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20日讯】（新唐人记者谢宗延、林冲报导） 两千一一年将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海内海外，官方民间，各种纪念活动都已陆续展开。旅居美国的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也打破了近四年的沉寂，于两千一零年十月三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表了题为《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专题演讲，这也是他“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一讲。
【主持人】辛灏年先生在演讲中阐述了晚清时期的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下，中国各界人士从寻求改良到发动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为您播出了《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下面请您继续欣赏第二部分。
(接上集)
三，专制改良的成败孕育辛亥革命
【辛灏年】光是有知识份子,有会党,有青年学生,有各个方面优秀人物的觉醒来发动革命，革命可不是那麽好发动起来的，必须整个社会有觉醒才行啊。我算了一下，至少社会各界的觉醒可以算出九个来。但是因为讲演的关系，我不能都说出来，那就简单介绍四个“界别”的觉醒。
第一，新闻界的觉醒
【辛灏年】我刚才讲了，满清允许办刊办报。大家知道一八九八年中国有多少民刊吗？定期发行的报纸，刊物六十份。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中国有多少定期出版的报刊呢？四百八十七份，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民办刊物，民办报纸。‘申报’，‘东方日报’，‘东方时报’，‘汉口评论’，这些著名的，不包括那些鼓吹革命的留学生的杂志，四百八十七份呐。今天可有一份呢？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可以任意地批评满清王朝，甚至可以揭露时弊，鼓吹革命。一九零三年的上海‘苏报’就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上海的出版社就敢于公开出版邹容的‘革命军’。
这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哪个人不佩服革命烈士秋瑾，她是中华民国的前驱。可是大家知道，当时的报纸是怎么报导她被杀的吗？以‘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所有报纸，都把她当作英雄来歌颂，那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第一，秋瑾是英雄，不当杀；第二，秋瑾是女人，不当杀；（中国传统对女人不杀头，只是缢死，满清政府错了）第三，秋瑾是学界中人，饱学之士，不当杀；第四，秋瑾是爱国志士，不是革命党，不当杀；第五，秋瑾就是革命党，也不当杀！杀革命党秋瑾，就是杀我同胞！一篇篇的文章就是这么说的呀。这可不是今天做的结论，这都是当时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的。
你们知道他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吗？秋瑾是被杀了，然而满清王朝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批准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敭放到江苏去。江苏的士绅，知识份子，学生，全部上街游行，拒绝他来当巡抚。满清王朝没办法，只好再将他改任山西。山西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又起来反对，于是他三个月不到就病死了。直接向张曾敭报告的绍兴知府贵福是满人，很坏，就是他报告巡抚说秋瑾是革命党。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下场吗？报纸天天骂他，揭他的短处，结果在绍兴待不下去了，满清政府把他调到我们安徽宁国去当知府。安徽也不要他，他只好弃官为民，改名换姓，中国人再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张曾敭和贵福命令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本来就反对逮捕秋瑾，更反对判她死刑。派他去监斩，他不愿意去，每天就说，“我对不起秋瑾，我不能杀这样的人，不能做这样的事。可作为县令，我不能不服从上级。。。。。。”他必须服从。你们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吗？三次自杀，两次未成，最后引颈上吊而亡。他说，“秋女士，我对得起你了，一命抵一命。”今天有这样的官员吗？！
