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谢宗延 林冲报道）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我们的先烈和先贤们前后继，浴血奋战，历经十多次起义的失败，终于于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从而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
辛亥百年在即，近年来，一直埋头研究和著述的‘黄花岗杂志’主编，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辛亥基金会和‘大纪元时报’的共同邀请，于二零一零年十月三日在多伦多大学发表了题为‘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专题演讲，也开启了他“迎接辛亥百年系列演讲”的旅程。
辛灏年先生希望借辛亥百年的历史机遇，通过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辨析，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欺世谎言，撕去中共名为纪念辛亥革命，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实为歪曲辛亥革命，诋毁孙中山的伪善面目。团结海内外中国人，继往开来，为实现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推翻专制，完成共和，而共同努力。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辛灏年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系列演讲”的第一讲‘谁孕育了辛亥革命’的第一部分。
【辛灏年】非常谢谢大家，真心地谢谢。今天在海外，要想举办一场对某个政治势力来说不大“和谐”的讲演会，是何其之难。如果没有华侨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进门，看到了前中华会馆主席、前辈华侨侨领陈荫庭先生，我心里就十分的感慨。真的，没有华侨，就没有革命。
我今天当然不是来讲革命的，我今天是来讲“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很简单，我是研究这个的。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四号的晚上，我跟我在合肥市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说：明天我就要走了，我想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大陆的报刊上批判“辛灏年”这个人，他就是我。因为辛灏年这个名字就是辛亥年的谐音，所以，我今天来讲“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应该的。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大家。我特别要谢谢三、四年来，那些国内外关心我讲演，甚至于关心我身体健康的朋友们。因为这几年我专心写作，谢辞了所有讲演的邀请，这是我近四年来第一次讲演，我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特别感谢那些给我来信的国内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们。我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的关心，我还健康的活着，我今天又来讲演了。
中国泛蓝联盟的网站上有一个跟贴说，辛灏年怎么也不出来了，是不是被共产党“和谐”了？我没有“被和谐”。我不说跟哪个党不“和谐”，但我不会跟任何专制势力“和谐”，这才是事实。还有人说，马英九先生自从当了总统以后，辛灏年好像就睡觉去了。我没睡觉，眼睛睁着大着呐。为什么呢？我关心我的祖国，我关心大陆，关心我们的台湾，怎么可能睡觉呢？我没有讲演，但是我在写作研究历史的书，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被和谐”，朋友们，放心。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们不反对任何一个能使中华民族进步、繁荣的政党和政府。但是这一次我“提前”出来讲辛亥革命，是被共产党逼的。可是为什么我说是他逼我讲辛亥革命的呢？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一遇”啊。辛亥革命是什么？其实解释辛亥革命是很简单的，我用十六个字就可以把他解释清楚了。相同的意思。“推翻专制，创建共和”，这就是辛亥革命。这是概括地讲，从性质讲；具体地说，就是“推翻满清，创建民国”。这就是辛亥革命嘛。如果忘记了这十六个字，那就忘记了什么是辛亥革命了！
可是，我发现中国大陆拨了两百亿，拍摄的‘大武汉’，还有‘辛亥革命’等电视连续剧和电影。他们在他们的启动仪式上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就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和政治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要通过纪念一百年前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辛亥革命，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六十一周年的历史合法性和政治合理性。简言之，就是用推翻专制的革命来证明专制的合理性。作为一个学者，我没有办法赞同。
