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1日讯】第八章 舆论风暴
53、“内参太温柔”
媒体最早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三门峡库区问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如今，我们能看到那时媒体关注留下的“记忆”几乎都是以《内参》的方式出现的。国内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几乎都针对三门峡库区的问题发过《内参》。
那时，媒体对“库区问题”还处于一个观察、了解、认识阶段，对其中的是是非非知之甚少，随着观察、了解的深入，当发现库区那些令他们目瞪口呆的问题的确存在时，记者们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某报一位记者讲述他当初的惊讶和愤怒时说：“真不敢相信，移民的日子水深火热，管移民的官员竟敢拿移民的救命钱去投资，去借给私人，去任意挥霍。移民无地可种，官员们却把安置移民的‘富余土地’拿去出租牟利！”
惊讶和愤怒之余，办报的“政治家”们和新闻纪律极强的记者们并没有也不敢把“问题”捅出去，他们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思考着库区的问题——毕竟是建国之初敬爱的领袖们在没有经验、没有资金、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犯的一个低级错误，没有他们弄出的这么一档子遗留问题，库区的官员们就是想乱搞也没有机会，如今，他们的 “问题”再多，他们再怎么对不起移民，但毕竟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好把因国家领导人之错而导致的官员“问题”都披露出去，让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们贻笑大方？
媒体及其记者都不约而同地想通过某种渠道既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给移民一个公道，又使那些有“问题”的官员从中受到应受的教训和处罚，于是，发《内参》成了数家报刊的共同选择。
各家媒体所发《内参》报送的级别都很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管水利的国务院副总理、水利部长、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成了媒体的主要报送对象。
《内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干预着三门峡库区的一些问题。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和王德瑛及陕西省省长程安东等领导，曾先后分别对媒体的一些《内参》作过批示，随后，部分《内参》层层批转——问题也开始出在层层批转上——一份内参批转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又批转给了移民部门的主管上级陕西省水利厅。1996年4月，省水利厅便派该厅监察室干部李世京和该厅所辖省移民办一位副主任（系被举报人）两人组成的调查组，到渭南进行“内部调查”。
这次“内部调查”的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曾在电话中同《工人日报》记者丁国元谈起过此事，他说：内参太温柔，内参面太窄，知道的人太少，一旦领导的批示被“摆平”，内参便毫无价值。而将文章登报则不同，满天下的人都知道并都盯着这件事，谁还敢打马虎眼？
丁国元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他后来被陕西方面指责为“不负责任”的行为。1996年12月18日，在他编辑的版面上，《工人日报》以“移民资金不能乱用”公开报道了库区的问题。这则以“来信”和“记者调查附记”形式出现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媒体的跟进，转载此文和评论库区问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在各省和中央媒体。
为了“维护形象”，渭南市官方很快对《工人日报》的报道进行了全面反击。
如今，打开渭南、陕西的文件，只需读读文件中的一些标题，便可以从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指责和近似于“判词”的辩解中闻到当年弥漫其中的浓浓“硝烟”—— 《工人日报》的这种做法是违反新闻纪律的；《工人日报》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反映信不实且与事实有本质上的出入；调查附记严重失实……
