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文】最后的侮辱-蒋介石日记揭谜（四）

北京时间：2011-01-02 08:08

【新唐人2011年1月2日讯】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虽然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阅读以来，共产党学者和国民党学者犹如“赶集”似地穿梭在大陆、台湾和美国各地，他们的阅读研究成果，更能够在大陆和台湾通行无阻。但是，这篇文章，目前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都不能发表。本刊囿于这一实情，决定自本期起予以连载，请海内外的读者给予关注。

作者：安长林童潇竹

第二篇《采访录》评点（上）（1）

标题﹕×××：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
蒋早年好色孤僻

（2006-11-2300:47:3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点评﹕

这是中共著名权威学者第一个“被邀请”到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期间，第一次接受亲共报纸采访时，所披露的第一个重大阅读成果。这一首创的阅读成果，如前评所述，曾在海外引起读者哗然，更引起大陆中共报刊的“热烈响应”。于是，在美的国民党学者连忙接受同一家报纸采访，是为婉曲地以正视听；于是，“学者”一回国，就立即接受了国内众多党媒的采访，南方人物周刊只是其中一家。该专访发表后，在国内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只需略在网站搜寻，便能够一目了然﹕它也是“第一”。

中共的第一个目的即企图“公正地丑化蒋介石”的目的，似乎达到了。

采访录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资讯比较完全，×××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点评﹕

这位中共学者所已经拥有的名誉地位，我们就不评说了。因为在我们的中国大陆，人人都知道﹕历来，中共的专制体制都实行的是“逆向淘汰”，能够在这个专制体制内扶摇直上、爬得很高、闹的很响的人物，都是与这个万恶和肮脏的专制体制有着洗不清干系的，特别是混迹官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或从事文艺创作事业的人群。自然，还要加上今日那些浑身浸透着“铜臭味”、甚至是“血腥味”的海内外生意人……。其中，即便有几个靠真本事的，赶上机运、碰了巧的，或仅仅是被统战的，也被拉了上去，混了上去，只要他还想着要立身正派，那就不得久，迟早要被打下来，或干脆自己走人。至于一些“乖乖”的角色，倒是也有可能保持住已经获得的名誉地位。当然，这不同于那个想“上镜头”，便要与导演“潜规则”一番的演艺界，那是不能公开的；这可是属于“明规则”，六十年如一日地传承发展下来的；是“拿得出手”的，是“可以招摇”的，甚至是可以“大言不惭”的。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赤党”在支撑着他们。

所以，这位中共专制体制内的，著名的和权威的学者，竟然就成了当今中国“第一个看清了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他根据党的需要，万里迢迢赴美国阅读蒋介石日记，所公开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现了“蒋早年好色孤僻”和“年轻嫖妓”，并且迫不及待地将此抖落了开来，如我们在前评已经说到的那样。这不仅符合党的要求，而且有助于党的事业，特别是在眼下，大陆民间都在“颂蒋”的当口，这可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因为，首先从“生活作风”上把一个人搞臭，是共产党整人和害人的“一大法宝”。在这方面，蒋介石吃共产党的亏，已经不可计数。由共产党厅级官员严庆澍――笔名唐人所“创作”的《金陵春梦》，便是最丑恶的一例。

虽然，用这位中共学者的话来说，蒋介石记日记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但现在却“光明正大”地给中共学者们看了。于是，蒋介石的“丑恶嘴脸”也就被公开亮相了。殊不知，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年轻嫖妓”是他自己写在日记里责骂自己的，既未文过，更未饰非，还不毁掉，甚至要传诸子孙，以为后人鉴。今日更已为他的后人所公开。其人格之伟大，律己之严格，和坦诚之真性情，又岂止是一个区区中共学者的阴暗心理所能明白的。就不说年轻的蒋介石虽然嫖妓，却能够于日记中律己，觉今是而昨非；毛泽东不管什么女人都玩，玩了一辈子，甚至玩到老，玩到死，越玩越有兴致，越玩花样越多，并且国人尽知。然而，我们今日非但看不到他一篇自惭自愧的日记，看不到他的党所应有的一丁点惭愧，相反，那些当年被他玩弄了的“党的女儿”们，至今还在招摇过市，甚至还走在当今共产党的红地毯上，公开怀念曾经玩弄了她们的伟大领袖，如张玉凤这样当年的有夫之妇们……。希望中共著名的和权威的学者们，也能够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旷世无有的肮脏的“红太阳”，也成为“第一个看清毛泽东真面目的人”，更能将毛与蒋作出一番“天地之差”的比较来。没有比较，焉能知优劣？

采访录﹕

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很高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

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

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点评﹕

中共学者在这里似乎又显得十分地“公正”了。但他的包藏祸心，却又是昭然若揭。

他首先肯定了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甚至是很高的真实性。因为，惟有有了真实性，才有可信性。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对蒋介石的评价上，由共产党所制造、所煽情的虚假谎言和恶毒咒骂，实已是汗牛充栋，而且已经和正在为人民所看穿。因为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已经让人民知道，骂他的“共产党和大小毛泽东们”也太不是个东西了！所以，今日，惟有由“学者”来说明蒋介石的日记具有很高的真实性，才能够获得当今中国读者的认同。更何况“由蒋介石日记所暴露出来的，蒋的弱点、毛病和令人厌恶的地方，又那末多”，若不利用，便实在是“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很大损失”！