第二，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海外就出现了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迷离混沌的状况。什么状况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纪念祝辛亥革命了；也有很多过去否定辛亥革命、甚至近年来批判孙中山的一些朋友，也来纪念辛亥革命了；这是好事，应该拍手欢迎。但有一个问题，我最近发现有一些朋友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五不提”。第一、纪念辛亥革命，不提“革命”两个字；第二，纪念辛亥革命，不讲孙中山，反而批判孙中山，鞭笞孙中山。在民运的一个论坛上，和民运一个政党的论坛上，连篇累牍地、一浪高过一浪地辱骂、诬陷孙先生。第三，纪念辛亥革命，不讲三民主义；第四，纪念辛亥革命，不提中华民国。最后还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不说共产党今天的专制。
我这个人讲话从来直率，你叫我讲话，我就要讲老实话。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当然是要反对专制嘛。你只要不专制了，干嘛要反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地纪念辛亥革命是不太好的；这样地纪念辛亥革命有点像前年的一个所谓的“宪章”。我不说他的背景了，我也不说他是怎样策画于北京，勾连于海外的；我只说一句话，他的出现，对前面，消弭了杨佳弑警在中国掀起的一股革命思想风潮，百分之九十八的网民歌颂杨佳是当代荆轲；之后，把“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海外弄得“这儿的黎明静悄悄”，没有人说话了。我不希望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这样静悄悄地，在专制的领导下，度过这个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因为两千年的专制毁于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走向共和就从那一天正式开始。所以，我要讲辛亥革命。
我这个人不说假话，我同样要说给台湾的一些朋友听，最有资格纪念辛亥革命的，最有权力纪念辛亥革命的，最能讲清楚辛亥革命的，最有感情来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的，就是那个从“中国同盟会”走过来的中国国民党，对不对？这是事实吧？
可是，在台湾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现象，要通过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周年，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完成中华民国“在地化”。什么叫中华民国“在地化”？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化。通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要把中华民国在法理上缩小到台、澎、金、马，或者说中华民国只有台、澎、金、马。我不赞成。我说了，我无党、无派，我听不惯这种话，或者说我听了心里感到非常的悲哀。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一千零四十万平方公里，怎么会变成只有三万多公里的台、澎、金、马了呢？还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那是分裂的；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团结的”。那就只团结台、澎、金、马吗？你们当真不要大陆了吗？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应该讲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太大。
两年半以前，当我正在紧张地写书的时候，我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里，对着一个不恰当的电话，说了下面这几句话，我说：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应该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因为他是中华民族所有的人都肯定和纪念的革命。这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如果辛亥百年了，我们还在走向共和，甚至于被阻断了，甚至于还倒回到了专制，完不成共和了，那是中华儿女，几代中华儿女的奇耻大辱啊！一百年了，朋友们，世界上所有从专制走向共和的国家，最长的时间是法国，八十九年。前苏联垮了，俄罗斯也只花了七十四年。我们已经是一百年了。
没有想到，此后，我的这些话惹来了很多的麻烦。直至今年的五、六月份，我的一个四十多年前的同窗，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他来美国探亲到了我家，居然从早到晚跟我大吵大嚷，就一句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准你出来讲演：“你再出来讲演，共产党就要对你下手了！”我哈哈一笑说：我年轻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你知道，我身体不好，别人说我三十岁都活不到。我现在六十三岁，多活了三十三年，我不畏死，何以死惧我？我不在乎，够本了。借用老百姓的一句老话。就这样，四十多年的同窗不欢而散。专制的淫威可以说是遍及全中国，甚至漫延海外。