在“反映信和调查附记在库区造成严重后果”一部分里，渭南官方的说法更加吓人：《工人日报》的报道会引起移民思想的混乱和蒙上长期阴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利用，搞乱移民工作；会造成移民在情绪上与政府的对立；会严重影响库区正常工作的开展，给库区移民工作造成长期困难……
渭南和陕西方面以组织的名义讲出的话无疑是有份量的。从记者统计的情况看，1997年，经渭南和陕西有关方面不厌其烦地找某些新闻单位交涉，同时，以求中宣部领导打招呼等手段对全国敢于对其曝光的新闻媒体进行“治理整顿”，此后的三年间，全国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的“负面报道”基本绝迹。
一级“组织”对新闻界的影响和控制是短暂的。新闻界对“三门峡库区问题”的沉默终于再次以《内参》方式爆发。
2001年3月，遭到渭南官方猛烈攻击的《工人日报》再次发《内参》揭露库区问题。接着，《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内参》，对渭南市移民局的问题进行了反映。
这些《内参》中，《农民日报》记者陈代安的“渭南移民局郑博等人竟敢碰移民资金‘高压线’”最具代表性。
这篇《内参》开门见山地指出：在古代，挥霍浪费水利专项资金是要杀头的。建国以来，中央三令五申：移民资金属救济性质，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非移民项目。某中央领导更是极言：“移民资金是‘高压线’，谁也不能碰！”然而，记者在陕西了解到，渭南市移民办原主任郑博等人不仅敢碰移民资金这条“高压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敢割这条高压线……
在该文“15万移民的‘救命钱’”一节中，记者指出：1987年，移民返库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先后给渭南移民局拨付一系列经费。主要有：安置15万移民返库区定居经费2亿元和30万亩土地及一定数量的计划内物资；渭南移民局经陕西和水利部呈报了3.4亿元的“安置补充规划报告”，0.96亿元的扶持移民生产周转金和大宗额的遗留规划报告。这些报告经国务院同意后大多下拨给了渭南移民局。
记者指出：大量“救命钱”没有用于“救命”。比如，将安置15万移民“压缩”为7万余人，从中余下大量的资金、土地和物资，被渭南移民办一些人挪用或挥霍。具体事实有：
非法拆借给某些非移民单位和个人。经郑博批准，1986年以来，渭南移民局将650多万元借给临渭百货公司、蒲城某个体户、市政府机关，这些钱大多有去无回；
非法入股或搞投资开发。经郑博等人策划，陕西省移民办、渭南市移民局和另一家移民部门共投资900万在大荔办矿泉水厂；1993年，陕西省移民办、渭南移民办共投资225万到陕北子长县打油井；1993年，用65万移民款到港商筹建的万达公司入股；1995年，向绿福德公司投资40万，这些钱全部亏掉。
为本单位搞创收。多年来，郑博等人用3000多万投资去办公司和“基地”，在下属各县市移民办办经济实体30多个，渭南市移民办的每个科室也都给钱经商，结果，全部亏得血本无归。
内参还列举了用移民款行贿，非法租包剩余土地残酷打击报复举报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披露，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掌握了情况，也给各新闻媒体提供了丰富的采访线索。
54、宣传部长问：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作为《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的记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问题是2006年5月——当时，由内参转向公开报道的**风暴已经形成，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网络上披露渭南移民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有的文章一炮走红，引起强烈反响，有的文章被渭南的“灭火队”利用关系“枪毙”，胎死腹中。记者第一次对渭南移民问题采访的线索就来自于某杂志的被“毙”了稿件的同行——他说，事实肯定没有问题，他采访后，渭南个别官员为了不发稿件，派人提着10万元到他们社里活动，虽被拒绝了，但稿件也被“毙”了……
对这种事实真实性没有问题的事件进行采访满以为会非常顺利，不料，在华阴采访时的第一站记者便碰了钉子——5月18日下午4点多，记者敲开华阴市委常委某领导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允许记者在该市采访。这位刚从里屋那间大床上爬起来的常委满脸不悦，爱理不理地应付着。显然，这位官员早已适应了新闻的节奏并能熟练忽悠媒体，他先是重复着他想说的假话回避着他不愿说的真话，强调中央发改委来十几个人已把情况搞清楚了，华阴没问题，灾后重建也搞得很好。
后来，被记者追问急了，该常委开始怒气冲冲，满嘴脏话，“你一个人能了解球个啥！操……”接着，该常委凶巴巴地要记者交出录音笔，要记者没事就早点走，别在华阴没事找事。