同时，诚如中共学者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公正是建立在对自己研究对象“好和恶”两个方面的克制上。这才是公正性之所由来的主观根据。也就是说，惟有克制了自身对研究对象的“好恶”，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态度，也才能有公正的研究方法，直至获得公正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个中共学者，他的难处却在于，当他受命对本党一位“宿敌和死敌”进行“公正地研究”时，正值人民长期和痛苦反思的成果，已经和正在推翻共产党对蒋介石的长期诬蔑和栽脏。中共学者于此时此刻，虽然在口口声声地标榜着所谓的公正，却既不能“公正”到与人民的反思成果“同流合污”，又不能“公正”到违背共产党的反蒋原则，更不能“公正”到超越共产党利用蒋对台湾国民党实行统战的底限，特别是不能忘记共产党要他第一个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任务”，便是要他“公正地否定蒋介石”。因为，“公正”只是手段，“否定”才是目的。所以，他才急于要表现自己对蒋介石的厌恶感情，力图表现他对研究对象蒋介石其人的公然鄙薄之心，以保有党对他的信任，以达成党交给他的阴谋使命。所以，中共学者才会在刚刚阅读了蒋介石的一部分日记之后，便立即“总结”出蒋介石早年就有五个令人生厌的坏毛病――“好色，多疑，暴躁，任性，孤僻”，可谓一无是处，并且绝不承认年轻的蒋介石还有太多值得称道的优点，特别是他的好学、诚实、正直、勇敢、义气、智慧和充满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蒋在日记里不仅诚实地纪下了自己年轻时嫖妓的故事，而且还纪录下了自己志在克服嫖妓过程中的内心冲突，还能够说他不诚实吗？蒋在军校的课堂上，对侮辱自己祖国的日本教官所给予的当场反击，还能够说他不爱国和没有智慧吗？（注1）。蒋在辛亥元勋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之后竟然连亲友都不敢为他收尸之时，虽然他自己正在遭袁通辑，却不顾一切地独自一人前去为陈敛尸埋葬，还能够说他不义气、不勇敢吗？人人年轻时都会有缺点，也有优点，蒋也一样。但是，蒋介石年轻时的这些优秀品质，当真就能够为中共学者所一笔勾销、一口咬尽吗？这象是中共学者口口声声所标榜的“公正”之为吗？此其一。

其二，中共学者虽然说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十分的可信，是写给他自己看的，但举出的例子，却是蒋介石在日记里面“什么人都骂”，而绝不说蒋介石待人之讲道德、讲真诚、讲仁义、特别是讲求传统的“恕道”。蒋对那些曾屡屡背叛了他和国民革命事业者，诸如李宗仁、冯玉详、阎锡山等人的一再宽恕和宽容――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便是明证。虽然这些美德严重地影响了他、甚至是国民革命事业的成败，直至铸成过大错，但这种为人的美德却贯穿在他的一生当中。若要将他与”怀仇必报“，“无仇也报”，即便是对自己的亲密战友们，都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毛泽东相比，何止是天差地别！

其三，中共学者虽然一边声称蒋介石的日记确实是写给自己看的，一方面却又在“轻描淡写”地指斥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面，“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意在反指蒋介石日记对自己的夸张和不实，使所谓“日记有很高的真实性”成了虚话，并且绝不说蒋介石自年轻时起，就对列强充满憎恨，就对要瓜分我中国，欺侮我中国，和企图以革命的名义来“染指我中国”的大大小小列强――不论他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号称社会主义的，他非但都憎恨不已，而且身体力行地坚决反对之，直至亲自领导“清党”、北伐和抗战，粉碎了苏俄和日本都要亡我中国的欲望和野心……。对此，中共学者为什么就不能也“轻描淡写”一番呢？他当然不会。

其四，长期以来，由于中共的淫威无所不及，所以，在中共的教科书里，在中国大陆所有近代史的著述里，哪怕是近年来志在反思历史和为“还原蒋介石”而写作的一些著述中，那些中共的御用学者们，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的厌恶和仇恨；我们当中一些可怜的近代史研究者们，为了能够为蒋介石釐平些许冤屈；也就是说，不论各自的动机和出发点如何，只要是在说蒋介石，在写蒋介石，用的即便不是义愤填鹰的批判高调，就是压抑嘲讽式的赞誉文笔。近年来，在叙述蒋介石的功绩时，调侃更成风气。这当然是共产党统治时代的特有文风，既因拍马文人要表现自己的鲜明反蒋立场而来，又为可怜文人的提心吊胆所致。然而，这位中共学者，惟因他是一位标榜公正的学者，又要“与时俱进”，所以，他虽未采用过时的批蒋高调，亦未取用故作嘲讽的口气，而是用的一种阴沉和轻蔑的“冷调”。是的，他必须如此。因为他必须在评价蒋介石时，用这种阴冷的调门，才能表示他与蒋介石的界限是如何地清楚，才能够表明自己与本党是如何地在保持着一致，才能在读者的心头轻轻吹起那一片挥之难去的阴霾，所谓“吹阴风，点鬼火”――首先在感情上让那些正在热中为蒋介石平冤，甚至歌颂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的人们，特别是长期以来饱受共产党欺骗误导而尚未清醒的人们，对蒋介石重新产生疑问甚至反感，为反扑直至扑灭人民“还原蒋介石”的成果，做好负面感情的准备。这位中共学者的把戏，实在是玩得太过了些。虽然，他玩得太过分的把戏，还在后面。