‘申报’公开了向张曾敭和贵福通消息的两个告密人士姓名，这两个告密者从此改名隐姓，流散在人间。该报同时公布了中国的知识界，学生界，和普通老百姓要为秋瑾开追悼会的事。你要知道，对于满清王朝，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可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反革命份子”！然而，杭州大悲庵的尼姑主持居然捐出岳飞墓边上的四亩地，为秋瑾下葬，四百人参加葬礼，且在葬礼之后成立“秋社”，要年年月月地纪念秋瑾。国人当时为秋瑾写的，公开出版的小说，诗歌，画报，不计其数。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新闻的力量，这就是人民能够自由办报办刊的力量！没有当时那些报导，我们今天怎么会这样为秋瑾所感动，我们今天又怎么可以知道这些呢。这就是新闻界的觉醒。
我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夏晓红教授，她对这一切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我建议大家看她的书，那真是把满清时期国人拥有新闻言论自由的美好状况研究得清清楚楚。我不想捎着今天再说啥话了，我只想告诉我们今天中国的新闻界，要有一点点良心，讲几句真话就算好记者。
第二，学界的觉醒
【辛灏年】我想告诉大家，我也挺难过。今天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对多伦多大学很有感情，对多伦多市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太少的留学生。我想告诉大家，一百年前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有孙中山，也没有辛亥革命；没有孙中山，一样会有革命；有了孙中山，会有正确的革命。可是，如果有孙中山却没有留学生，革命的品质不能提高，也就不会具有那么早的，那么好的一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和中国当时的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可说是休戚相关。
举几个简单例子：我刚才讲了康，梁，唐，三个人发动长江七省“保皇暴动”，失败了。在安徽大通血战七天七夜的首领，日本留学生秦力山，他侥得性命，偷渡到日本，在日本找到了梁启超，找不到康有为。因为绝望，从此与改良派决裂，并创办了第一份留学生的报纸–‘国民报’，开始鼓吹革命，这是留学生最早鼓吹革命的报刊。
另外，一九零二年在中国留日学生界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六十个留学生参加了章太炎发布的“支那二百四十二周年亡国纪念大会”。意思就是中华民族亡国，我们汉人的国亡了，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在里面，他是个反满革命家，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嘛。同时，湖南留学生杨笃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新湖南’。这本小册子写什么呢？写的就是，要中国的民族主义，要破坏的改造主义。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呢，就是留学生们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结社，开始用各个省的名义创办自己的反满革命刊物。有很多啦，河南，江苏，湖北学生界都有，比如后来的“二十世纪支那”，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学生刊物，都是鼓吹反满革命的。
在这种思想舆论的引导下，一九零三年正月初一，阳历是一月二十九号，当时的满清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在东京举办一个大团拜，邀请了五百多个留学生。你们知道在团拜的时候，第一个上台发言的留学生是谁吗？肯定很多人都知道他，马君武，第二个是刘成禺。他们上台说什么呢？“满清太腐败了，一定要革命推翻他！”在满清公使的团拜会上，他们号召革命，推翻满清。我想，这对于留学生的意义太大了。紧接着，因为俄国人强占中国东北不走，所以留学生就发动了一个“拒俄运动”，要成立留学生“义勇队”，去东北跟俄国人大干一场。“义勇队”成立了，可当时留学生会馆的两个官方负责人，大家都知道的，后来著名的卖国贼陆宗与和章宗祥，坚决反对，于是留学生们就自己举行一个仪式，开大会，宣布“拒俄”，成立“义勇队”。后来考虑到清王朝毕竟是朝廷，我们还是要听他的领导，所以就把“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希望在满清朝廷的领导下来扺抗俄国人对我东三省的占领。这不是很好吗？可是蔡钧给国内朝廷发了一个电报，声称“拒俄是假，革命是真”。于是清朝政府就发了一个上谕，叫做“凡是见到有异样的留学生，就地逮捕处决。”这一下留学生火了，中国还能不革命吗？这样的王朝还能要吗？我们想帮他，帮我们自己，帮我们的民族争回东北，他不支援我，反而要镇压我，杀我，他对我们留学生的恨，远远超过了对俄国侵略者的恨。就像现在，今天要搞一个反日游行，一看这游行里面去了几个异议人士，马上就宣布明天不准游行。一模一样，没区别。对自己人民的防备和痛恨，远远超过对外国列强势力的痛恨。
