了。评论部的主任，这个人叫彭晓芸，刚才那个电视里面也说了，她就被辞职了。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看以前中国也搞过很多媒体的评论，实际上中共官方现在搞这一类的已经很少了，都是留给媒体的，但是为什么广东这次《时代周报》的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我想除了就是评选出来的人有些是中共不希望看到的以外，更重要的我想还是这个评比不是官方支持的，或者不是官方主持的，以前是有官方主持什么“十大优秀青年”，还搞了一些媒体，包括凤凰卫视也参加评选。
我记得几年前还搞过一个世界什么着名的华人青年，优秀青年，去搞这么一个评比，那么你看到出面的其实也都是媒体，但是那个不一样，那个是中宣部组织搞的，这个不是它主持的。所以同样的评比，为什么会评出中共它不喜欢的人，中宣部恼火的人呢？这是因为这个从一开始启动，它的目标和整个过程就不是在中宣部的一手控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事件。
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就是对安徽黄山复旦大学的学生到黄山遇险，后来据说是一个什么“二姨夫”3次报警没有得到回应，一个二姨夫。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是《成都商报》有记者去做了深入的调查，然后写了个报导。结果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压力下，这《成都商报》也把他给处理了，而且不仅处理他一个人，《成都商报》包括编辑在内有一大群人被处理了。那么像这一类都是属于在今年这一年我们看到已经处理过的这些事件。
当然还有一个事件就是跟重庆红歌事件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媒体，中宣部最近用一个打击假新闻的方式在压制媒体，就包括《成都商报》那篇文章，关于黄山抢险的这篇，这篇文章就是以“假新闻”的名义把它给打下去的，就是说他制造了个假新闻。
实际上这篇报导整个从头到尾报导的内容，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任何能被认为是假新闻的东西，除了就是有人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二姨夫是有来头的，那么这个话并不是记者说的，是采访的当事人自己说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消息不真实的话，也是属于被采访的这个人说出这句话，而这个报导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加以很重的笔墨去评论，评论是后来别人的事情。
所以这个打击假新闻也是最近媒体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中宣部控制媒体的一个新动向。
主持人：那么对横河先生刚刚所提出的这一点，您觉得说这么样的一个做法，它对于言论自由的封杀，或者是说对于社会上人民的知情权您觉得起到什么作用？
竹学叶：我觉得在谈中国媒体的这个所谓自由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总的前提，就是在中共这几十年的当政过程中，这个媒体是所谓党的喉舌，这一点它是毫不含糊的，也不知廉耻的向全世界去公布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有一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接受美国(CBS)《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采访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讲的非常直白，媒体就是党的喉舌。那么我们想像，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做为共产党的喉舌，它绝不会允许你像西方的新闻媒体一样，有所谓的新闻自由，所以它要求的这个媒体，所谓的媒体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要替共产党讲话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想讲什么，你必须给它讲出来。
所以它出这些禁令、它出这些规定，处理了这些敢于讲话的这些媒体人，在共产党来看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共产党的本质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媒体怎么能够这样被打压呢？甚至连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些民生问题，比如说拆迁、物价啊，什么某某人的不正之风、贪污这些东西，任何一个国家，哪怕一个老百姓都有权利说这是不对的！那么媒体更是有责任把这个东西给老百姓呈现出来，因为媒体嘛，明一点嘛，就是介绍一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从外表来看，你觉得这个媒体被打成这个样子就没法做了，但是当然啦，在中共的内部很多媒体人他就是希望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还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自己去自由的发挥一点，那么我想长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呢，你越是有正常的思维，正常的媒体人的观念，你在这种体制之下，你越会觉得受到的束缚，当然啦，他就感觉不到真的所谓的自由。
主持人：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言论自由是开放还是紧缩？”我们先听听看观众朋友，洛杉矶的丁先生怎么讲。丁先生您好。