其实，这都是我的题外话，因为四年没有出来和朋友们见面了，我真的有很多的话要讲，有很多事要诉说，尽管有人指斥我是蛮干，是行不通的；说只有维护共产党的稳定和团结才是对中华民族有利。我告诉大家，只有坚定的走向共和，才对国家和民族有利，这是一个世界大势已经证明的真理，任何人都撼动不得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三句话。
第四句话，就是我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我过去研究的主要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我今天要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的历史。如果我哪里讲错了，哪里讲的不清楚，希望大家原谅、理解、批评、批判。因为我直到七月份，才决心放下自己正在写作的书，来从事对这段历史的回顾、研究和讲演准备。好，闲话休说，我开始讲“谁孕育了辛亥革命？”
谁孕育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从那里来的？有人说是孙中山先生发动了革命，当然是这样。可是，是谁叫孙中山发动的革命？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而逼出辛亥革命、孕育出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历史因素、时代因素和现实因素，就是当时的列强们。
一，外部环境的逼迫孕育了辛亥革命
【辛灏年】大家都知道，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全世界爆发了两种革命。一个是“民族革命”。一言以蔽之，以美国为代表，殖民地宣布独立，自成国家。第二个革命是“民主革命”。孙中山也是一言以蔽之，“欧洲君主立宪，均为革命之所赐”，就不要说共和了”，都是革命所赐予的。
民主革命产生了两个宪政。一个是民主宪政。民主革命在法国爆发，产生了民主宪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国家–法兰西共和国。民主革命在英国爆发，在王冠之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新政体，叫“君主立宪”，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新政体，这就是两种“宪政”。
两种“宪政”造成什么状况呢？他们都因为思想的解放，都因为科技的发展，都因为工业的革命，发展强大起来，变成了世界强国。可是，他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因为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可是他“新其内”，而没有“新其外”。他对内民主了，但对外强权。他要做列强，他要瓜分世界，他要搞殖民地，他要欺负其他的民族。
在这样一好、一坏两个榜样下，就刺激了另一类国家。这另一类国家有三个：日本、德国、俄国。日本和德国是一样的。十九世纪末才刚刚结束封建，走向专制，国家刚刚统一，正好巧遇了世界进步的新环境，他也学到了一点所谓的宪政，进行政治改良；他立刻吸收世界的科技和进步，进行经济改良。于是乎，这两个国家在短暂的时间里，由于统一，他一下子繁荣起来，他一下变强起来。专制的国家，对内是专制，对外就要侵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普遍的现象。于是他们就与民主列强一样，也要对外采取强权了。
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专制的强国，那个真正的专制强国–俄国，沙皇俄国。沙皇俄国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经济开放，忽然在全世界变成一个专制强国，很大的一个强国，也是后来对我们危害最大的强国。于是俄国这个专制强国和日本、德国这个有“君主宪政”、有“皇帝宪政”的国家，都强大起来了。可是日本、德国“旭日初升”，刚刚统一国家。而沙皇俄国却是经过用改良的方法，经济改革的方法，让自己“回光返照”，成了短暂的强国，后来他居然在中国被日本人打败了。
这两种列强，不论是民主列强，还是专制列强；也不论是“旭日初升”的列强，还是“回光返照”的列强，对我中华民族、中国都采取一种非常不道德的方式，他们要瓜分中国，他们要欺负中国。孕育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条件-民族条件，就是这样地，在列强们的欺负下，逐渐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孕育起来了。
那么，他们是怎么欺凌我们的呢？我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今天不要一概的反对民族主义啊。民族主义有好有坏，民族主义有双面刃。不要民族主义是不对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是错的，讲假民族主义是害人民、害民族的。
列强们干了什么？
第一，强行侵略。
大家都知道，两次鸦片战争。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到一八六零年，民主列强英国开打以后，法国人来了。一八七四年侵略越南；一八八四年又侵入越南和我国；包围台湾，攻占基隆；这就是法国人干的事。一八九四年，日本人在东大沟和旅顺不宣而战，全歼我北洋舰队。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俄、美、英、法、德、日、意、奥，加上荷、比、西十一个国家，侵入中国。在这之前，他们还曾火烧圆明园。