虽然“拒俄运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大家要知道，“华兴会”和“光复会”，就是“拒俄运动”的两个干将，黄兴和龚宝铨，一个回到湖北湖南，一个回到浙江，分别创建起来的。“拒俄运动”在日本轰轰烈烈地展开之后，国内动起来了。一九零二年，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建立“中国教育会”；一九零三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上海交大的前身，一共就六个班，第五班的学生天天讲革命，校长汪凤藻就宣布，把第五班的学生全部开除，结果六个班的学生全体退学。蔡元培为了收留这些学生，在“中国教育会”里建立“爱国学社”，把这六个班的学生全部接过来，让他们天天谈革命。
这个时候，那个宣传革命的知识份子章太炎来了，邹容也从日本被赶回来，‘革命军’出版了。章太炎开始鼓吹革命，上海的学生运动波及到了全中国，“拒俄运动”在国内爆发成了巨大的学潮。那可是自发的，没有黑手，也没有红手。一九零三年，大家知道，出版了最著名的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他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仅仅是满清的中国，不仅仅是满清贵族的中国。”他还说,“今天,凡是杀我之君主,我必杀之;凡是剥我公民权力之君主,我必护我天赋之民权。”，“中国必须走向革命，因为唯有革命，才能够保我民权。”这本书在全中国荡漾开来，激荡了人心，鼓励了民智。光是在美国一地，孙中山先生就让旧金山的一位华侨印了十万册，没有‘革命军’，哪有那么多的青年学生走向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啊。
就在一九零三到一九零四年，出版了另外两本书，（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赵声的‘保国论’。这些书主要提出了几个东西：第一要爱国；第二要爱民族；第三，反满清是反满清的专制统治；第四，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而不是改良。这些书在民间的影响太大了，都是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写的。
一九零一年，中国在日本留学生才一百人；一九零二年，二百七十二人；一九零三年，就已经到了一千多人；一九零五年，三千人；一九零六年，八千人；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的时候，二万人。孙中山一九零五年建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三千留学生几乎全部去欢迎他，一千人参加大会，三百人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零六年的“萍刘醴起义”也是留学生们自己回国策划领导的。没有留学生就没有“中国同盟会”，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基石。
秋瑾和徐锡麟，大家知道吗，他们是表兄妹，从小相爱。秋瑾的父母非常势利，非要把她嫁给一个当官的，于是秋瑾就冲破礼教，去了日本留学，徐锡麟也到了日本。两个人本来都不讲革命的，后来从改良走向了革命。徐锡麟回国刺杀满清五虎之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在浙江绍兴准备起义，被满清发觉，砍了脑袋。这两个都是留学生，他们的死，将满清王朝上断头台的时间大大地提前了。在当时的中国，有谁能不知道徐锡麟，在当时的中国，有谁能不知道秋瑾？
中国留学生亲身策划，领导，并且在第一线上，参与了一九零五年以后，主要是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所有的革命起义。他们都是领导者和策划者，都是在革命起义第一线的啊！留学生要爱国，留学生要真爱国。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留学生就没有中华民国呀。没有留学生，中国就缺少了一个巨大的智慧来源，也缺少了一个巨大的爱国源泉。我觉得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今日中国的留学生，爱国当然要爱，可是要明白应该爱什么样的国家。要爱走向共和的国家，要爱完成共和的国家，而不是固守专制，厉行专制的这个国家政权。国与权是两回事。
第三，军队的觉醒
【辛灏年】军队不是开玩笑的，他握着枪杆子。用我年轻时接受的教育来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要永远受党的领导和指挥啊，军队一发生问题当然就要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新军起义，可是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会发生“武昌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武昌的“新军起义”。如果没有武昌的“新军起义”，就没有“武昌起义”，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要推迟很多年。难道军队是在猛然之间触发了起义的吗？不是，革命党“运动”军界整整八年之后，才有了“武昌起义”。