面对这位官员的无礼，记者继续追问：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你怎么如此反感别人关心受灾的移民？
追问是记者的天职。这位常委的恼怒无礼更激发了记者采访的积极性。在随后的几天里，记者克服种种困难，一路“追问”下去，在渭南了解到了不少其他媒体没能采访到的东西。
那次，最意想不到的收获是采访到了“渭南移民问题”的主角——渭南市原移民办主任郑博——所有报道渭南“移民问题”的记者没有任何人接触到此人，但本记者采访到了。
郑博进入记者的视野是在华阴市委某常委处碰钉子后的第二天，记者从华阴赶到了渭南市。听说记者要采访郑博，当时在渭南采访的几家媒体的同行都说，不可能，郑博根本不会接招，我们想尽种种办法，甚至让某领导给他打电话，他都拒绝接受采访。
同行的话令人忐忑不安，但我不愿放弃。在宾馆里，记者用北京的手机打通了郑博家里的电话。
令记者不敢相信的是，在电话里讲明自己的身份和意图后，郑博居然同意与记者见面！事后猜测，郑博能接受采访，有两种可能，一是不断有记者要求采访，把他说烦了，记者找他时，他正好想通了，干脆答应见见。于是，本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二是记者打给郑博的是北京的手机，记者介绍时又说自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的，郑博可能听混了，满以为找他的人是高检院的，他当时有可能在掂量：记者不见可以，但检察院的尤其是高检院的不能不见。于是，他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与记者见见。
当天上午9点，记者在郑博家中见到了他。当时，遭遇车祸的前移民办主任郑博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躺在家中的长椅子上休息，动一动都需要他夫人搀扶。见面后，郑博坐起，与记者握手，查看证件和介绍信，然后同记者聊了起来。
尽管事先对郑博的情况作了大量的了解，但能直抵他心灵的个性化的信息并不多，记者只能一步步接近他。
记者首先征询了他对李万明的看法，接着问了李万明举报的所有问题，同时，还问了一些他在所有“移民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
郑博对李万明极其反感，对其评价也几乎是毫不遮掩的攻击。
对李万明举报的问题，记者原以为他会像渭南官方的材料那样遮掩、回避、否定或者干脆不承认。没想到，对绝大多数问题，他都承认是真的，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数据作了纠正。比如，李万明举报他某年拉两大卡车西凤酒等礼品到北京给水利部等单位的领导送礼，他纠正说，不是两卡车，是两部小轿车装了些礼品到北京给领导拜年。礼品也不全是西凤酒，还有本地的土特产。
又比如，问他为什么要到大荔投那麽多钱搞矿泉水开发，他说，这并不是自己的主张，某省领导的家在大荔，打招呼到那里开发，自己就把移民款投到了那里。还比如，970亩地送给民政局的事，也是市里领导同意了的……
为了证实自己所讲的都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临别，郑博让记者复印了他所保存的关于渭南“移民问题”和“治”李万明等人的所有材料——包括省、市领导的批示，省、市有关部门的文件和会议纪要，公安的法律文书，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报告，还有给中央一些部门的公函。
从那一摞厚厚的材料里，记者终于明白了渭南市发生这一切由来和来头，也渐渐领悟出了渭南在特殊时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态平衡”——那些与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等问题并无牵连的领导，那些也想亲民、对库区土地、返库、送礼、挪用移民资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深恶痛绝的官员们，那些也许并不知道举报者李万明等为何许人的上级官员，为了库区“稳定”，为了“治”住那些他们想亲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对其“治理”的移民，为了对付那些他们想解决而又无法、无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渭南甚至是陕西或者是某一系统的“形象”与“名誉”，他们主动地走进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圈子”，自觉不自觉地“包容”、保护他们本来深恶痛绝的下级官员，违心地整治那个告状不止的愚公李万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以维护整个“圈子”的“政治生态平衡”……