这样的侵略，简直是公然的、下流的和无耻的，可民主列强和专制列强，他们是伙在一起来欺负我们的，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公开的，毫不避讳的进行强行侵略。
第二，强迫签约。
他坚船利炮啊。我们当时中国落后啊，打不过他呀。于是“城下之盟”，就产生了不平等条约。大家知道一共有多少个不平等条约呢？带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带各种各样的“专条”，有一千一百一十五项不平等条约。其中大型的不平等条约，就达到三十六个。“民主列强”这一边，英国和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三个，法国七个，美国四个。而“专制列强”这一边呐，日本七个，俄国六个，德国有一个。
最早的不平等条约是哪一个？不是‘中英南京条约’，而是一八四零年‘广州和约’，赔款六百七十万两白银。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哪个呢？是‘中日满州亲善和约’。赔款最多是哪一个？是一九零一年的‘辛丒条约’，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啊！当时的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才八千万两白银，就等于整整八年当中，把中国政府每一年的收入全都花光了。
割地最多的谁？是俄国。一八五八年，‘中俄爱辉条约’，俄国割我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一八六零年，割我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一八八四年，割我新疆塔城以西四十万平方公里。一八八四年，割我伊犁以西、以南七万平方公里。一共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啊。
中华民国了不起，一九二四年，还是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宣布绝对不承认跟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被割去的这一共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先生在“开罗会议”上签署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如果今天没有人承认与俄国的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话，没有人想走出中国的话，中华民国的地图还是这么美丽的一片大海棠叶，还是很饱满的啊，他没有缺这一块，也没有缺那一块呀。可是六十年来到现在，中国和俄国，就是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和俄国谈判边界四十年，直到前年拿回来半个黑瞎子岛，你们知道多少平方公里啊？一百八十五点五平方公里。其他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全部承认是俄国的。我不说谁爱国或谁卖国，这是历史事实，这是数字，是记载于我们的史书上的。
第三，强夺主权。
列强打赢了，签订不平等条约了，就要夺我主权了。一九零一年到一九零六年，光在中国建立由他们投资的铁路就是十七条。光是铁路的售票收入，一九零六年一年就是七千万两白银。我刚刚讲了，满清政府年收入才八千万两。占我们的矿山，一九零六年这一年，列强对我矿山投资占多少？单纯的列强投资，百分之三十九点八；中外合资百分之四十。如果统一起来算，混合起来算，外资占中国对矿山投资的百分之八十四。也就是说，我们的矿山，我们的铁路，基本上为列强所有，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第四，强行传教。
一八四零年前，就有很多的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从来都是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宗教迫害。今天抓这个宗教，明天杀那个教徒，没这个事。唯一的一次是五胡乱华时期，北魏与北周的两个皇帝因为佛教闹得太不像话，才限制了两次。
洋人来了，我们也让他们自由传教。后来，不是中华不要你来传教，是你来传教害了我中华。因为一八四零年以后，他们在坚船利炮的前提下，到中国的土地上干了什么？是的，有一些传教士真的带来了文化，带来了文明，带来了进步，我们不能不承认。但是，也真的有那么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做间谍、做策反的，危害我们、迫害我们的，有的是啊。
十九世纪短短的最后几年，列强给中国派传教士三千三百人，光是山东一地，教堂一千多所。英国人评论说，在中国那许许多多的教堂，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任何中国政府官员的干涉。信教的教民们，成了特殊的和特等的中国人，中国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就是强行传教。他终于引发了反教，终于引发了义和团。
现在有人说义和团招致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到北京打中国人、烧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因为义和团杀洋人。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呐？满清政府伙同洋教士，为了保护洋教士，在山东省东光县方圆十里内的每一颗树上，挂着一个义和团团员的人头，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事。洋人、洋教，你太欺负我们了。我不反对你来传教，我们从来信教自由，可是我们不能让你们来欺负我们，来强迫我们信你的教。