我讲一个很短的故事给大家听。黄兴一九零四年回到长沙发动起义，同时建立了“湖北科学补习所”，这当然是糊弄满清政府的名字了。这个湖北科学所有哪些人呢？黄兴的弟子胡瑛，早期的革命党张难先，特别有一个人叫刘敬庵，是马队的书记，专门管招兵。只要张之洞说一招兵，他就马上一方面通知留学生参军，一方面通知会党里的优秀人才参军，然后在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训练，告诉大家要矢志忠于革命，参军是为了推翻满清，不是保护朝廷，这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华兴会”的起义在湖南失败了，然后“华兴会”的同志们立即电告湖北科学补习所，使他们全部得以安全转移。第二年（补习所）改名为“日知会”，一九零八年改名称叫“湖北军队同盟会”，由于太明显，当年又改成“群治学社”，接着又改为“振武学社”，一直到一九一一年才正式改称“文学社”。大家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的，“文学社”的社长是蒋翎武嘛。所以你看看，一九零四到一九一一，整整八年，这八年没有革命党“运动”军队，就有武昌起义了吗？你要知道湖北的一万五千新军里面，革命党占了七八千人。
一九零六年，法国政府忽然对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援你革命”，真是不知道那根筋抽的，也就是三四个月的时间，列强支援中国革命了。孙中山很高兴，马上就派同盟会员乔义生陪法国武官欧基洛去参观中国各地的革命党组织，还让他们去访问南京的赵声。你猜法国武官欧基洛怎么说？“我真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军队里边还有这么优秀的人才”。然后乔亦生陪着他到武昌参加“日知会”教堂里面的一个讲演革命大会，并且请他演讲。你知道来了多少新军吗？那一场讲演会，参加者五百个新军战士。欧基洛说中国有这样的革命军人何愁革命不会成功。军队的起义实际上是留学生和革命的知识份子，以及普通民众的起义，是革命党的起义，这样才有了“武昌起义”。
军界觉醒了。军界觉醒以后做了三件事：一九零八年我们安徽的安庆，芜湖两个地方的“岳王会”，倪映典他们，发动了一九零八年安庆“新军起义”。这次很厉害，在安庆城下打了一天一夜，要不是叛徒薛哲的出卖，也许就成功了。因为薛哲的背叛，被清政府按图索骥抓了三百个革命党，三百个新军战士全部被满清砍了脑袋。这是第一次“新军起义”。第二次是一九一零年在广州的“新军起义”，领导安庆起义的倪映典在起义的机密被暴露之后，只身冲入敌营，壮烈犠牲，使孙中山失了一员大将。第三次就是“武昌起义”。大家算一算，一九零八年“新军起义”，一九一零年春天“新军起义”，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新军仅仅三次起义，远离北京两千多公里，三百个人每个人五颗子弹，就把一个庞然大物–满清王朝，一下子掀翻了。军队的觉醒是一种相当彻底的觉醒。我今天不讲军队的情况了，也不想煽动军队，但是那种精神要学习。 中国的军人，你们到底爱谁？爱国不是爱党，国比党大！
第四，侨界的觉醒
【辛灏年】说到在座的朋友了，陈先生点头了，是的，华侨对革命的支援太大了。两句话：第一句话，为革命捐钱；第二句话，为革命捐命。许多华侨都做到了。当然，华侨风气之开是经过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多年的努力而形成的。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华侨都是“革命之母”，也不能说那时候的华侨大多数都支援革命，但是华侨支援革命者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是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举简单的几个数字，我先说捐钱。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到一九零四年的十年间，华侨总共给革命捐款三万二千美元，不算多。其中南洋华侨是一万一千美元，香港捐款是二万港元，当时的港元和美元差别不大。美国的华侨购买孙中山革命债券四千美元，合起来算三万二千美元。这是头十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一九零五年到一九零八年，华侨捐款涨了十倍，三十二万美元。越南华侨捐款二十万美元，香港在外面的华侨捐了九万七千美元，法国张进江一人捐款六万美元。我要说一下美国的华侨捐了多少，八百美元，英国的华侨捐了八十英磅。
一九零九年到一九一零年海外华侨捐款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南洋华侨为主到变成北美洲为主。著名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主要是北美洲华侨捐的，主要是加拿大华侨捐的。大约二十万美元，南洋华侨包括香港，捐了十一万；加拿大华侨捐了六万三千；美国华侨捐了两万。原来捐钱的都是穷华侨，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有钱的华侨也开始捐钱了。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人叫陈嘉庚，对不对？陈嘉庚在革命期间从来没捐过一分钱，到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之后，他直接用自己名字给孙中山个人捐了五万美元。孙中山全部捐给公家，作为革命经费了。当时广东的华侨，支援中华民国，一个月之内给广州地方革命政府捐了二百四十万美元；福州华侨也就是福建华侨，捐款二百多万美元。所以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华侨总共捐款五百多万美元，相当于今天两个亿，他们怎么能不是“革命之母”呢？