丁先生：元庆主播好，博士好。祝各位兔年行大运，而且奋发“兔”强。关于中共的言论自由，据我个人和很多人到大陆去探亲回来的经验，不管回到台湾还是回到这里，回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言论自由比起三反、五反时期，以及文革动乱时期要开放了很多。但还是有人会暗中跟踪外来客，无论你是前往参观访问、考察、回国探亲旅游，只要你说了一句不称他们心，不如他们意的话，哪怕只说错了一个字也会被他们抓进去问话，轻则担误你回美国、回加拿大，以及回其它国家的时间，甚至于可能会居留超过一年半载也不一定；如果你跟他们强辩的话，就说他看你可疑，重则就找个借口让你失踪，然后严重点很可能就被他们杀害了。
过年我不想讲这个，但这是事实。有些人像李显斌他投奔自由到台湾，回去后来不就这样没了吗？李才旺出卖他，他死以前不想让他母亲知道，他母亲在他走的前两天走掉了。至于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走？十之八九是走了。李显斌是反共义士，到台湾的。
所以各位观众如果一定要回国旅游，要参加旅行团去比较好，这样他们比较不敢抓，就算敢抓也很难抓得到，这比较安全。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要说，只听别人说，尽量做到这样子；探亲的话，也听亲戚说，自己不要说话，一定要回大陆去的话就这样子，一个人回大陆无论如何都是很危险的。好，谢谢三位。
主持人：好，非常谢谢丁先生。丁先生刚讲的这个消息是非常valuable（珍贵）的消息，对我来讲，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震惊，听他口音他是台湾人，我相信来美国待了很久，可能应该是美国公民。譬如说假设你是一个美国公民，你不持有中国的护照，你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或者探亲等等，你如果讲错了，他们就把你抓起来拘留、问话等等，甚至于有更严重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你们两位，我想听听看横河先生，就是这种情况您觉得它是一个满普遍的现象吗？
横河：这个它有重点跟踪的对象的。就说其实中国的情报部门在海外有一大批，包括统战的，包括情报的、国安的、公安的，还有总参的，各个情报系统在海外，那么相当一部分就是监视海外华人的，包括监视哪些能够被它利用的，哪些不能被它利用的，所以它是划线的。为什么海外很多中国人出来以后他还是不自由，就说中共它的影响始终在。就是他有亲身体验，他说了一句话或者怎么样，他不回去没有关系，一回去以后可能人家就会找他麻烦。
这个它相当一部分是有针对性的，像有一些亲共社团的人，当然他回去可能没有这么多麻烦，但实际上亲共社团的人也受监视。3、4年前有一次欢迎活动在纽约这里，欢迎胡锦涛来访问，欢迎队伍后面就站了一群穿黑衣服的大陆来的那些人，结果有人就上去跟他们聊天，说你们是不是在这里防止法轮功的人？他说我们不管法轮功的人，我们只管这些人。他们管亲共社团的领导人，他在那里监视他们。
所以你是亲共，它有对付亲共人的监视方法。你要是有不同意见，经常发表不同意见，它对你有这种监视方法，但是它只能在国内起作用。到外面来其实是不用害怕它的，但是对于海外回去的人它是要采取某种程度的监控，这个是肯定的。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再接听一下温哥华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胡先生：元庆兄，横河先生，竹博士，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我觉得中共收紧各方面言论自由，应该说空间，不要说去触碰政治问题，我看现在以民生为题材的作品大概都很难混。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蜗居》也被封，还有好几部电视剧也被封。最近有一个节目特别让我注意到，这节目叫《框框日记》，是大陆以《蜡笔小新》和《南方四剑客》（South Park）为灵感的一部卡通。
最近就是因为他们做一个兔年特别节目叫《小兔子框框》，就是在讽刺三鹿奶粉、强迁还有“我爸是李刚”等等，让基层百姓很愤怒的事情，这些一般却又不应该跟政治扯上太大关系的事情，结果也就搞得…，现在这家动画公司情况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据说这片子一上网和各大媒体就马上被封。
我认为像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看大陆要出现一些很有特色的作品我看是遥望无期。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
主持人：好，谢谢胡先生。胡先生讲的是从艺术界或娱乐界里面的一些情况。我想我们今天谈这个言论话题，跟两位都是在做评论员的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看一段影片，曾经在《人民日报》担任评论员的吴国光先生，他在我们的《透视中国》节目里面有一些谈话，其中的一些片段我们看看他对于中国的言论到底是紧缩还是开放了？我们看看他的讲法是怎么样。
（影片播放开始）
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一个表现。你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就是讲“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
那么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复；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一套东西重新加强。
