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7日讯】要想知道中国水坝移民维权有多难，听听66岁移民李景春的控诉就足够了。他是河北省桃林口水坝移民上访领袖。
根据中共中央政府责成审计部门审查公布出来的数字，以及移民上访代表谨慎调查得出的数字得知：负责安置4.1万名移民的河北省秦皇岛市、唐山市政府各级部门贪占、挪用、挥霍、欠发、少发的移民搬迁、生产、生活的专项资金高达近亿元。李景春和二三十名上访代表，为讨要这些救命钱，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间奔走疾呼、依照国家法律规定的途径进行合法维权时，但他们得到的只是拳头、棍棒、镣铐以及监牢的的羞辱与惩罚。
提起移民搬迁，3天3夜也倒不尽一肚子的苦水。
我家原来在河北省青龙县，在1997年4月搬迁到抚宁县王家湾村。这个村的土地处于丘陵地带，贫瘠缺水，交通不便，不符合水库移民安置条件。当时这个村连我共2户移民。我在7个月后返回库区。
我们那儿是1991年开始进行搬迁登记，当时小树苗也挂果了。我家的苹果树、杏树、梨树、栗子树和山楂树等有1000多棵，大多是10年生的大树，全部都挂果了。每棵树能产果几百斤。我家是当地乡镇出名的苹果大户。
移民政策对待果树赔偿款是这样规定的：无论移民家庭是否有果树，都按每口人3571元平均款进行补偿。不管家里有没有种果树，或者家里种了8000棵，只按3571元给。这个平均款是按前3年产量的平均值算出的。
我家1000多棵果树，仍按每口人3571元进行补偿。多一分钱也没有。后来上访时，我无意中发现移民办验收移民补偿报告书，上面写着果树补偿款每口人是3821元，而不是他们所给的3571元。这等于每口人被他们截留瓜分了250元。
搬迁时，搬迁工作组先进村做工作，根本不念中央和省里发的材料。而是宣传他们自己制定的安置补偿政策。最后用筷子进行抓阄，决定搬迁去处。不走就强制执行，用铲车推倒你的房子。我们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要是跟他们对抗的话，前面的路只有一条：被抓到公安局去。有一个叫李怀富的移民不愿搬迁，被警察抓进去了。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啥话也不说，到家很快就搬迁走了。
我家每人得到补偿款7200元，全家共得到了3.76万元。分到每个移民手里的补偿款应该是1.32万元，其中河北省拨出6200万元，负责安置移民的水库发电受益方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共拨出7000万元。但是，移民只拿到7000多元。剩下的那些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移民办都说全部发到移民手里了。
我和秦皇岛市移民董达代表整个整个桃林口水坝4.1万名移民维权上访。2002年在河北省水利厅移民办上访，移民办主任廉庆云告诉我们：桃林口水坝搬迁是合情合理不合法！
2003年6月，又去河北省水利厅移民办上访，移民办主任廉庆云把跟他讲道理的董达骂得汗哗哗从脸上和身上直朝下淌。廉主任说：你他妈的说什么说！这儿是你说话的地方吗？!
我雇一辆货车把盖房的木头拉回到库区。户籍被注销了，到这儿成为野人。没处住，只能用木棍把塑料纸一搭，往里一钻就算窝了。当时已经进入寒冬了。凉水泼到地上就结冰冻上了。只能烧开水和泥，与我的26岁的儿子一起盖房。3间房盖了一个多月。大风大雪刮得人都快冻上了。在房里把柴火烧得再旺，屋里也是贼冷贼冷的。我一家五口要活命，就找到没有搬迁的村委会，要一点地来种。当时村里正在分地。
村干部说：你返迁，不敢给地。
我说：你把移民搬走后拆掉房子腾出来的房坷垃地给我。哪怕刨几个坑，让我种一个苞米（玉米）也行。
他不给。那拆房后的房坷垃不过几亩地，而且只能在石头缝里种，没人要，也不给我。村干部打电话，把派出所韩所长整来了。
韩所长说：你是抚宁人了，不是青龙人。一巴掌地也不会分给你了。
我说：你拿火把我这狗窝棚点了吧，我这5条人命攥在你的手里。你让我们死，我们就死。
韩所长说：饿死与否，跟我无关。
韩所长随后把县公安局3辆警车整来了。还是不给我分地。
第二天，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移民办整来了15台车，大约100多人。警察特别多。强制执行要抓我。当时分地看热闹的老百姓围观的有七八百人。
公安局领导说：分地。
然后把我用手铐给铐上了。
我说：反正我没家，铐上哪都行。
警车把我拉走，移民办的车在屁股后面跟着。拉到邻村一块地里。
我问警察：要枪毙我吗？
警察说：你还不够资格。
我说：那就把我拉到公安局吧。
警察不乐意拉我走。把我的手铐打开了。接着又将我拉回扔到我的破狗棚，然后警车走了。