越南华侨黄景南是个卖豆芽的，他给孙中山捐了三千块港元，一生的积蓄；越南华侨关唐，挑水的，一担水才赚一分钱，他捐了三千美元给孙中山，支援革命；美国匹兹堡华侨，洗衣服的，背着一麻袋的零钱，找到孙中山的旅馆，说“这是我一生的积蓄，支援你革命”，名字都不愿不留下。一八九五年，华侨为了支援“广州起义”，香港的华侨把自己的大楼卖了八千元；檀香山的华侨把田产全部卖光，参加起义，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一九零零年“惠州起义”，香港华侨李纪堂一个人捐了三万港元；一九一零年，孙中山在芝加哥，纽约，华盛顿，三个地方，为新军一九一零年的起义募捐八千美元；香港的华侨商人李海云将自己在一个合股公司的股份两万美元，全部拿出来奉献给一九一零年的“新军起义”，华侨是革命之母啊。侨界的觉醒，在经济上支援了孙中山的革命，支援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半年之内，华侨以四百多万美元这样一笔捐款支援了中华民国在好几个大省的军政府。
“黄花岗起义”的五百个“先锋”，其中四分之一是赶回国捐命的华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上是八十五个烈士的尸骨埋在黄花岗陵园，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北美洲的华侨。里面那一个个年轻人，留学生，哪一个不是诗文并茂啊。他们给妻子的信，给儿子的信，给父母的信，今天谁读起来都会泪如雨下。华侨醒了，支援了革命，所以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第五，满清官员的觉醒
【辛灏年】我只想讲这“四界”了，但是还有一个觉醒，我也想说一说。我举两个例子，就是满清的官场也有人觉醒，这一点很难得。中华民族几千年，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包括当官的，都很有正气。他们在政治上很可能是反动的，但他们做人是有人格的。一九零四年，黄兴发动长沙起义，还没开始就失败了，马福益掉了头，黄兴躲在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省提督带着兵去抓他，明德学堂的校长，教师们，一下把这个提督给围起来，当面骂他“丧尽了汉人的良心，为满清做走狗”。就这样骂了以后，你知道这提督是什么表现吗？他一下子把刀拔出来插在桌上，说道，“你们当真以为我是满清的一条狗吗？走，不抓了，放他！”就这样走了。了不起，不容易啊，他回去是要倒楣的。这是国内的，我再举个国外的。
孙中山一九零五年在比利时第一次讲演“三民主义”，吸引三十几个留学生，然后巴黎十几个，德国十几个，接着这五十几个欧洲留学生就成了中国“同盟会”的前身，革命党的主要成员。可是留学生里面，任何一个界别里，都有好人与坏人，也有不争气的。有那么四个留学生，想想虽然参加革命党了，心里又害怕，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又去向满清政府告状，不参加革命党，不跟孙文干了，并且派一个人陪着孙文在餐馆里吃饭，其余三个人偷偷跑到孙文住的旅馆里，把他的文件，起义计划，组织名单，全部送给当时满清驻法国公使孙宝琦，把孙文彻底出卖了。孙中山回到旅馆发现自己的皮箱空了，文件全部没有了，你知道那些文件里面有多少人的脑袋啊。当这四个学生找到孙宝琦表功的时候，孙宝琦说了什么话，你们知道吗？他说，“你们跟随孙文叛变朝廷背叛国家，有罪；你们跟了孙文又出卖孙文，同样有罪。如此不仁不义之徒，我要你们何益？给我乱棍打出门去！”然后偷偷地通过一个亲信把文件全部还给了孙文。辛亥革命之后，孙宝琦成为山东省第一任都督。
我想对今天的官方说一句话：你们真心的政治改革谁都欢迎，中国共产党今天要真心政治改革，真正地振兴中华民族，使我们的国家先民主，后统一，真繁荣，全中国人谁都不应该反对。如果共产党一意孤行，就是要专制到底的话，希望共产党官场的人，官员们，从真正的爱民族，爱国家出发，不要跟着共产党胡闹，要学习孙宝琦，要学习那位湖南提督，要有良知，要有良心，要对人民有感情，要真正地忠于国家与民族啊！好，我讲的社会各界的觉醒，到此为止。
四，孙文革命的倡导孕育了辛亥革命
【辛灏年】我刚才已经说了，没有孙中山也会有辛亥革命，有了孙中山就会有更正确，更好的辛亥革命。孙文革命和辛亥革命是这么个关系：若单纯从历史事件来说，辛亥革命是个历史事件，孙中山的革命是一个历程，我们如果把辛亥革命也当做一个历程的话，那么孙中山的革命就是辛亥革命。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第一次“广州起义”到最后“武昌起义”成功，创建中华民国，这整个历程不都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嘛？辛亥革命是他胜利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开始走向共和的胜利发端，这是我在十一年前写书时就写的。那孙中山的革命如何倡导了辛亥革命呢？他有三点非常宝贵的地方：
第一，高屋建瓴的革命思想
【辛灏年】他创立了“三民主义”。在座的朋友都在加拿大，在美国，谁都知道林肯有一个“三民主义”，对吧？我个人看法，林肯祗有一个“民权主义”，他是“民权主义”的内容，“三民主义”的形式。民有，民治，民享，“民有”也罢，“民治”也罢，“民享”也罢，都讲的是民权，可能包括一些民生，他没有提民族，没有鲜明的提民生，他是指一个共和政府之下，就是共和制度之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所以他提出的是个“民权主义”。这里就不好多讲了，我专门有一本书谈这个问题。