你会看到现在两会期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一，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的电视台记者，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台记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是没有这些东西，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很自由等等。
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有一个“洋鬼子”在那里大讲中国的两会报导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么这个欺骗性就很强了。
那么这个时候，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你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一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一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一个功能，变为一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么一个工具。所以现在你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
（影片播放结束）
主持人：我们刚刚听了吴先生讲的话满有意思的，从吴先生他所讲的这些现象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在中共内部对于媒体的控制变得比较精致化了？
竹学叶：我想应该说是时代在变化，共产党如果还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一刀切的，你听了《美国之音》就抓去坐牢的话，那显然中共也无法继续它的统治，它必然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这种要求，它又不能够拒绝所有信息，那怎么办？它就制造一个它有意给你选择的状态，我让你进来一部分消息，但这部分消息是它选择的，有些消息也让它出去，这也是它选择让外边知道的。
这样营造的一个环境，就像刚才横河先生讲的，你会觉得比以前开放很多了，但你并不知道这是在一个时代变迁背景之下，中共变换了手法，很精致的很微妙的在你不知不觉中给你营造的一种状态，你也就接受（觉得）很好。就像很多人一样，说我们现在比以前自由了，结果海外说你再自由你是关在一个笼子里边的自由。你可以在里面随便跳，但你不知道你永远是不能跳出这个笼子的。
就像长平先生一样，他本来写的时评你去看的话，都是非常正常的，用常识都是可以解释得了，并没有惊人之语，没有说共产党十恶不赦，没有讲到这种东西，就是社会的弊端这个那个的，就这一类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感觉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已经触到笼子的框框就不行，你就得被辞职。我想自由还是不自由，取决于你是在什么样的角度看。以前不能讲话现在可以讲话，以前不能讲的现在你可以讲了，但是你不能讲共产党不让你讲的话。
主持人：竹博士提到选择性的开放一些可以讲的范围，横河先生您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尺度或者标准在那里？它可以给盒子放框框大概是多大？
横河：它自己没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会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是中宣部自己有一套规则，然后这套规则再落实到每个省的宣传部，耗费人员之庞大的宣传队伍，你都想不出其实它每天工作量非常非常大。我曾经看到北京市宣传部的一份指导，它几乎每天要对北京市的媒体下达指示，哪一条新闻就是今天出来的某某车祸不要报，就详细到这么程度；或者北京大学学生马上要搬进宿舍里去，有一部分学生不满意，这个不能报。这个指导非常非常详细。
它有个大的框框，大的框框一定要符合中共的统治需要，但这个统治需要不像文革时候一刀切的，它要人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批评的社会，但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在它容许的范围之内。如果当时露出去了，它要把坏事变成好事，也还是变成为它歌功颂德的，所以它是很弹性的。这个弹性越落实下去以后，它就有2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想让人看到这个媒体不是在它控制之下，让大家觉得它是在自由的接受信息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实际上还是中宣部给你的结论，只是不明说出来。这一来很多搞媒体的人就藉这个打擦边球，就是你给我点空间，我就从这空间我去做文章去，像南方报业集团就做这种事情。因为中共要想让大家觉得，你看我们也在揭露阴暗面，我们也在那里揭露不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就真的揭露去了。
所以中宣部就要派人去整顿，一阵子要整顿，一阵子要整顿，因为它不能完全卡死他，但它又不能完全放开他，所以中宣部就专门做这事，各省的宣传部门也整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到下面以后就很困难了，一个比较开放的媒体他会把边界往外扩一点，但是一个保守媒体他会自我限制把这范围变更小一点，那么中共实际上是希望你们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自我检查，要检查得比它更严格。它不给你具体的规定，这样造成大部分媒体实际上是自我限制得更严格，但也有很多媒体人是通过这个来打擦边球的。