对满清官场，因为慈禧太后说了一句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乎在官场，绥远将军就因为那个地方死了一个洋人，他差一点就被开刀问斩。什么叫绥远将军，就是绥远省的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员。广西巡抚于荫霖，刚刚去赴任，英国驻广西梧州领事馆的一个领事的一封电报，清廷马上就把他的广西巡抚的职务给罢免了。当时中国著名的官吏，山西巡抚俞廉三，刚刚去赴任，就因为英、法、俄、日几个国家照会中国政府，说他和义和团有关系，满清朝廷马上就把他山西巡抚的职务给罢免了。欺负人嘛！
对老百姓呢？“长沙教案”之后，一个十四岁的茶馆学徒，就因为在一个洋教士的尸体上踼了一脚，洋人要求必须把这个十四岁的茶馆学徒斩首。一个洋教士因为中国的年青的军官，满清的军官，没保护好这个洋教士，就被公开问斩。英国还派军舰到长沙来观看，中国人是怎么斩杀这个没有保护好他们的中国军官的。欺负人呐！
列强，不论“民主列强”，还是“专制列强”，在中国做的坏事太多了。太多的结果就是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孕育，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内部环境的发展孕育了辛亥革命
列强来了，满清无能。我们中国人是能忍受的，可是我们中国人也要求进步啊！我们希望自己是真民主，真繁荣，真强大呀！那个时代的人民，可以说比今天的人民还要有觉悟。我不是埋汰我们自己，我讲的是历史事实。
你看洋人来了，满清腐败，内部环发生两个根本变化。这两个变化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不再”：“汉唐盛世”不再了；“康乾盛世”不再了。两个东西都不再了。落后部落民族、游牧民族对中国的两次入侵，把中国的思想、文化、经济各方面，停滞在本该要很好发展的历史阶段，给堵住了。我们觉得我们的制度已不太好了，要向前走，可是那个游牧民族来一看，哇，中国真好啊！中国样样都好。他把那个已被我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当作是先进的东西，加以保护。这样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落后了。我这个不是“民族主义”的话，只是历史事实而已。在这个情况下，人民就要革命了。就是人民有了“革命要求”。
人民革命经过了迅速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农民革命。
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一八五一年元月一号，清兵包围广西金田村，洪秀全和他的教友们奋战一场，把清兵打败了，十一天后，宣称建立“太平天国”，与满清政府抗衡。三个月后，洪秀全登基，做天王，封王。然后在永安被围一年，突围以后，第二年进湖南，进湖北，下郴州，下益阳。一八五三年元月，占领武昌，然后，舳舻千里，一八五三年三月，就占领了江苏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地名为天京。
然后派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一直打到天津以北、以西。然后，派胡以晃、韦俊西征，打得曾国藩跳水自杀，自己写日记说，想到太平天国，常常“中霄念起，梦魂屡惊”。清王朝六十六万的“绿营兵”，二十二万八旗兵，没有一个能打仗的，只有靠汉人知识份子练地方武装，来抵抗太平天国。
与此同时，从一八五五年到一八七二年，贵州的苗族人民，在张秀眉的领导下，起义十八年。云南的回民，在杜文秀领导下，起义十七年。同在这个时期，陕甘的回民起义以后，安徽、河南、山东的“北撚军”六万人与之汇合，造成了整个中国北方纵横千里地区的“撚回大起义”。
这些起义有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反对洋人侵略，非常明确；第二个特点是，有一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叫“天灭清妖”。明确地反对满清，反对洋人的侵略。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会党起义”。
“会党起义”可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简单。“会党起义”是跟当时中国的知识份子联结在一起进行起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两派，一个是改良派，一个是革命派。改良派知识份子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革命派不用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那么第一个和会党联结起来去发动推翻满清起义的是谁呢？是杨衢云，香港“兴中会”的会长杨衢云。他联系了香港三千个“三点会”会员，与孙中山一道发动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虽然“广州起义”流产了，但是他的影响留下了，那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第一步。
第二次是湖北、湖南的“哥老会”龙头老大毕永年，带了许许多多的会党领袖到香港，和冯自由等一些“兴中会”的人结合在一起，拥戴孙中山先生当“兴汉会”会长，反对略强、推翻满清。