孙中山先生根据当时世界的需要和中国的民生状况，特别是欧洲社会革命之尤烈，超过了共和革命的情况，预期到社会主义革命会泛滥成灾，所以他提出了“民生主义”；他考虑到世界殖民地国家遭受列强的侵略，看到中国正在被列强瓜分，于是他提出“民族主义”；三个主义加起来而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所以我认为林肯主要是“民权主义”，孙中山超越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是三个独立的内容，完全具有预见性。他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是经济发展的坛场，他预示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将极大发展，民生将极大提高。
再者，仅仅对“民权主义”而言，孙中山也是有发展的。孙中山先生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君权神授我不反对，但是我没法证明。我认为民权是争取来的，只有推倒专权，才可能有民权。你不推倒专制制度，怎么可能有民权呢？（民权）是要自己去奋斗的。”讲的很对啊，我们今天不争取，共产党就会给你民权了吗，对不对？不争取不行呐，这是一。
第二，他的“三民主义”在讲民权的时候，解释的很具体，很清楚：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人民就要这“四权”。有了这“四权”，给你当官就当官，不给你当官就当不了官，定下来的东西，错了就改，重新议决，这就是人民的权利，是不是？讲得非常对。同时他也把民权的这个职能非常形象地说清楚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政府是人民雇的司机，我让你开，你就开，你开的好，让你开，你开的不好，请你走，换个司机。”他把共和制度之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是坐车跟开车之间的关系，讲的多清楚啊。这是最了不起的，也是现在很多糊涂知识份子，或者是有背景的知识份子拼命攻击的。
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是他“民权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一个道理：从民主革命刚刚成功，到完全胜利，中间还有一段反复的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先进的知识份子，革命家，政治家们，要和人民一起，帮助人民学会他们的四个权利–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内抗复辟，外抗侵略，防止专制势力的卷土重来。因为“训政”的本意，就是皇太后抱着小皇帝，小皇帝不懂事嘛，皇太后就告诉他，你该怎么回答，该怎么说。孙中山把这个传统的东西接过来，说成是“我们帮助人民一起来学会掌权，行使民权”，真是化腐朽为神奇。这有什么不好呢，完全正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思想上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他首先反对“保皇改良”，后来反对“立宪改良”。他说，“保皇不是革命，保皇就是保皇，保大清，革命就是革大清的命，这两种事怎么能混在一起呢？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他非常明确，也从来没有恍惚过。
第三，他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一九零四年在美国，王宠惠为他在文字上翻译的一个英文讲话，就说：“中国已经处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祗要一点星火，就可以在政治上燃起全中国的革命大势。”一九零四年说的，一九一一年满清政府垮台了，不过前后八年。所以我说他是高屋建瓴的革命思想。
第二，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辛灏年】一八九五年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大家说他是江洋大盗；一九零零年领导“惠州起义”失败，部分先进者已经看出他了不起，佩服他，“恨”他革命没有成功；到了一九零五年创立“同盟会”，三千多个日本留学生都欢迎他，三百人加入“同盟会”；第二年，三百留学生在中国大陆，就是本土，发展了一万八千人进入“同盟会”。他先后领导十次起义。没有革命精神，没有那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能坚持的了吗？我有时候常常想，我们这一些人太爱面子，今天讲演会（人）来少了，我觉得面子过不去，这都是不正确的思想，他就没这个。他对着一个人都讲，一个小孩听他讲演，他很感激，小孩说“这个板凳是我家的”，这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对着一个小孩也一样讲，了不起啊，百折不挠。这些事实大家知道的很多，我就不多讲了。
第三，山高海阔的尧舜胸怀