采访录﹕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点评﹕

乍一看上去，中共学者说得似乎并没有错。问题是在他恰恰利用了现在共产党还绝不允许蒋介石日记在大陆真正开放和全面开放，才要强调由他们所“倒卖”的蒋介石日记，乃是“原汁原味”。这就不仅为他们要用阴谋的手段，企图肢解蒋介石日记的“完整”性；甚至为他们要以阴险的谋略，将蒋介石日记“重新调味”，带来了绝佳的机遇。谓予不信，且看下面中共学者因阅读蒋介石日记而获得的“重大突破”吧。

采访录﹕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点评﹕

中共学者在这里看上去虽然也是轻描淡写，实际上却是处心积虑地将蒋介石的日记“肢解”了，“变味”了。因为，他采用“只言其表、不言其里”即惘顾事实的行为，特别是“狸猫换太子”的手段，也就是学者们说的“偷换概念”的方法――说穿了，就是用共产党惯用的“阴谋史学”，要将蒋介石重新“定性”为“不抵抗”的历史重罪，妄图将人民痛苦反思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张学良晚年因良心发现而道出的历史事实――蒋介石面临日本对我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抵抗、而绝不是不抵抗”，重新一笔勾销。藉以颠覆人民为“还原蒋介石”所已经获得的重大反思成果；藉以维系共产党七十年来为蒋介石“定性”的“原罪”；藉以证明蒋介石确有“不抵抗”之罪，而共产党长期指骂蒋介石“不抵抗”完全没有错。甚至由此而妄图进一步达成重新否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长期抗战。中共及其御用学者意在利用蒋介石日记开放的目的及其阴谋手段，算是被这位中共学者的“阴险学术行为”全然地自我揭穿了。

显然，这不仅已经是我们需要重点点评的“阅读成果”，而且成为我们必须予以“深入辨析”的“历史内容”。

第一、中共学者企图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对蒋介石策划一桩至关重要的历史“再翻案”。

首先，中共学者开口就说﹕“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

紧接着，他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

然后，中共学者终于说﹕“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中共学者对记者特别强调，这是他赴美阅读蒋介石日记的“重大突破”。

显然，中共学者在这里用的是三段论法，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否定之否定规律”。

那么，中共学者究竟意欲何为？

其一是一再强调“所有的历史学家曾经都说蒋介石不抵抗”。但中共学者绝不说这个“所有的历史学家”，乃是“哪一家、哪一党、哪一派”的所有历史学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不分党派的所有历史学家”全都说过蒋介石“不抵抗”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现象”。至少很多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和了解真相的民国历史学家们，就不会、也没有这么说。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大陆历史学家中，不想这么说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只是“不敢公开说蒋介石不是不抵抗”而已。所以，历史的事实是，惟“所有的共产党历史学家”，才全都说过蒋介石是“不抵抗”，这才是历史的本相。中共学者撒了大谎了。

其二是道出张学良在去世之前否认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件发生时曾命令他不抵抗”。但中共学者显然对张学良在“去世前为蒋介石不抵抗平反”，不置可否。因为，首先是他不愿、不能、也不敢肯定张学良的良心发现。所以他在此不置一评。更重要的却是，之所以端出张学良，是为了在下面拿出铁证来否定张学良。因为张学良的“良心发现”，对中共及其整个御用史学界不啻是一场大地震，对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更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因而，对中共才是一场大麻烦，危害实在是太大。中共学者立功的时候到了！

其三是中共学者终于说出“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因为蒋曾在一九二八年的日记里面说过，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中共学者在前面虽然绝不肯定张学良的“否定”，甚至也没有立即否定张学良的“良心发现”，但在这里，他却以一种终于抓到“铁证”的心态，立即用蒋介石自己的日记对张学良进行了“再否定”。因为，也只有蒋介石自己的话，才能否定张学良的所谓良心发现！中共学者“既用张学良张网、又对蒋介石捕鱼”的手段，真是“心思用尽，高明以极”。这就是他对记者说的，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重大突破”，就是突破了张学良说的“蒋介石没有命令他不抵抗”。他的理由是﹕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经发明了“对日不抵抗主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四是中共学者意欲“狸猫换太子”。因为就算是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曾说过对日本不抵抗，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肯定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时，便一定会下令对日本不抵抗呢？对此，中共学者不着一言。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使用“狸猫换太子”的谋略，意指﹕“蒋介石既然在一九二八年就下令对日本不抵抗了，就发明了对日本不抵抗了，那么，他还会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下令对日本抵抗吗？”因为“不抵抗主义原来就是蒋介石发明的嘛！”、“发明”就是为了“运用”嘛！