第三是谁呢？第三是一九零零年。康有为、梁启超很有意思啊，他们在海外捐了六十万块钱，要寄给国内的唐才常，去发动长江七省的起义“勤王”，去保护光绪反对慈禧太后。可是，他又舍不得把这些钱全寄了，他留下四十万，二十万又迟寄了二十多天，造成长江七省起义，只有安徽大通一处，血战七天七夜。武汉的张之洞在一个早上，把唐才常等二十几个保皇党领袖全部砍头，起义失败了。可是那个时候改良派我还是挺佩服，敢说干当。你不是杀了我“六君子”吗？我就要起义，反对你西太后，保住我光绪皇帝。虽然这是保皇，这是改良，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有这个气概。为了康、梁的保皇，两湖“哥老会”的领袖王四爵尊，为改良献出了生命。
一九零四年，革命党的领袖黄兴回到湖南﹑湖北，创建“华兴会”，和两湖“哥老会”领袖，会党领袖马福益，共同发动长沙和“洪江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为革命断了头。
一九零六年，两湖“哥老会”的首领龚春台，公然表示自己拥护民国，赞成地权平等和人权平等，民权平等，接受中华国民军蓝军先锋队督都的名义，率领了“萍浏醴大起义”。那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回来发动的。
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的部下王和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六次起义（1907-1908）当中的三次起义。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大都督，公开打着追求共和，推翻满清朝廷的旗号。到了一九零八年，“会党起义”已经完全融入由留学生知识分子领导发动的革命和起义中去了。
今天有人公开辱骂孙中山，勾结会党，是为“乱臣贼子”。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不是黑社会，那是民间会党，那是爱民族爱国家，并且接收了民族共和思想的会党，怎么能叫他是黑社会和流氓党呢？怎能能说孙中山先生是“乱臣贼子”呢？这些文章今天都发表在大陆的报刊上；发表在共产党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文章里面。讲起来叫人痛心！后面有什么手啊？红手？黑手？还是白手？大家去想吧。这是第二阶段，会党革命和先进的知识份子相结合。
第三阶段，孙中山革命。
一九零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从一八九五年开始领导起义革命，到一九零五年之后，革命党是哪些成分组成的？先进的知识份子，先进的留学生，会党中接受共和者，普通的人民，城市的工人，他们全部变成了辛亥革命滚滚洪流当中的先驱。
国内环境，就革命这方面来说，有了三个发展。从传统革命走向了近代革命；从农村革命走向了城市革命；从反对列强和狭隘的反满革命，变成了近代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从一八五一年到一九一一年的这六十年间，中国的人民革命经过三个阶段，他开始迈向了世界先进革命的行列。
国内环境还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改良。我们也不要笑话改良，也不要看不起改良，各有各的作用。当然，他行不通。
改良也有三阶段，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改良要求”逐步升级的三阶段。
第一，要求“富国强兵”。
因为洋人打进来了，中国知识份子觉得如果我们不富国，我们不能强兵，我们怎么去跟人家打，所以魏源他们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我要学习你的科技，我要学习你怎么发展经济，然后把国富起来，把兵强起来，你不就打不过我了吗？这个想法难道不对吗？当然对了，是不是有点天真，那后边再说；有没有富国强兵呢？我下边再讲。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要求“政治变法”。
“政治变法”即政治改革。康有为从一八八八年开始第一次上书要求政治变法，不得。到了一八九一年，他开始在广州举办“万木草堂”，宣传政治上的改良和变法。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后直至一八九五年，开始领导一千多举人“公开上书”，即“公车上书”，终于把政治变法即政治改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改革的呼声，在全中国大地上给鼓动起来了，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要求。第二阶段。
第三，要求“君主立宪”。
承认君主制度，要求“君主立宪”。为什么日本那么一个蕞尔小国，居然通过搞什么“立宪”，就强大起来了，打得我们都打不过他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走日本的道路，也要搞“君主立宪”。
他们不知道，我们秦始皇是在两千一百年前，废封建、置郡县、统一中国的。我多次讲过，如果秦始皇晚生二千年，是十九世纪才统一中国，中国可能那几十年，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流强国。因为他刚刚统一中国，他会有一个强盛的发展期。改良们没懂这个道理。盲目地学习日本，要求君主宪政，提出了种种的要求，民间成立了要求“君主立宪”的告种各样的团体，康有为被迫把“保皇会”，改成“中华帝国宪政会”。这就是改良逐步升级的三阶段，当然他们全失败了。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大问题。
三，专制改良的成败孕育了辛亥革命