【辛灏年】没有胸怀，能当革命领袖，能做民主领袖吗？（孙中山就有）山高海阔（的胸怀）。形容过分了？不。三千年中国祗有尧舜相让，不让儿子让贤人。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但是大家不知道孙中山一辈子有“四让”。一八九四年创建“兴中会”的时候，他让华侨刘详当了会长而不是他自己，因为刘祥要当，他就让刘祥，这是第一让。
第二让，他和香港辅仁文社的首领杨衢云结合，成立“兴中会香港总部”，准备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前决定好他作总指挥，成功以后他做PRESIDENT(总统)。可是起义发动的前一天晚上，刚分手的时候，杨衢云忽然跟他说“我要当总统，起义成功了总统应该是我”，孙文对他看看，“那就是你了，你做总统一样啊，谁当不一样？”就这样杨衢云就做了起义成功后的那个总统，虽然起义没有成功。
第三让，他派日本人宫琦寅藏他们到香港把康有为接到日本，然后他带领的革命党想跟康有为改良派合作，他说：“你们也是大清的犯人，我也是通缉犯，我要革命，你们要改良，我们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希望在中国实行宪政，对吧？还是有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梁启超跟孙讲他的老师是不能作第二位的，一定要做第一，你们猜孙中山怎么讲？他说，“你是他学生，他是你老师，而你又是我朋友，当然他第一我第二嘛。”了不起吧？这是三让。
第四让大家都知道的，让袁世凯。这其中有一个事件特别感人，真的，读到这一段我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反差的感情。近年来，不知在何种背景之下，在海外的论坛上，大陆的一些报刊，包括在‘瞭望’这样中国共产党办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否定孙中山。台湾的‘中国时报’提出要重新评价孙中山；民运有一个论坛提出了“鞭尸孙中山”；有一个政党的论坛说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亲民的皇帝，胡锦涛就是汉文帝的转世，然后反过来骂孙中山是乱臣贼子，都攻击他，攻击得很厉害。我出国十六年，在我所知道的情况下，在所谓搞民主的阵营里面，孙中山已经被他们攻击，污蔑，谩骂了五大恶潮都不止了，这是很叫人遗憾的。大家可知道孙中山让总统于袁世凯，一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二是为内部环境所逼，今天我不能细说，将来有机会专题来谈。
我祗讲一个事实，王宠惠，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他写的这段话。他说：二月十五日的早上，我问孙先生，“为什么你今天要带着文武百官，还带着两三万军队，去参拜明孝陵？”孙中山笑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辛亥革命的本意。我们参见我们汉族的祖宗，第一，没有错；第二我为什么选今天，而不是后天，也不是昨天，那是因为今天参议院要开第二次选举大会，我已经提出辞去总统，让给袁世凯，今天的参议院要选定袁世凯当总统。可是南京政府的许多文武官员包括军队都反对，都不准我让总统给袁世凯。为了参议院开会能够圆满成功，能够顺利的移交总统大权，造成民国真正是共和相让的局面，所以我才带文武百官和两三万军队今天去参拜明孝陵，以防备他们在今天闹事，让参议会开不成。”这要何等的胸怀！你知道今天有的民运人士怎么骂他，说他参拜明孝陵是想称帝，说他称帝比袁世凯还要早，公开的大文章，发表在‘博讯’上。我真的很难过，想称帝他还会让总统吗？当时的南京还有一百万革命军呐，打也不是不能打呀。（他是）为了和平，为了共和与真正民权的实现，为了尧舜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继续传承和发扬啊。
第四，心无旁骛的坚定信念
【辛灏年】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他在革命的历程当中始终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从来心无旁骛，一生就一个革命。所以张难先在回忆录里面说，“当时中国人的心中，人人都有一个孙中山，可孙中山心中祗有一个革命。他整个这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他从来没有徬徨过，没有退却过。”这不容易啊，人做一件好事干一次革命也许不难，干一辈子（革命）做一辈子好事不容易啊。他坚持到底，革命前反对满清专制，创建中华民国；革命后捍卫中华民国，反对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直到一九二五年病死，累死。孙中山的这个精神，是我们今天的很多朋友，特别是在追求着民主的一些朋友们所缺少的。
我讲的这几个大问题也该讲完了，但是我今天想提一个思考题给大家，也给自己：我想在座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孙中山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功了，但四九年马列来了。一个洋教在中国统治了六十一年，国人反洋教牺牲了多少人，在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哪一个人要敢说马列一句坏话就是要掉头的。马列是在鲜红的刺刀之下在中国立下了他的洋教权威。