我和62岁的老娘子（老伴）夏玉英扑上前去，把青龙县移民办副主任张树文的车拦住不让走。是他找公安局的人把我给铐了的。他把我和老娘子拉到了县移民办公室。张主任让人把我哄下车到办公室坐坐。他说去厕所解下手。结果他开着车跑了。我和老伴在移民办公室住了一夜。移民办只有6个人，但却盖了一栋占地3.5亩、两层漂亮的小洋楼。一楼全部出租出去给人做生意，二楼留着给移民办的人住。都是用我们移民的补偿款盖的。政府不是在扶持移民发家致富，而是移民在扶持政府官员发家致富。
第二天，我出去办事。根据以往经验，我告诉我老娘子：千万不要出办公室。一旦出去了，办公室就会被锁起来，更找不到移民办的人了。等我办完事回来，看到我老娘子正窝在移民办公室门口。
我问：怎么回事？
我老娘子说：张主任看你不在，跑过来说，找我出去商量给我们家分地的事。我一出门，他就把门给锁上了。也没跟我谈话，就把我撂在这里了。
当时，水泼在地上就结冰。没地方住，也没钱住旅馆。移民办烧锅炉的男人看我老两口可怜，偷偷让我们在锅炉房的凳子上住了半个月。没有盖的，就把门帘子扯下来当被盖着。后来，移民办着急了。要用钱来解决。讨价还价老半天，才给我800元钱，把我和老娘子打发走了。
我又被安置到抚宁县坟沱乡政庄村，没房、没地、没户口，还给我办了个暂住证。在4.1万名移民中，就我这一个特殊户。我上访到乡、县、市、省、水利部、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都说，要回去才能解决。但回来啥用也没有。开始是一个人去上访。我个人上访过的单位都跑了无数趟，填了几十回上访登记表，没用。我发现，一个人上访，就是上访到驴年，也没结果。
于是，我开始和董达、李凤琴、张怀山四人代表全库区移民进行群体访，讨要被官员贪污截留的移民补偿款。
接着移民夏风潮和王桂娥加入进来。后来，移民代表增加到18人。再后来，引发起成百上千人的大规模上访。
来北京上访最多时达到200人。当然，三五十人的，从没断过。水利部大门都让我们堵过好几回。有一次，执勤的保安打了山海关区的曹桂霞、卢龙县的杜亚梅、柴素燕三个女移民。当时被打得昏死两个小时不能动弹。卢龙县移民办赶紧上来人，把人送到医院。打了两针，就把人轰了出来。水利部后来赔偿了每个被打伤的移民每人1500元。
2004年9月19日，秦皇岛市信访局和市移民办、抚宁县公安局和县移民办好几个人，在北京上访村把正坐着歇息的我抓起来。拉到了抚宁县公安局。以前直接就把我送回了家。但这次警察让我在警车里呆着。他们回到办公室整材料如何处置我。半小时后，一个警察下来，对我说：你家不是没粮食吗？这回给你找了个吃饭地方，有人伺候你。有你吃饭的地方了。他直接把我拉到了抚宁县看守所。
他说：这就是你吃饭的地方。
在看守所，管教干部把我扒得光光的，一丝不挂。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看了个遍。还让我撅着屁股，检查。然后，给我穿了个小马甲，上面写着“抚看（抚宁县看守所）”。我被分到一个号子（牢房）里，里面有十七八个人。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从来没有打过我，还把我当成了宝贝。
第二天，公安局就凶巴巴地提审我。他们把我当成重犯，说我组织移民上访，聚众扰乱社会治安。
第三天，给我下拘留证。
第九天，下了逮捕证。记得很清楚，我在里面过的国庆节。我患有脑血栓。在一次排队打饭时，我摔倒在地，休克了。4天滴水未进，快要死了。72天，休克了3回。打了一个月的针，看守所给我花了几千块钱。
看守所的警察说：赔钱了。
县检察院一个女检察官来看守所通知我，检察院要起诉我，被我给骂跑了：我依法上访维权，又不违法。难道你们要把老头子起诉死了吗？
看守所所长不让检察院起诉，主要是怕我死在看守所。
他骂骂咧咧道：死在里面不好办。不放我也得放。
眼瞅着要死了。检察院把我老娘子拉来。我被人从号子里背出来。我老娘子一看不愿意了。说：进来是好好的，现在像个死人了，我不要。最后，到医院马马虎虎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没事。才送回了家。
2005年4月，县检察院又提起公诉，我休克了。吃了10天药。推迟10天起诉。开庭时，移民闻讯来了很多人，要求旁听。县检察院为此再推迟10天起诉。5月14日，开庭时，比审判杀人犯还隆重。移民过来五六百人。全县警察不够用，还抽出很多个乡镇派出所的警察赶来支援。两三千名警察都拢不住。拉了警戒线。把法院戒严了。救护车停在跟前，怕我随时死了。
法庭庭长告诉我：让你说，你就说。不让你说，你就给我闭嘴！
我在法庭上说：起诉书列举了37个伪证，陷害我这个公民。我啥罪也没有。拘留我一天都是非法的。
休庭时，我要求我的代理律师把起诉书复印给我一份，我要上访作为凭据用。律师不愿意让我复印。最后，他愿意退回律师代理费1500元。他不敢接这个案子了，怕得罪了政府。