仔细研究那些“定论”性材料后，记者发现了其中带有浓厚“保护”色彩的的多处“败笔”和充斥其间的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对郑博主任的成功采访已使记者对稿件事实的把握底气十足，这些漏洞百出的“定论”更让记者对完成稿件充满信心，采访归来不到一星期，一篇万余字的通讯《655次举报》便交到了编辑部，编辑部主任亲自将稿件编成《655次举报》和《渭南移民问题调查》两篇，准备用作封面文章。主编审稿时大吃一惊：渭南库区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为慎重起见，本期暂不忙用此稿，先找渭南市宣传部把稿件的事实核对一下再上。
2006年6月中旬，渭南市宣传部的核稿复函传来。
复函很客气。“感谢你们对我市移民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同时对贵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和敬意。渭南市委领导对你们所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调查核实。”
复函的真正意图在函件的后半部分以强硬的语气表现了出来。“经有关部门认真核查后发现，文中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较大出入……中央和陕西省对渭南移民工作已有定论，如报道不慎，可能会造成当地移民的混乱，给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安定和社会稳定。据此，我们建议不宜报道……”
渭南市宣传部的复函后还附有一份“渭南市移民局关于《655次举报》等二文章反映问题的情况说明”。“说明”共11部分，每部分几乎都一个格式一个腔调，比如：对返迁人数被压缩的问题，“《陕西省政府报送关于原渭南地区移民办公室经费管理使用中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函》对此问题已有调查和结论，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
对富余土地问题，2003年洪灾款问题，移民款流失问题，将移民款乱投资等等问题，渭南移民局的“说明”皆结论为“反映问题失实”或“一般工作问题，已纠正”……
主编赵志刚将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渭南市宣传部的函件笑问：“怎么搞的？那边说你的稿件全部失实呢。”
“连当事人郑博都承认这些问题，渭南移民局的领导怎么能不顾事实地全盘否定呢？”记者边翻阅渭南的复函边强调，“赵主编，我采写的稿件事实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开了我！”
“好，敢于用自己的饭碗担保，我相信你！”赵主编边说边在稿件上签字，“将《655次举报》等两稿用作本期封面文章。”
《655次举报》终究没能用出来——稿件排版准备送印刷厂的头一天，渭南来了“灭火队”。
渭南来北京“灭火”的共五人，“领队”系渭南市宣传部副部长杨某和渭南移民局安局长。
“灭火队”先礼后兵。2006年6月24日，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执行编辑袁正兵和本记者在检察日报社同杨副部长一行进行了沟通。从当天的记录看，在面对面的沟通会上，杨副部长只说了几句官话，官话通过文质彬彬的杨副部长那温声细气的关中口音说出显得更加感人，“我是受市委、市府领导安排来北京与报社的同志进行沟通的。我不了解情况，只是来向检察日报的领导和记者学习。望新闻单位的同志多多体谅基层的难处……”
杨副部长的开场白一完，渭南移民局的安局长便被推到了“主讲”的位置上。开初，龙平川、袁正兵和记者都有那麽一点紧张和不安，生怕安局长等人对稿件提出了重大的失实证据，那样，对报社和杂志社的影响会非常不好。但大家专心地听了半天，直到沟通会快结束时，安局长对他们已界定为“失实”的稿件也并未提出什么失实的事实，只是说稿件中把“非移民”叫“假移民”不准确；库区非移民最多3000人，但文章中说有5000人；1996年至1998年，省政府拿出的是一个亿的资金搞移民安居工程，而不是稿件中说的3000万；2005年10月22日抓刘怀荣等人是中午，但文章中写成了晚上……
袁正兵长长出了一口气，附在记者耳边悄声说：老谢，他讲的不都是些鸡毛蒜皮吗？这怎么算稿件失实？
龙平川当即表示：稿件既然只存在这么一些细节问题，不能算失实。我们修改后准备继续刊用。
安局长等人忙笑着打哈哈：“说稿件失实是写回复函的同志不负责任。这样吧，我们再商量一下，能不能高擡贵手……”
杨副部长也热情地建议：“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们到酒店边吃饭边谈稿件的事吧。”
我们拒绝了女副部长共进午餐的邀请，女部长一行带着尴尬而略显恨意的表情遗憾地同我们告别，从女副部长那自信而不屑的目光里，记者心里不由咯噔了一下：她一定在骂我们不受擡举，他们一定会另辟捷径……
记者的预感完全正确。据说，就在那天，中央某领导机关的一辆奥迪开进了报社。当天，编辑部主任龙平川接到通知：将《655次举报》等两稿件撤下。