一九五七年四川省重庆市一个中学教师邓祜僧先生，只说了一句“我们不是说有五千年文明吗，为什么要请一个德国人当祖宗？”就被打成右派，死在监狱之中。在中国像他这样命运的人何止千千万万。直到今天还要追加马列主义研究（经费）两亿元，还要在大学新闻系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课程。中宣部今年以来发表五次讲话，宣称要反击所有敢于向马克思主义挑战的任何思想和势力。一个外国人的思想，先不说他是不是不好的，是不是坏的，只说他被奉为我们的祖宗思想，谁都不能说，谁都不能讲，谁都不能反！洋教回来了，义和团死的冤呐！
中国人民在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就是为了反对外国思想统治，反对洋教统治中国，可是马列统治了我们六十一年。有人说今天还谈什么马列，共产党早就不要马列了。不要了吗，真不要，就宣布不要，就说我不要马列了，返回中华民族的正宗，全国人民都欢迎。有吗？还不准人民向马列挑战，中国祗有一教，“马列教”。中国几千年历史，没有一个宗教统治了全中国人民六十一年不给人说一个“不”字！我告诉大家，我很激动，一谈到这个问题就激动，当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今天就是要驱逐马列，恢复中华！
今年四月列宁的忌辰，在俄国的许多大报上都出现了一句话，叫“把列宁送到中国去”，我不想做任何解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搞不清美国有多少中国民主党，但是我在纽约记住了民运中的一个中国民主党的名称，叫“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应该没错。他就在不久前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对着俄罗斯报纸来的，他说，“共产党滚回俄国去！”俄国人要把列宁送到中国来，共产党就应该滚回俄国去，没错，我自己都要鼓掌。这两句话典型的说明了我们在外族思想侵略和统治下的痛苦，以及我们今天民族革命的意义在哪里。
第二句话，创建民国。民国被共产党推翻了，现在就剩下“台澎金马”，有人还要走出中国，要成立“台湾共和国”，要实现“中华民国在地化”，但四五年台湾曾经回来过啊。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我从小就害怕。直至十六年前我到美国，在旧金山的侨界一看，那么多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心里又怕又惊又喜，我没想到中华民国没有灭亡啊，那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是辛亥革命创建的，是无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烈们创立的，那才是民主的新中国，真正的新中国，是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国，不是要专制倒退的中国啊！
“十六字纲领”的最后一句话叫“平均地权”。四九年以后共产党开始把地主的土地抢过来分给所谓“贫下中农”，没几年全部收归国有，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就是党委书记有，对不对？到了今天六十一年了，在中国大陆“党卖国土，民无私田”，各级党的干部把一块块田卖出去换钱，老百姓没有一吋土地是属于自己私有的。平均地权到哪里去了？没有了。朋友们，“十六字纲领”到哪里去了？
今天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不是要说几句反对共产党的话，我也想让共产党听一听，要“驱逐马列，恢复中华”，要“重建共和，重建民国”，要“平均地权”，反对“党卖国土”，民要有私田呐。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我希望在这百年一遇的日子前后，不论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人，还是台湾的，香港的，海外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继承走向共和，为最终地完成共和而拼命奋斗！谢谢大家！
【主持人】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辛亥革命一直被定性为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几十年来，所谓“辛亥革命失败了”的历史定论，在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民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那么辛亥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评判一场革命成与败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请您继续关注“辛灏年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二讲《谁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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