我要讲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专制改良的成败孕育了辛亥革命。有人说，你这个标题里是不是有一个字错了？应该是专制改良的“失”败。不，是“成”败。因为他很多成就，可是他还是败了。他不论是成也罢，败也罢，“成”是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刺激了人民的追求；“败”呢，让人民的希望，完全地绝望。所以我说他是专制改良的成败孕育了辛亥革命。
什么叫专制改良？十一年前我在出版‘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做了个解释。什么叫专制改良？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力，为了自己的江山永远都不会易手，而进行的各种各样行政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改革，这就叫专制改良。他的目的是维护专制，为了维护专制不得不进行改良。法国、英国、俄国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几乎都干过这些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不但要权力，还要钱；一手抓权，一手抓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知识份子提出改良要求，是因为人民革命正在历经三个阶段的迅猛发展。满清政府是不能接受革命的呀，他对革命党那是一点也不含糊啊，抓到就杀。对改良，他不，他有两个方针：一个，他知道改良怎么说还是为了我大清的，但是如果你的办法对我的权力有损害，那我就一点不饶恕你。他不太抓，他就是压，更不杀和平的改良派，只杀过一次，六个人。另一个，如果你讲的改良办法对我有好处，一、确实是能让我们强大一点；二、能让我们面子好看一点；三、让我们能抵挡一下列强；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帮助我“消弭革命”，那我就接受。所以知识份子提出的“富国强兵”，造成了满清政府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辉煌时期。
一八六五年太平天国失败，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三十年当中，满清政府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一定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让一个没有电话的中国，有了电话；没有电报的中国，有了电报；没有铁路的中国，有了铁路；没有轮船的中国，有了轮船；没有工厂的中国，有了工厂；当时就造出了上千吨的兵船和运输船只。
而且他还有点不同，允许人民自由结社，允许人民开始办报、办刊，宣扬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绝不讲什么要“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就是知识分子要求“富国强兵”，满清王朝真的奔着“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去走，他把一个古代化的中国，迅速地在经济上推向了近代化。很了不起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富国强兵”时代的满清王朝，是取得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成就的。上海是个小渔村，就像三十年前的深圳一样啊，也是三十年啊，很快就要成为世界的明珠了。中国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一栋一栋地建造出来了。一些有钱人的快活，也是当时一般人不能想像的。
你知道他每年经济发展的递增率是多少？今天不是“保七”、“保八”吗，他保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二十。要知道，咸丰年代，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七，美国占百分之二十八，欧洲加起来才占百分之二十六，我们今天还没搭上那个水平。这都不是虚幻的数字，大家去查都能查到。
“富国强兵”是满清王朝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在当时叫“洋务运动”，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他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古代化的中国，从无到有地推向了近代化。满清王朝适应着改良的要求，发展了中国，发展了经济，走向了近代化，他强了没有呢？他强了什么呢？有钱人是多了，高楼大厦是盖起来了，没有的都有了。
但是，一八八四年法国人不宣而战，我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灭。强兵没强起来呀。十年以后，一八九四年，日本人先后两次在东大沟、旅顺袭击我北洋海军，造成黄海大战，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我们的舰队和他的一样大，我们的管带都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跟他们是一样的，只是人家有炮弹打，我们的炮弹里面装的是泥沙和泥土。腐败！