稿件被撤后，杨副部长等人又到杂志社来了一趟——这次，她们不是来找本记者的，但我们偏偏在杂志社的过道里碰上了。神采飞扬的杨副部长不失风度地笑着同记者握手打招呼，然后，以一种小女孩般的天真口气问记者：“谢记者，我一直没搞清楚，是高检院能管中宣部？还是中宣部能管高检院？”
被“毙”了稿件的记者心中的鬼火正没处冒，苦笑着随口回敬道：“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明白，杨部长真在宣传部白呆了，应该到组织部去从头学起！”
杨副部长一楞，接着哈哈大笑：“对，对，应该到组织部学习，应该到组织部学习……”
55、“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
为完成本书，记者面对面地采访过43人，电话采访过9人。《公益时报》总编助理赵冠军是几个接受电话采访的对象之一。
记者和赵冠军虽同居一城，因平时无工作联系，至今仍素昧平生。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三年多前，到三门峡库区采访，华阴市一位常委以他为例警告记者：“跑来瞎搅和啥？《公益时报》那个叫赵冠军的，乱写移民的事被他们报社开除了！”
当时信以为真，还在心里为这个勇敢的同行惋惜了一番。后来,偶尔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
……2006年1月,《公益时报》发表“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报道，作者赵冠军。该文发表后，全国数百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引起巨大轰动。这篇报道还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评为“2006年最具时代特色和社会价值、最具人文情怀、最能推动社会进步并彰显媒体影响力的核心报道与优秀作品”之一。 2007年2月1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特别节目“封面2006”晚会上举行颁奖仪式，《公益时报》主编和采写本文的记者赵冠军出席了颁奖仪式。
看到这则新闻，在深感惊讶和奇怪的同时，记者也恍然大悟：华阴那位常委说赵冠军因“乱写移民的事”被《公益时报》开除了的消息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谎言。
2009年8月23日，电话采访赵冠军时，记者首先提到了“赵冠军被开除”的话题。赵冠军听后一楞，“什么，开除？”待听明白后，电话里传来哈哈大笑，“那是造谣。当年，社里还给这篇报道给了很重的奖金呢。”
提到受奖的那篇报道，赵冠军在电话里平静地介绍采写过程：“那是2006年元月4日，报社收到一封来自于渭南的举报信。报社领导对举报的内容很感兴趣，认为陕西省有关部门与华阴市政府截留救灾款的性质严重，应予以披露，保护灾民的合法利益，于是便马上召开编辑会，会议决定让我去华阴市采访。”讲到这里，赵冠军停顿了下来——从后面讲的内容看，他是在计算当时领导给了他几天采写时间，“领导交代任务时告诉我，10号见报。当时，我一算时间心里就暗暗着急，只有6天了，除去路上往返的两天，我采写的时间实际只有四天。”
当天，赵冠军飞抵咸阳机场。一出机舱，一阵寒风刮起地上的积雪迎面扑来，他身后的旅客不由得都退回舱内，可他却无事一样迎着风雪快速走下舷梯。他说：“我没时间去躲避严寒的侵袭，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华阴干活儿。”
傍晚时分，出租车载着赵冠军马不停蹄地经西安赶往渭南，在那里，他找举报者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在路边小摊上买两个肉夹馍边吃边乘车，赶到华阴时已夜幕渐浓。但他还不能休息，此时，“03.8洪灾”时受灾较为严重的高家村等几个村庄还有20多个移民在等着他。他租车赶到那里，对久等的移民们说声抱歉便开始了采访。
二十多人围坐在一块，声泪俱下的诉说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赵冠军说：“灾民们悲惨的遭遇和当地官员的胆大妄为的那些事儿记得我心发抖，手生痛。那一双双含着热泪和期盼的眼睛，使我感觉到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也让我忘记了劳累和疲惫。我一直以为，一个新闻记者是否合格，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否能把真实和真相告诉给读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吃苦耐劳，尽最大可能接近真相。为了多收集新闻素材，凌晨1点，回到酒店后，我又采访了两位移民代表和一位当地退休干部……”
凌晨3点，采访结束。但赵冠军不敢睡得太久，他把手机的闹钟调到6点——根据约定，5号早晨的这个时间必须起床赶赴华西移民西村、华西移民东村和高家移民新村采访、拍照。