3年过去了。至今法院也没有宣布审判结果。从那以后，我就走不了路了。撒泡尿，都要老娘子搀扶着。
我们反映的问题，到哪儿也没人管。每年夏天暑期，中共中央中直机关的领导都到北戴河疗养院避暑。这个时候，就是河北省政府最敏感时期。他们怕移民惊扰了国家领导人的暑期清修的雅兴。更怕因此被上级领导撸掉了官帽子。去北戴河中直机关疗养院的沿途上，到处都是移民办、公安局和乡镇移民办布下的天罗地网，市公安局为此专门成立了直属执法大队。堵截移民北戴河上访是市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省政府每年都要宣传说：停止一切工作，稳控移民。
去年，我和一个移民刚到那里，就被掐着脖子，连踢带踹，硬塞进警车里被拉回来了。一个叫赵小彪的移民在北戴河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法院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缓刑一年，监外执行。在北戴河，有一个‘318暑期信访接待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接待站是不是中央设立的。反正他们一打电话，各个地方的官员就赶紧跑过来接自己的人。接待站接访员只要一听我们是桃林口水坝移民，给我们登记后，马上打电话叫来在此执勤的各县区移民办的官员。把我们各自接回去了。有的移民被送到了“学习班”（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信访条例，直到保证永不再上访，才能结业）。有的移民被移民办送到了看守所进行报复。
政府派人监控我8年。刚开始，村里派人监控我，一天30元钱。两人黑白倒班。后来，乡政府派8个人过来，轮流倒班。再后来，县公安局执法大队也派人来，警察还说﹔看看我们这些人看守你，你都够军队师长级别的待遇了。 他们不让其他的移民接触我。一旦抓到来探望我的移民后，就拉到公安局审查。
很多次，我都想拿一瓶烈酒，到北京天安门国旗下，把酒浇到身上，点把火，我抱着国旗旗杆以死抗议。
很多移民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们说：你死了，也是白死。
2006年7月3日，我带领秦皇岛市和唐山市的二三百名水坝移民在桃林口水坝上静坐抗议。移民们吃住在野地里，搭大锅灶煮面条和稀粥一起吃。50多台警车列队等着上边的领导一声令下，就开始动手抓人。河北省水利厅移民办让我们回去才能解决。秦皇岛市政府还雇佣黑社会的人来大坝上打移民，何立富和王海广分别被刀子扎了一刀。我们静坐了28天，被移民办官员都给接回去了。没解决任何问题。
河北省文件规定，桃林口水坝水力发电，每度电，提一厘钱给移民作开发基金。秦皇岛市和唐山市规定，每度电提15厘钱扶持移民生产生活。还说“各级不准截留挪用”。前来查账的中央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说，每年发电收入8000万元，拿出10%扶持移民。但是11年来，我们移民每人才拿到68.5元。
政府很狡猾，用我们移民的钱，把我们移民维权代表收买，瓦解分化了。
原来，我和董达是秦皇岛市移民最重要的维权代表。移民们都把他当作救命的祖宗一样供着。为了上访，我们移民集资六七万块钱，供董达上访使用。他要多少，我们移民拿出多少，不惜任何代价。后来，政府给董达花费几十万元盖了个养猪场。我们所有的移民，陆陆续续都去参观和考察过了。我们移民都认为：政府要想让移民停止上访，每个人都得给盖个养猪场。
在我们移民眼里，董达就是4.1万移民中的叛徒。再也没人会搭理他了。
现在，上访代表付文发正在建塑料加工厂。听说是政府出资给他整的，代价是永不再访。我们移民都怀疑，他哪有这么多钱投资呢？他可能成为我们移民中的另一个叛徒了。
政府对付移民代表的办法有三个：一是花钱收买，为政府所用﹔二是制造矛盾，从移民内部分化瓦解﹔三是镇压，把移民赶进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或者雇佣人力，把移民看死在家里。
我老了，因为政府怕死在监狱里不好办，所以就把我软禁在家里。
无论我们怎么抗争，都逃不出政府的手掌心。
这几年，我被公安局拘留3次，也戴手铐3次。有一回，县公安局治安科陈科长，现任公安局副局长，让我承认错误，然后就放我回去。当时我休克了。他就让我走了。
临走前，他还警告我说：你还欠公安局的10天拘留，小心点。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随时会让你还给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