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4日讯】（新唐人记者王子琦综合报导）上海胶州路那场大火过去半个多月了，媒体报导最多的是政府的反应、楼房住户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而在这场大火中，有四个被拘的农民工和遇难的农民工却鲜有报导，他们的背后的故事似乎被遗忘了。
在这场大火发生后，上海当局迅速逮捕涉嫌违规操作的民工，引发网路上一片哗然。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是上海胶州路公寓大火后首批被拘的四人。
8名犯罪嫌疑人
据上海《青年报》11月17日报导，16日，市政府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原因已初步查明，系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据报导，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程九龙说，经公安消防部门连夜侦查，事发时，有人在10楼现场违规实施电焊施工，导致溅落的火星点燃脚手架上竹排和可燃材料引发大火。目前，公安已对有关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程九龙说“这8个对像是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
架子工王永亮
《南方周末》12月2日登出一篇“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深度报导了这些农民工背后的故事。
11月15日，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导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15日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架子工吴国略：最后的施工
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收到拘留书之后，吴国略的父亲独自一人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从建湖赶到上海。因为没有熟悉的亲友在上海，他几乎立即迷失在这个庞大城市的街头。最终，吴父没有见到儿子一面，他甚至没有找到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具体位置。
除了一张拘留书，没有其他任何部门或人员向吴家介绍过情况，有关大火的经过，几乎都是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告诉他们的。
电焊包工头沈建新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甦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包工头支上帮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支上帮在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大火后一天的傍晚，包工头支上帮的妻子去胶州路给死难者磕了个头，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别人看见。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样担心的还有那些租来的脚手架，支上帮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结， 拿不出一分钱。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今年是支上帮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像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每天天还没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点多才回来。当初拿下这三栋楼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从心，三栋楼光租钢管的费用就得一百多万，至于施工的资质，则是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公司挂靠。
在上海一位在脚手架行业浸淫十多年的老板看来，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这些电焊中出现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温材料。“两层架子之间相隔1.8米，即便着火也要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延烧到上一层。”他说，但是碰到保温材料就几乎一点就着。
曾有网民追问，这些被逮捕的民工，有没有法律辩护人？惨痛遇难的58条人命若是由几位社会底层弱势族群来背罪，似乎并未真正触及真相的核心。
被烧死的农民工
在上海大火“头七”祭奠现场，一张卡片上写着：“向遇难的民工和保姆们致哀，我们会找到你们的名字。”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失踪的40多人，农民工李新模和陶余武也不幸罹难。
在本次火灾失踪的40多人中，不仅有大楼的居民，还有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在火灾现场作业的民工数量上海官方的发布会没有公布。据了解，其中做保温材料施工的就有10人左右，这个施工队有两人遇难，一人失踪。当时还有不少民工正在作业，一部分民工逃往楼顶而获救。
陶余武：终究没能逃脱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孩子。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对于这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村家庭来说，失去了顶梁柱，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
架子工李新模
当时正在728号楼26层刷油漆的李新模未能逃生。
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李新模的侄子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五十几岁的李新模来上海已经快20年了，并不是正式的架子工，平时主要工作是打杂，比如在架子工后面捡材料，负责防盗等。 “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赚钱给孩子上学，每年年底都要往家里寄钱。”李新模的侄子说。
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李新模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俭。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
农民工负罪 未触及真相的核心
事发当天，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 “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一位工友说。
目睹这场灾难的另一农民工吴长江，家住河南，平时务农，老乡的介绍下，临时来到上海接活，加入了胶州公寓节能环保施工队，最后他被分配到隔壁的718号楼施工，他是幸运的。
吴长江和工友们还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又要面临追讨工资等一系列事项。 “用工前从来没人给我们办保险什么的，但出事以后，公司就跑过来给我们补办保险了。”而吴长江所说的达达门窗公司面对工人讨薪也一度有意拖延，最后在工人集体多次上门的压力下才结清了工资。
拿到工资的当天，怀揣着13天共1300元钱，吴长江连夜坐上了赶回驻马店的火车。才21岁的吴长江，他的未来很可能还将继续在中国各处的工地上打工。对于吴长江来说，这些钢筋水泥混凝土丛林般的工地，不仅是工作场所，往往也是他们生活、居住和娱乐的地方。
关于城市农民工境遇的问题，目前网路上有一句话很火：“看一个社会的良心，就看怎么对待农民工”，这些知识水平并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终究成为事发后负起法律责任的首要罪责对象。
农民工作为事故“替罪羊”
大火将事故原因归咎为8名电焊农民工引发争议，舆论质疑这是责任方将弱势的农民工作为“替罪羊”。事实上，农民工为事故责任买单的事件并不少见。
2010年7月16日下午18点50分左右，中石油大连市大连湾附近输油管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海面污染水域达50平方公里，影响范围达100平方公里。据大连市海洋渔业局副局长栾玉瑄对媒体介绍，海上清污仍依靠“土办法”，除了调集4艘专业清污船外，当地组织800多条渔船加入清污工作。因为缺少消油剂和吸油毡，他们使用草帘子吸附，甚至雇佣民工用瓢舀等手工方式。
大连油污清理除了雇用当地渔民，还有从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招来的农民工。清污现场看到，许多人赤膊上阵，既没有手套和胶靴，也没有口罩。
2010年05月，央视大火案一审宣判。将烟花由浏阳运至河北的浏阳三和物流公司法人代表唐智勇和1名押运员、提供烟花转运仓库的河北永清县供销社鞭炮日杂经销处经理刘桂兰、将烟花运进央视工地的宋哲元等3名无业人员判罚重刑。
中国廉价农民工创造“世界工厂”奇迹
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农民是农民，工人是工人；1978年以后，工人依旧是工人，农民也是工人。于是，“农民工”成为中国城乡之间一个特殊的群体。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9年中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2009年末达1.49亿人。加上没有外出留在乡镇企业中的农民工，估计总人数为2亿左右。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
“农民工”它提供了中国境内企业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吸引外资和形成中国产品的优势。但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显着提高。从中国改革开放算起到2006年，城镇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10%左右，2006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1001元；而农民工的年平均工资增长则只有3%，2006年平均工资不到1万元。
另外，就是到了2006年，农民工参加社保的不到6%，社保成本节约也变成了便宜劳动力要素的一部分，估计累计最少也有3万亿。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而如今常常被一些“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时，后面就会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