中共学者正是试图利用这种“偷梁换柱”即“偷换概念”的手法，来暗指蒋介石还是不抵抗，来否定张学良的良心发现，来完成对蒋介石不抵抗的“否定之否定”，虽然他不作说明，而是“用事实来说话”，并且“刚开了头，就煞了尾”，留下无穷的意味，让读者去感受，去猜想，去和他一起来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时，蒋介石没有命令过不抵抗的真实历史，特别是否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十四年（1931－1945）中，蒋介石“是抵抗――而绝不是不抵抗”的血写历史。虽然这段历史，他早已不得不公开地承认过。然而，在这里，却阴谋地留下了再否定的张本。中共历来将“光明的一手”和“黑暗的一手”并举的把戏，已然为这位中共学者把玩得炉火纯青。中共学者终于以“再否定”，实现了一次“再翻案”；就是对张学良死前的“胡言乱语”所造成的“大翻案”，进行了“再翻案”，并自称是阅蒋日记的“重大突破”。虽然最终他肯定翻不成，也突破不了，依然是“落花流水”而已，但党交给他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历史性使命――“公正地否定蒋介石”，眼下他算是达成了。当然是“大功”一件！

第二、一九二八年五月的“济南五三惨案”和蒋介石于领导二次北伐胜利进军中对日本采取所谓“不抵抗”的来龙去脉。

中共学者的阴騺即在于﹕他只想公布自己阅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一是公然指出蒋介石就是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二是明确指责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经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三是阴谋指斥张学良因“良心发现”而否认蒋介石曾命令他不抵抗，不过是他死前的“胡言乱语”而已……。

但是，中共学者绝不说﹕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领导二次北伐的胜利进军途中，中日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蒋介石对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是由衷还是被迫？是正确还是错失？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违背甚至出卖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就是，这一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过程如何？蒋介石在处理这一事件的前后过程中，在对日本决定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策略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资料或他自己的日记，可资证明他之所以采取不抵抗的原因，是否为“痛中之忍”和“不得不忍”？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一事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结果究竟是好还是坏？

显然，这个著名的和权威的中共历史学者，这个已经赴美“读饱”了蒋介石日记的中共御用学者，这个在当今世界上被中共媒体称做“第一个看清楚了蒋介石真面目的人”，这个口口声声都在标榜着要“公正”和要用“事实”来说话的中共历史学家，对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兴趣，更不说要加以研究，除却那一句日本“不让蒋北伐”以外，完全不置一词。

但是，中共学者不说，我们说。因为，中国大陆民间二十余年痛苦历史反思的成就，已经能够让我们将这一切说清楚、道明白了。

其一、蒋介石的对日判断和对日态度――我们也以蒋介石日记为证。

中国大陆民间历史反思的成果告诉我们，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初夏开始领导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不逾半载，就解放了南半个中国。要不是共产党在前苏俄的命令下，公开背叛北伐，公然背叛中国国民革命，并蓄意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见下文），逼迫蒋介石下野，则北伐定当早已完成。然而，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华民国，乃是当时中国的民心所向，蒋介石和坚定的中国国民党人，终于克服了国民革命镇营内部的分裂，团结一心地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即﹕渡江北上，迅疾消灭北方军阀以克定旧都，尽速完成中华民国的共和统一大业。

当时，北方军阀虽然早已闻风而丧胆，但骄横跋沪的日本帝国，盖因为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败行，而于一九一八年获得了在中国东北驻军的权力（注2）；一九一九年之后，又因强行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注3），因而扩张了他企图控制中国华北的野心。所以，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中国共和统一的进程，则势必彻底破碎他企图独霸华北进而殖民中国的迷梦。因此，在一期北伐末期，中国国民革命军渡江北伐时，他就曾以“保护日侨”为名义，出兵干涉；待蒋介石领导的二期北伐开始横扫北方军阀之时，日本又决心要为难蒋介石，阻挠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蒋总统秘录》一书就曾记载说﹕“第二期北伐，在军事上已经胜算在握；然而值得担心的，则是只要得到一点可乘之隙就会出之以干涉行动的列强动向。尤其是行将成为二次北伐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是日本极力扩张其势力的地区，日本为了维护他的权益，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勾结，并给予援助，已是举世周知的。而且，在上一年革命军北上进击时，田中义一就曾出兵到济南，且是第一次出兵山东，公然有过意图阻止北伐的表现。”（注4）。

所以，二次北伐战幕拉开前，蒋介石就有“日本有可能阻碍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的思想准备，并一再劝戒日本政府反省对华政策﹕

一是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访日会见日首相田中义一时，就曾直率地告诫日本说﹕“勿再以为中国革命成功，其东亚地位动摇”；“勿再利用中国南北分裂，从中操纵”；勿再“利用（中国）无知军阀，压制（中国）民众”。（注5）蒋并于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要求“日本方面对辛亥以来的对华政策有所反省”。

二是在二期北伐就要开始之前，1928年3月6日，蒋介石在招待日本新闻记者晚餐会演说时曾谓﹕“……我国民革命军之对外政策，全在革命立场上以国家利益为主。苟有利于我国民革命，不妨害我国家主权，无论如何，其经济上及其民族国家之利益，吾人必尊重之、承认之。吾人之所以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其对我中国之施行压迫及侵略故耳！日本与我中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而不愿加以妨害，且惟愿其早日成功也……

