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8日讯】导演拍摄感言/艾晓明
艺术对我来说是很高的评价，我很希望人们把我的纪录片当作艺术，可惜，一些城市观众通常不这样。他们总说我拍的是宣传片，是主观介入、穿梆之作。这些不无怜悯的评价几乎令我痛哭流涕。
后来我看到捷克动画大师杨·史云梅耶的解释，他在影片《疯狂疗养院》开头站出来说：这不是艺术。在这个时代，艺术已经沦为广告。
史云梅耶的声明让我豁然开朗，的确，在某个时代，不仅艺术堕落为商品，不少人也会丧失了评价艺术的能力。他们更重视的是娱乐，而不是作者和村民传递出来的信息。很多观众不去辨别，什么样的信息是宣传，什么样的信息被屏蔽。而且，有关知情这个权利，由于人们长久以来不能充分地享有，所以，大家习惯于把经常被宣传的东西当作真相，而把那些不经常被宣传的东西当作假相。当我们努力给人们看这些得不到再现的东西时，他们就说，我的摄像机是主观的（的确，它经常在片子中露面，三角架也常常扛在被采访者身上）；影像为了宣传作者理想而予以放大和强化的，并且，它总是只采访单方面人士（例如它只采访了村民，没有采访政府；只采访了受害人，没有采访警方；它不如CCTV客观——它采访了各方声音）。
我不想就本片的技巧说什么，反正人们也认为它没有技巧。就说宣传吧。
史云梅耶说，我拍的就是宣传，so what，你以为我搞不了宣传吗？我也想问，为什么另类的现实、另类的真相不能宣传？我尤其想问的是，为什么有关无权者的信息，有关苦难和弱势群体的状况，传递出来就被斥之为宣传？宣传难道是一种特权吗？
我过去是一个学者，现在加入了独立制片人的行列。我决定拍摄与我过去写研究论文时一样，我选择的是问题，目标是推动改变。在拍摄社会问题纪录片时，我的立场是受害人的立场，这常常把我自己变成了个受害者；因为和弱势群体站在一起，不太能得到有权者的理解和鼓励，所以我也常常采访不到政府方面人士。也因为这一点，尽管不是一个职业新闻工作者，村民把我当作自己人。他们始终相信，本片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他们的痛苦，可以让社会公众听见他们的诉求，最终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在问题中工作，为了解决问题而拍摄，我一点也不客观。这样的角色和纪录片，当然是要受到怀疑的。
长话短说，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些城市观众质疑这样的纪录片、斥之为宣传时，当地政府有关人士一眼就看出，决不能让这样的宣传流传出去。于是，从去年10月至今，政府方面有关人士一直在动员村民阻止《关爱》的播放。
我很希望与当地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但我同样不能辜负受害村民的期待。此外我还认为，这个社会缺的就是关爱，怎么能禁止关爱呢？我衷心希望大家都来看这部片子，都来想一想：遇到人命关天的事情，村民该怎么办、政府该怎么办、法官又该怎么办。
我再次声明，不必把这个作品当作艺术。它对人们提问，并期待大家来讨论问题。
(八)-视频1
（全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