老百姓呢？英国‘每日评论’评论说：在满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岁月里，人民的痛苦与日俱增，满中国到处都是盲流，农民不能安居乐业，踊到城市去打工，受城市的“新兴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这句话用在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十年改革开放虽有如此的成就，结果，国未富，兵未强，人民的苦难更深了。唯有一个更大的成就，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湖南的一个满清官吏王先谦，弃官从商，赚的钱富可敌国，家里的庭院跟皇宫一样美丽。盛宣怀这样的官商，成了中国的豪富。
知识份子在这个的状况下，我刚才讲了，提出了第二个要求，他们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仅仅用在经济上，还要用在政治上。政治上必须变法，才能够真正的“富国强兵”。所以康有为提出以后，满清政府觉得是有道理，光绪皇帝生怕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所以接受了康、梁的要求，决心变法。这个变法跟“富国强兵”有多大的区别呢？重要是在几条上：
第一，允许人民言论、结社自由，自办报刊，宣传西方的文明，揭露当今的时弊。这一点今天中国大陆的人民可是得不到，没这个福气。
第二，废除满洲贵族的特权。不允许满清亲贵再享有特权，不允许满族人对汉族有特权。这一点跟今天不大一样，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层层统治集团的特权比任何时候都大，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我不是非要捎着谁，我们讲历史就是讲的一个对比，没有对比，焉知优劣？
第三，短短一百天的政治变法，上了二百六十多条的折子，就是上书皇帝，要求在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特别是在行政上进行政治改良。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戊戌变法”，垮了，败了。
改良派“六君子”被送上菜市口；二十二个变法维新人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被赶到了海外，流亡海外。跟一九八九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没有一九八九大，抓的人没有一九八九多，杀的人更没一九八九多，跑出来的人当然也没有一九八九那么多。
戊戌变法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列强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人民更加紧了革命和起义。一九零零年，中国面临了三个形势：八国联军来了，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爆发了，康、梁发动了“勤王战争”，有人说改良派讲和平，不讲暴力，康、梁可不是，一样搞暴力。其实用暴力这句话是不准确的，是武装。
慈禧太后面临这个情况，接受知识份子们的第三个要求：“君主立宪”。因为改良派给她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说：“改革之机真动，革命党何以生存？”。如果你真心搞政治改革，革命党就没有人响应了嘛，就不会革命了嘛，人民就不支持革命了嘛。这真是帮满清王朝，满清王朝也听了。于是一九零五年就宣布，要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准备回来模仿日本施行宪政。
一九零六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就是“预备立宪”。一九零七年宣布要改革官制，结果呢，权力集中到满族贵族手里去了。一九零八年慈禧太后死了，光绪帝也死了，他们宣布九年预备变成六年预备，发布签订“宪法大纲”，鼓吹君主权力为第一位。不论是政府，还是议会，都必须服从皇帝的需要。
改良派进行四次请愿游行，不是被他弹压了，就是把他们遣送回家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搞了一个皇族内阁，所谓“改良”了，有内阁了，十三个（一说十四个）内阁成员，九个是皇亲国戚。改良派全部绝望，发表‘告全国希望全绝书’。就在这个时候，黄花岗起义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爆发了，全中国的改良派都被满清王朝逼到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大家都起来革满清王朝的命了，不改良了，都革命了。那么预备立宪成功了吗？没有，失败了。
满清的改良有没有成就呢？他有成就，比如说，开放言论，那就是成就；废除特权，就是成就；准备立宪就是成就。他开放人民的思想，激励了人民的追求。一八九五到一九零三年的八年之间，满清政府的工业投资，是二千七百二十二万两白银。一九零三年到一九一零年，满清在工业方面的投资达到了八千三百四十六万元，就是银洋，增加三倍。前八年开矿二十九处，后八年开矿四十八处；前八年办厂一百零一家，后八年办厂三百家。这个进步够大了，是百分之一百、二百、三百的进步啊。可是结果是什么呢？败了。改良的不改良了，要革命了。为什么？就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嘛，就是只搞改革开放嘛，反过来更加劫取权力嘛。用电视连续剧‘走上共和’里那个安徽巡抚恩铭的话来说，什么预备立宪，什么政治变法，什么洋务运动，都是假的，就是要抓权、要抓钱，历史就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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