“此次继续北伐，实为我中华民族争生死存亡之举。……日本与我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故我最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于是乎亚洲之幸福可保，世界之和平有望，尚望诸君为我转达于日本国民与政府。”

蒋介石苦心孤诣，由此可知。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对各军下达动员令﹕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第三集团军沿正太铁路，各集团军分途北伐，其战绩之辉煌，进军之迅速，举世而瞩目。

然而，“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次出兵前来。”

据日本资料﹕日本出兵的方针，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阁议中已经做了决定，出兵的公开理由，仍与上年一样，是为了“保护侨民”，还借口“因为共产党分子混杂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当时济南商埠居住日本侨民2200人。（注6）

四月十六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也向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注7）

四月二十日夜晚，日自天津驻军抽调三个中队计460人，为先遣部队开进济南；同时命令驻扎日本本土熊本县的第六师团出兵中国。

为此﹕蒋介石四月二十日《日记》记曰﹕

“日本蓄意侵略，逆敌存心卖国，两相勾结，抵死挣扎。闻日本第二舰队军舰二十二艘于一日午后五时到达青岛；十一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诫全国，谨防外来之危险主义；十七日，日本阁议，决派陆战队赴青岛，必要时开济南；十八日，日本公然出兵；十九日，日军由青岛入鲁；今日，日兵已开济南。”

蒋二十日日记又记曰﹕“……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呜呼！天下有强权无公理若是。”

蒋二十日日记再记曰﹕“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然吾一以忍辱负重，苦干硬干到底，至于成败利钝，听之而已！”

蒋为了“痛中之忍”，更为了激励自己“痛中能忍”，还在四月二十日日记后面引用了十九世纪沙皇俄国侵略我国新疆时，左宗棠说过的一番话，决心以一个忍字，即“心之头上一把刀”，以求先完成北伐，再与日人算账。其记曰﹕“左谓﹕‘欲杜俄人狡谋，不必先定回部。’又谓﹕‘彼俄人方思逞，则宜收敛困啬，以收节短势险之效果。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于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拙以求伸，此智谋之士之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

“文襄之卓见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欤！

“呜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谋更甚于昔日之俄人也！”

蒋介石为完成北伐统一共和中国的进步大业，已然决心忍字当头，这便是他后来在日人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时，之所以决策“暂不抵抗”和“绕道北伐”的思想基础。

其二、日军蛮横阻挠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和蒋介石决持“痛中之忍”――我们还以蒋介石日记为证。

在得知日本政府又要出兵阻我国民革命军二期北伐时，因一期北伐成功而重建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于四月二十一日即令外交部长黄郛具名，就日人企图阻挠我二期北伐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称﹕“去年五月间，贵国日本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违背国际公法，当经本部电达贵国大臣抗议在案。……乃贵国政府……又有出兵山东之议……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本政府表示抗议之同时，又派张群赴日交涉。然而，日本政府居然避而不谈，置之不理。

四月二十八日，我国民革命军挺进到济南附近，遂切断已经归还中国的胶济铁路。对此，日军竟然在我国土上向我提出强硬抗议，其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也准备将他的师团司令部由青岛移到济南。

五月一日九时，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进入济南城，城门高悬“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的大幅横布标语。家家都挂出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革命军。但国民革命军见到的，却是由日军协助军阀张宗昌所建立的强固堑壕堡垒。

五月二日上午，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亦进驻济南。总司令部设于城内原山东督署办公室。

两小时后，日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第六师团主力抵达济南，其司令部设于靠近西门外的商埠地区。于是，日军三千人侵占商埠，更到处张贴“未经许可而接近日本守备区域者，断然取缔”，“如进入日军区域，会招致重大不祥事件”等挑拨性标语，并且立即杀害了三个中国人。

显然易见的是，中国的一个主要都市不仅被日军占领，并且出现如此令人深感屈辱的情形，自然会使国民革命军官兵大为激愤，许多官兵高呼“不惜一战”。但是，蒋为了北伐成功，决行“痛中之忍”，故而禁止革命军官兵开枪和接近日人地区，以避免冲突。

五月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耐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他必须痛苦地克制着自己，因为他是主帅。因为他明白他和他的国民革命军首先需要达成的，乃是“竟北伐之全功”！

其三、日军公然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五﹒三惨案和蒋介石于“卧薪尝胆”中的“睿智决策”──我们续以蒋介石日记及蒋之“誓雪五﹒三国耻”为证。

面对日军已经公然挑衅，我国民革命军方面乃通过日本派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井一向日军提出撤兵，及“开放商埠要求”，但福田拒绝，却同意漏夜撤除防御工事，但其意乃在“反而增加两军接触的可能性”，甚至造成制造冲突的机会。（注8）

五月三日，日驻济南总领事西田拜会蒋，竭尽敷衍之词，却在离开后不到十五分钟，“枪声犹变响了起来”。原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所属兵士一人生病，被战友送到城外商埠区的基督教医院，医院对面就是我国外交部山东交涉署。但是，日军非但阻挠我生病士兵入院治疗，而且突然开枪，当场击毙我一军人和一夫役，其余的人侥幸逃入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一经点燃战火，便在全市展开枪击。