主持人：好，有2位观众朋友在线上，第一位是洛杉矶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中国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就没有言论自由，这期间只有1989年六四前，才有过3天的真正言论自由，有中国很多的老编辑走上街头，要民主、要自由。有一首自嘲诗很说明问题，诗的内容是这样的：“咱是党的一条狗，站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长平不愿做中共的狗，只好做趴在地下的狼，地下只有饥饿，但有一颗自由的心。谢谢。
主持人：好，非常谢谢吴先生。我们再接听一下上海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您好，两位老师好。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中国有一种心虚嘛，只要掏钱请老外说中国的好话，人家说几句好，就给人家一些礼物，说回国了，人家就破口大骂。它有一种心虚，就是为了自己虚荣的一面吧。另外，有一些记者说“邓玉娇事件”，说强奸了邓玉娇也等于是强奸了13亿中国人民。
另外一方面，中国还有好多人做的是……比如奥巴马上了台说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事，它就把共产主义删掉，也是一种心虚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所做的一切，它就是为它自己的专制集团的利益，你要是不在替它专制集团服务的言论，那就是受限制的。谢谢，请两位老师评价一下。
主持人：好，谢谢彭先生。哪一位？
横河：我觉得洛杉矶吴先生讲的，严格的说它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说真正的新闻自由有几天，但那几天严格说起来不完全真的是，但相对来说，中共统治这么多年来最自由的一段时间，它确实是报了很多当时的新闻。这个自由看在什么程度上，就是说……
主持人：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言论到底是开放了，还是紧缩了？”好，横河先生？
横河：所以我就讲要看是不是有新闻报导自由，不是你能看到多少份报纸，报纸上什么都能说，不是这样的，是看有没有人在管制这些报纸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只要有人管制、有人告诉你这个边界可以越出去一点点，那你就是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中宣部做的就是保证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是中宣部做的事情。每年 1月份它要开一个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就是总结去年的媒体控制情况到今年媒体控制怎么样，今年要继续怎么做。
那上海彭先生谈到了钱，就是给钱说好话，让外国人去说好话，这是刚才吴国光先生在那个（影片）里面讲到的，就是让外国人说好话。我现在甚至怀疑在纽约时代广场上面做的关于中国形象篇里面的人物篇，因为你可以肯定99%在纽约时代广场看到广告的人是不得要领的，中共的媒体在这里采访别人说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人家回答说 interesting，很有意思，我回去查查这些是什么人。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我现在觉得这个大外宣真正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几乎是零，但是它反馈回去又给中国人洗脑说，你看，中国现在这个宣传已经做到美国时代广场上去了，它用这个反馈来起到它的作用。你以为它这个钱乱花掉了，其实它是为了控制国内的媒体，引导国内的媒体。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中宣部每年都会提出一些相关的禁令，您是不是可以谈一下今年它有些什么样的规定？
横河：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面它提出来10条禁令，但这10条不是文件传达的，以前都有文件下来，现在都是口头传达，但是媒体人都把它透露出去了。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条就是，重大群体事件不准外省报导，只能本地媒体报导，然后中央级的媒体来报导要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就是由当地党委来决定你中央级媒体能不能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以前各地都不让自己的媒体报自己的丑事，但是外地可以来，所以这就是打擦边球，就是跨省报导，报导它的群体事件，报它不好的事件，因为我不能报，我报别人总可以吧？你那个省的宣传部管不了我。现在它统一（规定）不准互相报，各个事件都限制在本省报的话，那么本地的党委宣传部就有绝对控制权。
那么以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一级的媒体它来头很大，直接归中宣部管，所以它一下来以后可以报导地方腐败的现象，但是这个权力也不给它了。就原来中央可以来报导，尽管中央它不敢碰大的但它敢碰小的，现在到当地要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党委让他报他才能报，那么实际上它只能报中宣部同意报的东西，其它的都不能报了。这样一来，实际上对于黑暗面的揭露，或者是腐败的揭露，去年前年曾经有过的一些擦边球现象，现在它们试图把它彻底封下去。
主持人：竹博士？
竹叶学：其实我看这样一个禁令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刚才横先生也提到了，它这个边框是变了，以前能报的东西以后未必能报，以前不能报的东西以后未必不能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以前有一些极端的事件发生灾难，它为了表现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那么就可能报，比如说有毒的化工原料泄入河流等等，可能会报。但是按照今年的这个禁令，有一些灾难性的事物和极端事件它是要限制的。