济南惨案于此勃发。

对此，蒋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亲自攥写的“誓雪五﹒三国耻”中如此记叙道﹕“当时，我就命令各师长，各自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我一方面通知福田司令官，说我已经命令我们所有济南城外的军队于下午五时以前一律离开济南；同时，请他也约束日本军队不要再乱放枪炮，伤害我们的人民……已将近黄昏，但枪炮之声仍然没有停息。……这自然是日本军队要想扩大事态，故意乱放枪炮，使我们的人民感受威胁恐慌；而他（福田）却说是我们军队发射的，还假意地要求我们派人去开会。”

由是，蒋决定于五月三日晚上十二点钟，由日我双方派代表赴一个中心地点――津浦铁路办公室进行交涉。我军代表是熊式辉。日军代表为参谋长黑田周一。日军所提出的条件是﹕一、凡济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路（青岛至济南）、津浦路（天津―济南―浦口）不许中国运兵；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二十里之外。日军一边强迫熊式辉接受条件，一边每两分钟发射一次大炮，我革命军的无限电台、交通机关统统被破坏。

对此，蒋介石亦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这种炮轰，就是他想威吓我们的代表和一般官兵，压迫我们军队向南撤退，以达到他们阻碍我们革命军不能越过黄河北进的目的，使革命军不能攻占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军阀仍能割据河北，在日军的保护下坐大。――这样就可使华北永远置于日人的操纵之下了。”

蒋介石因看穿了日人的诡计，其为完成北伐而决忍一时之愤的决心，乃更加坚决。

但是，蒋虽然派遣熊式辉为代表去与日军谈判，但日军的苛刻条件，却使熊式辉只能拒绝绝签字到底。熊回来后向蒋报告说﹕“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决心和他决裂，对抗应战；一条是忍辱一时，避免重突，将来再作计较。”（注9）

为此，蒋介石五月四日的日记写道﹕“熊式辉与日本会议后回报日人狰狞面貌，不胜愤慨，余慰而叹之曰﹕‘日本军人之作风如此，日本国家与人民将不胜其患矣！岂天将祸我东亚乎？’”

彼时，与熊差不多时间回到蒋总司令部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也向蒋报告说，他原来住在外交部济南交涉所，当日军刚与我军发生冲突，就把我们的交涉署包围起来。因为日本人与张宗昌订有不能公开的蜜约藏在交涉所，其内容是“以日军驱逐国民革命军于山东境外为条件，而将青岛和胶济铁路权力让给日本”，所以深怕被我们发现宣布出来。从日军进入交涉所，到日军传话要黄郛到福田司令部，黄部长备受日军士兵的侮辱，直至被软禁在日军司令部一个小房间内，并逼迫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份文件则说﹕“今天中国革命军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是中国革命军来抢日本人的东西，来打日本人，所以冲突起来的。”就这样，中国的外交部长竟因为不签字而被扣留在日军司令部达十八小时之久，受尽日本士兵的辱骂和威胁，一个日本士兵还骄狂地说﹕“今天就是我们日本人与中国人开战的日子！”（注10）

对此，蒋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道﹕“日本人没有当我们中国人是人，这种耻辱与残酷，不仅自己从来没有受过，恐怕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然而，日军如野兽一样的暴行还在后面。

五月三日深夜，有日本兵二十余人捣毁交涉署大门，冲进署内，剪断电灯、电话线，大事搜索不说，还对向他们抗议的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和职员十六人围住，并勒令蔡公时跪下，因蔡断然拒绝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侵略者的日本军阀面前！”于是，日军居然残忍地将其余十六人当着蔡面逐一枪杀，又将誓不投降、一直破口大骂日军的蔡公时，在打断他的双腿、并割断他的舌头和耳朵后枪杀。

对此，蒋在“誓雪五﹒三国耻中说道﹕“日本人那种野蛮行动，简直就是禽兽；对我们的外交官，竟敢施行那样的暴行，谁亦想不到的。本来各国外交官在作战的时候，照国籍公法，谁也不能杀害的；他们明明晓得蔡公时是我们中国的外交特派员，偏偏要这样侮辱他，杀害他；并且还要将我们的外交部长关在一间房子里，逼他签字，――这是日军残暴的行为，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晓得了他们是一种最野蛮的军阀。”

五月四日清晨，日军拍电报给早已逃往德州的张宗昌，要他带兵赶回济南，但张宗昌无军可派。所以日军便轰炸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炸死了蒋的几个卫士，炸伤了几个官长，蒋介石虽也在办公室内，却未被他们炸到。

五月四日下午，日军突然改变态度，派人到蒋的总司令部，表示日军不再放枪炮，但到了五月四日夜晚，日军又开始在城外从西关到北关一带不断地放枪放炮和投掷炸弹。蒋介石对此立即敏感到这是日军的策略，是在争取时间，等到从国内派来的援兵。因为根据日本资料称﹕日本陆军参谋部在事件发生当天，便确定了派遣援军的强硬方针，并对福田师团长下令﹕“决由内地（日本本土）尽量增兵。此际，须采取断然措施。”并决定由国内派遣一个师团及一支铁道队，由中国东北派出一个混成旅，自朝鲜派出一个航空中队前往山东。只因为内阁会议耽搁，方迟延到五月八日才做了正式的决定。（注11）

于是，五月四日夜晚，蒋介石遂决定抢在日军到来之前，秘密下令城外的大部分革命军渡过黄河北进，既避免与日军的援军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又不让日军知道我渡河作战的行动，以继续追击北洋军阀的态势北进。

蒋自己仍然留在济南城内，以迷惑日人。

“本来，奋起作战，并不困难，可是一旦点燃战火，将不限于济南一带，而会扩展及于华北一带；因此北伐胜利、中国统一必将为之延迟，如果接受日军的挑衅，则正中了日本军阀的诡计。”（注12）

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惟有北伐成功，才能够雪我国耻，才能够因中国的走向统一和渐趋富强，而迫使日本和一切列强不敢再欺我辱我。“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于南粤，卑词畏之。”这些中国历史上敢以卧薪尝胆而竟其志功的先贤之智和大勇之为，已经成为他能够“痛中持忍”的思想、感情和抱负的动力了。

六日早晨，当蒋接到所有部队已经于作夜渡过黄河的报告，才决心离开济南城，移驻济南城外三十里的党家庄。日人在知道中国的北伐军已经渡河和蒋已经离开济南城以后，乃绝望地大呼小叫说﹕“以后事情很难办了！而且简直是没有事情了！”因为，日军要逼迫北伐军定城下之盟的阴谋终于完全失败。（注13）

蒋介石在撤出济南前，为标明中国的土地不能轻易授敌，乃留下李延年一个团坚守济南城。五月六日夜间，日军即强攻济南城。中国军队以一个团的兵力抵抗了日军一个师的无数次猛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战斗一直持续到五月九日，日军终于放弃攻城，要求停战，革命军也为避免流血，乃出城北上，未想下流、残暴的日军居然伏击我军，甚至往济南医院公开屠杀我伤兵二百余人……。

五月九日，蒋介石留下了这样的日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

五月十日，蒋介石又有日记曰﹕“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记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尽后为止。”

他开始“卧薪尝胆”。

济案事后，日军曾立即对我提出了无理要求，即要求解散我国民革命军之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并要求处我三位总指挥以严刑。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忿笔以书曰；“……孰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济南，在彼以为得意，不知中日两国之怨仇因此深结于人民心中而不可拔，东亚和平之基础亦因此而动摇。是日本军阀之祸国殃民，乃更甚于中国之军阀矣！毒蛇猛兽豢养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众犹未能醒悟耳！大为中日两国之前途长太息也！”

蒋介石是有预见的，他从日人制造济南惨案，看到了日本军阀的祸国殃民，和中日两国前途的惨烈悲剧命运就在前面。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学者说他阅读蒋介石日记获得了“重大突破”。而他的“重大突破”就只有他意在“移花接木”的一句日记，“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然而，蒋介石为正确处理济南惨案，于“痛忍”之中，该写了多少爱国忧国和志在卧薪尝胆、誓报国耻的日记，为何中共学者竟然就“不置一词、不引一句“呢？因为他们都无利于他和他的党所需要的“重大突破”，这个“重大突破”，如前所述，就是要重新栽赃蒋介石“还是不抵抗”！

其四、蒋介石对济案的正确决策保证了二期北伐的胜利进军和迅疾成功――从历史的结果看蒋介石处理济案的历史正确性。

避开日人的阻挠，秘密渡过黄河继续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于五月十三日占领平原；第二集团军进展至德州，第三集团军破娘子关，第四集团军立即挥师北上，直鲁军乃溃不成军，张学良十万奉军更是卷席而逃。六月三日，孙传芳通电下野；六月四日，张作霖退守东北，于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六月八日，北伐军终克旧都，二期北伐遂以告成。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蒋于北京率领北伐重要将领赴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洒泪祭告孙中山先生曰﹕“……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而纷集也……英士即死，吾师期我以英士。执信既死，吾师并付以执信之重责，而责我一人……今惟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遗命，澄清中原，实行主义，保存正气……以助党、军革命之成。”

济南五﹒三惨案之后，正因为蒋介石领导二期北伐的迅疾成功和中华民国的统一实现，日本和一切列强百年来对我中国的一贯骄纵凌辱，也都不得不开始有所收敛。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由于初获统一后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曰﹕“……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一筹莫展……”（注14）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能同意”。（注15）

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获罪洋人”而不再以“割地赔款”为了结的首例，更为日本所始料不及。（注16页）

历史终于可以给蒋介石处理济南五﹒三惨案留下一个公正的结论了﹕

彼时，蒋介石因做到了“痛中持忍”，乃迅速赢得了北伐打倒军阀和统一共和民国的成功，所以，他是正确的。后来，蒋介石做到了“誓雪五﹒三国耻”，亲自领导了十四年艰苦抗战，并赢得了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的辉煌胜利，所以他是伟大的。因此，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北伐途中对日军采取不抵抗策略，绝不是什么简单地对日不抵抗，更不是中共学者所诬蔑的“发明了对日不抵抗主义”，便自然会从此不抵抗了――这无非是中共学者阴騺的“心声”罢了！应该说，蒋介石应对济案的暂不抵抗策略，是从中华民族、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出发，所亲为的一次“卧薪尝胆”，是为了“先能安内，方能攘外”，并且结果昭然。惟能颂之，岂可辱之！