对于收入不公、楼市的价格，什么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等等，像以前的三鹿奶粉等等这样的事情，它都要求各媒体解释疑惑，化解矛盾，并不是要以揭露为主。也就是说以前它允许报导，现在因为这种事情随着中共统治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它在社会上的这种民怨就会越来越大，那么你要再按以前的尺度去允许地方媒体或者中央媒体去报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民众的共识，这样的话，它就觉得对它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就在今年的禁令里面加上这一条。
还有就像刚刚横河先生讲到的，不允许异地报导。我的理解就是说，以后比如说出现像钱云会这样被……很多人就直接说他就是被谋杀的！像这样老百姓都关心的事情，以后如果你要报只能是当地报，当地要不让报，那就是不能报。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其实中宣部它下这个禁令，间接地也就告诉人们，这种群体性的事件因为跟民众生活各方面相关，这些事情如果媒体要报的话，这种东西就会更多，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它就提前打了招呼，今年这个事情都不能报了。
这就反映出它所谓的禁令也是完全从维护它统治的稳定性，也是根据社会矛盾的状态和老百姓面临的困境，它是选择性的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它觉得如果让老百姓知道这么点东西就可以保证它统治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它的禁令实际上也反映出来它统治的不稳定性。
主持人：所以它也许是看到过去一年里面，发生很多社会上的它所认为的不稳定现象，不安的现象，所以它就订这些规定来防止这些消息外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影响会很大，以后万一再发生这种像三鹿奶粉，还有什么杀幼儿园小孩的事件、跳楼的事件，这些东西恐怕大家都不知道了，就很难知道了。
横河：去年发生很多这类事件的时候，除了新媒体的报导以外，地方媒体确实是有一些报导的，这一方面它至少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因为那都归中宣部管，而且它都吃媒体的饭。就等于是我不让你生活了，把你解职你就没办法生活了，用这种方式来限制传统媒体的报导。
那么新媒体特别是像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这些本来中国就是封锁的，那么现在在中国它有自己的微博，这些微博今年开始好像控制也比以前要严格，一有什么重大事件，它就把一些带头的人，比较容易跟微博跟比较多的人，就把他封下去。所以国内的那些什么新浪微博上面，有些人经常开一个就被封掉一个，开一个就被封掉一个，它是不想让这种事情传开来。
我觉得在平面媒体、传统媒体上，它会下大力气去封，但是在这个新媒体上，目前暂时还不一定能够百分之百封得掉，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它每年开会的时候会总结去年的经验教训。每次发生一个新事件的时候，在它没有下达封杀令的时候，新媒体已经把它传出去了，等到它发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新媒体就有这个特征。这个平面媒体、传统媒体它可以预防，但是新媒体它很难预防，因为新媒体是多头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媒体的发布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确实对中共宣传的控制是构成一个新的挑战。
竹学叶：刚开始主持人提到说，很多人觉得现在比以前自由了，我是觉得就像刚才横河先生讲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新媒体的出现。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可以讲啊，我已经讲了，别人的我也听到很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背后有一个黑手在那罩着，像这个传统媒体它一定是要严格封杀的。
就像长平之所以成为一个事件，那也就是很多媒体是乖乖的听了它的话的，没有被它整肃，而长平这种比较坚持媒体人的执业风范的，这样的人他就显得特别突出，所以才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就像老子《道德经》讲：“智慧出，有大伪”，就是这个人特别出名，就说明可能这个社会有很多假的东西才会显得他很真诚。那么有长平这样的人出来，就说这个社会的言论自由限制到了何等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反的关系。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听听看还有一位观众朋友在线上，新泽西的吉先生，吉先生您好。
吉先生：你好，我想发表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在观察中共的一些网站上面对于它们设的防火墙之类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是变本加厉的更加紧密的封锁。像比如说想搜索一些“六四”之类的，那完全是空白，这些完全被封闭；就连美国一些比较非营利的Thinktank（智库），比如说像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这种公司它所发表的一些普遍公认是公正的，它们都严加封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它现在是变本加厉的封锁。好，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吉先生。吉先生讲的这个很有道理。那么另外您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开始也讲到一些关于唱红方面的事情，比如像郎朗他那种情况，他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所谓“唱红”之类的情况？在国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然后把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给中国做一个面子。
横河：这个歌肯定是一个红歌，这是毫无疑问的，属于现在在中国唱红的范畴之内的。因为唱红嘛，就是文革结束以前30年的老歌，绝大部分是这种歌，包括少数是在延安时代创作的。那么这个歌当然是一首红歌，但这个红歌实际上严格的说原来它并不是对外的。
我个人并不认为他故意弹这首歌来羞辱美国，只是说他想既讨好中共又不得罪美国，因为美国人不知道，所以就讨了这么一个巧。他是非常知道什么时候演奏红歌，什么时候不演奏红歌。那么中共把这个人捧为世界上著名的钢琴家以后，他确实在西方名气很大，用他去演奏这些歌拿回去把它作为中共的红歌运动的一部分。
这个红歌本身又是太子党作为它们接班合法的依据的，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它是不惜一切的去搜罗能帮它的人，你即使不帮它，它把你名字写上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吴祚来就是给他名字写上去了，然后说他说这个红歌有多好多好，实际上人家根本没有说过一句，而且他本人说了，他对这个红歌就是有看法的。它也要把他拉过来。就是说它要把一切它能用的和它不能用的强制性用，这是在国内，有的人如果没看到呢，还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相信被它引用的可能还有一些名人，但是那些名人第一可能没看见；还有，他们被引用了也不敢出来。因为你要否认它的话，你等于跟中共唱对台戏了，有很多人不敢，所以就默认了，这种情况可能更多。
所以它说打假，其实打的是真，你要是真的，它就打；如果你是配合中共撒谎的，作假的，那它百分之百的支持你，而且它绝对是任何人要反对这个假的话，它会去打击别人。
主持人：好。那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洛杉矶的黄女士在线上，黄女士你好。
黄女士：你好，大家好，新年好！
主持人：新年好！
黄女士：中国如果言论自由的话，共产党马上就倒掉，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靠欺诈的，它们所有的都欺诈，在司法方面都是欺诈，法院、公安、检察院都是为共产党，不管他们的什么举报电话，什么都是在围攻百姓，就是造假、欺诈的，外交部什么部，乱七八糟，全部都是在造假的，说谎的。所以言论一自由它们马上第一个倒掉。我的话完了。
主持人：谢谢你，黄女士。竹博士，您对黄女士的话有什么样的看法？
竹学叶：你比如说翻开中共制定的所谓“宪法”，一条一条都是明列很清楚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家庭不可侵犯、不受逮捕等等，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这些都是写在纸上，而且宪法一次一次的修改，这些东西都在那的。
但是现在你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强制拆迁，甚至搞出人命，这个不用去调查，已经是公开的大规模违法违宪的行为。像长平这样的，你完全找不到他任何违法违宪的行为，他完全都是在中共自己法律的范围之内行事，但是仍然不能够做他自己的媒体工作。
所以刚才黄女士讲它所有的都是谎言，我觉得在面上已经摆出来了，这个谎言就非常之多了，六四啊，迫害法轮功等等这些，当然说起来可能这个单子就很长。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中共也是掩盖不住这些事情的，我觉得都可以看得出来，确实是谎言。
横河：我想它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话，它不需要中宣部。因为如果有法律就照法律办，有宪法就照宪法办，为什么要一个中宣部？要一个中宣部就是确保你们要真的按法律办了，它就来惩治你。所以它的目的就是完全用内部的文件讲话这些东西来领导一个国家，而不是用法律或宪法来治理一个国家。
尽管这个法律和宪法本身有很多问题，但就是有这么大问题的法律和宪法它都不想让大家遵守，特别它自己不想遵守，所以它才弄出一个中宣部来，才弄出一个政法委来，才要在党里面设置这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你说它干什么呢？如果有一条法律，那它只能用这个机构来告诉你，这条法律你不能遵守，这个言论自由你不能给他。那通过什么方式呢？就通过这种党的部门来一级一级的控制下去，来确保在中国社会无“法”可言。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不管是未来的一年里面，或者是未来的走向，它的言论自由是不是会包装得更精美，但是紧缩得更厉害？
横河：我觉得包装精美这一点可能还不见得，因为从这10条禁令来看，它实际上比起原来的精致性包装又有退步，就是有的时候是赤裸裸的。我觉得它是有了统治危机以后，你看它这10条，在统治危机太严重的情况下，它很可能要撕掉一点伪装，更赤裸裸的去压制媒体、压制新闻。这是未来一年我的预测。
主持人：好，感谢两位今天的精彩评论，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热烈的参与。那么到底在未来，观众朋友您知的权利是被紧缩了，还是开放？我想今天经过1个小时讨论，您可以自己去评断。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此，下次时间再见。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