前评曾提到过，一九八九年后的一位中国大陆史家即杨树标教授，在他十九年前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曾这样小心地评价领导了北伐成功的蒋介石说﹕“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中，蒋介石的威信很高。”为此，他还特别引用了当时一位女性写给胡适之先生的信，赞颂蒋介石先生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祇有两个英雄（你知道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没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个人的福寿与成功。”（注17）

同为大陆学者，甚至同为中共学者，十九年前还无幸读到蒋介石日记的杨树标教授，与十九年后这位读饱了蒋介石日记的中共权威学者一经相比，则前者之尊重历史、坦承事实，后者之翻云覆雨、阴冷险诈，又该是怎样的泾清渭浊！

当然，我们也怪不得他。因为他为了身家性命、名誉地位，而不得不与他的党保持一致，亦有可以原谅的一面。虽然他也做得“太过”了些，他读蒋日记的“重大突破”也太“出格”了些。而且，读者只需要读一读下面所录的，“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大典》中关于济南五﹒三惨案的条目，就就可以知道，这位中共学者与中共“一致”在何处了。该“大典”称﹕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日本侵略者在山东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1928年春，蒋介石在英美支持下北上攻打奉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以保护侨民为名，四月下旬出兵占领济南，日军即向中国军民开枪，打死多人。3日，日军又向国民党军驻地进攻，蒋介石命令军队撤出济南，不准抵抗……。（注18）”

在这里，我们甚至连“蒋介石领导北伐”这几个字都看不到，看到的只是蒋介石在“为一些帝国主义去打另一些中国的军阀”，因此才挨了“另一个帝国主义日本的打”，却只敢“不准抵抗……”对此，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的“点评”吗？

然而，最后仍然必须说明的是﹕这位中共学者自谓读蒋日记的“重大突破”，其根本目标虽然是要为共产党，“将被颠倒的‘蒋不抵抗’再颠倒过来”，然而，他受党之命，就近要颠覆的，却是他的中国同道们的历史反思成果，即﹕他们对蒋介石不抵抗的重大翻案。因为，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这份影响广被，动辄就要被中共“修理”、甚至以“停刊”相威胁的大陆历史月刊，曾于2004年第一期，发表了曾景忠先生所写的“张学良自述”，即“1990年6月8日，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录”。这份采访录记载了晚年的张学良曾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采访者和学者们，都明确地说明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蒋介石无关”！于是该文作者才会心明气壮地说道﹕“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全文附后）

由此可知，这位中共学者自称阅蒋日记所获得的“重大突破”，就是仍然要污蔑蒋还是不抵抗，其矛头所向，则不仅是蒋介石本人，而且是所有为蒋介石翻了“不抵抗之冤案”的同道们，是赞成这一为蒋翻案的整个中国大陆“良心学界”，和漫及民间的“人民反思潮流”。据“某接近开放日记者”称，这位中共学者自己曾对他诉苦说，因为他阅读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讲话”，现在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那些同事们都不理睬他了！对此，我们就曾好生奇怪过。现在看来，同道们不去理睬他，可不是因为他“为蒋讲了话”，而是他“为党讲了话”，重新栽臧了蒋介石，因为他是在共产党及其统战部和“社科院领导”的支撑下，在与所有有着正义感或正派精神的大陆历史学者们“势不两立”。

中共学者真的把蒋介石看清了吗？真的能把蒋介石看清楚吗？真的是当下中国“看清蒋介石的第一人”吗？（待续）

附文﹕

“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一期发表的“张学良自述”――1990年6月8日，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录。《黄花岗杂志》第九期转载。

曾景忠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命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的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作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学良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学良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回忆录捉刀”（按﹕这是海外“吵新闻”，事实并非如此）。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开始了）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黄花岗杂志编者按﹕共产党绝不骂张学良不抵抗！）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电函，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伦敦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说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注释﹕

1、蒋介石年轻在军校求学时，因日本教官在课堂上侮辱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如同四万万五千万细菌，蒋介石便起身先请教日教官“日本国有多少人”，日教官回答“五千万”，蒋立即反唇相讥说“日本的五千万国民就是五千万细菌”。日教官气得甩手而去。

2、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政府为扩充皖系，以参加一战为名，竟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御协定”，从此使日本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驻军的权力。

3、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之后，列强欺我中国，竟将战败国德国在胜利国中国山东的原有权益移交给日本，曾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4、《蒋总统秘录》第七册第1564－1565。

5一九二七年秋蒋介石访日时对日本朝野的讲话，主要是要求日本朝野能够反省辛亥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错误政策。

6、《蒋总统秘录》第七册1567页。

7、同上。

8、《蒋总统秘录》第七册1527页。

9、《蒋总统秘录》第七册1580页。

10、《蒋总统秘录》第七册15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