赵冠军至今还记得，“5号的天气不错，雪停了，天晴了。但气温特别低，让人感到一种透彻骨髓的寒冷。”裹着一身寒气，赵冠军到了灾民家中。在后来的两篇报道中，他多次提到他当时看到的情况，“采访中，记者见到灾民的多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有的甚至发生墙体倾斜，灾民们只能用木桩子顶着。”“跟逃难的生活没有什么分别……在他们锁定的记忆里，因为没有房屋住，大多数村民在草棚里一住就是3年。也有个别移民住在用土坯建的简易房中，这在当时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了，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檐下的情景随处可见……”
当天上午10点，在去华阴市委、市政府采访时，赵冠军却看到了另一幅情景：
“新盖的市委办公大楼非常显眼，除了楼宇高大之外，楼外墙采用的玻璃幕墙显得格外阔气……”
在这栋阔气的大楼里，赵冠军遭遇到了少有的冷漠。赵冠军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到市民政局，声称局长下乡了。去市政府，别人冷冷地说，市里分管移民的领导出差了。到市委宣传部，那位宣传部长先是查户口一样将我盘查一番，然后如临大敌般上网查看我的记者证，这才爱理不理地告诉我，不能安排采访，只能保证我在库区的人身安全。没办法，我想到市移民局去碰碰运气，但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局长已下乡好几天了……”讲到这里，赵冠军笑了——从电话中传来的笑声里，记者感觉到那一定是苦笑——有这种遭遇的记者大多只能发出这样的笑。
笑声过后，赵冠军叹息道：“当时，从大楼里那些人的口气和眼神里，我察觉出各部门似乎已合伙形成了一个忽悠记者的防御体系，整栋大楼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气息。”
这种“气息”令赵冠军又气又急，他敲响了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门。书记不在，却引出了书记隔壁的市纪委书记。问明情况后，纪委书记在电话上责问接电话的人：你们怎能这样对待媒体记者？快让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介绍情况！
纪委书记的指示不到五分钟就招来了七八个“负责人”，介绍身份时，赵冠军这才知道：民政局、移民局等部门的领导们并未出差。赵冠军抓紧时间就“03洪灾” 及中央拨款、当地救灾等情况尽行了采访。领导们的回答与移民的反映大相径庭。后来，赵冠军在那篇题为《5906万元救灾款的魔法历程》里写道：
“03？8洪灾”8个月后，重回家园的灾民们看到：麦田变成了沼泽，房屋变成了瓦砾堆。那时，灾民们没有怎么心慌，因为他们记着市里领导的承诺。当时，某副市长承诺，洪水过后，“村民的每一片瓦都会得到补偿”。
不过两年过后，虽然灾民们还没有得到有效安置，但当地官员的说法已经与之前有了较大变化。1月6日，华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袁姓副部长对前往采访的《公益时报》记者称：“当年的洪水是天灾造成，我们绝对不可能牺牲村民的利益炸毁堤坝保护市区，村民是不能向政府申请赔偿的。”
赵冠军在文中说，其实，灾后，国家发改委很快就向陕西方面紧急下拨了5906万元救灾专款。不过，灾民们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只是记得当时政府让他们填写了华阴市“03？8洪灾农林果渔损失调查表”。直到2004年10月，灾民们准备重建家园时，意外见到了一份宣传材料，上面有“国家对新建住房户按每户 1.5万元进行补助”的内容。
醒悟过来的灾民们在前往渭南市移民局咨询后知道了国家发改委的那笔拨款，但华阴市移民局矢口否认有这么一笔款项，说这事跟华阴市移民局没有任何关系。
2004年12月1日，灾民派代表赶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反映情况。华阴市一位姓聂的副市长赶到国家发改委，在那里，聂副市长承认国家给华阴市3474户灾民拨款已经到位。他承诺，待灾民一回到陕西，马上兑现。但直到2006年元月，灾民们依然未见分文。
灾民还向记者反映，“聂副市长所说的受灾户为3474户不太属实。以高家村为例，该村实有户数370余户，华阴市却上报了417户，相差近50户。”
可这些情况，在那次采访会议上，都被移民局、宣传部的官员们否定了，他们强调：救灾工作很有成效，受灾移民安置很好。赵冠军说：“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几乎没听到他们讲过多少真话。其实，他们弄虚作假，克扣移民费用已不是第一次了……”
在赵冠军的采访本上，还记录着几件这样的事：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万元实施返库移民安居工程，每户移民可从中领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华阴市北社乡在给该乡北社村第一批移民发放时，却强行扣掉400元；给第二批移民只发了3700元；给第三批移民只发了1800元。而五方乡和太华路办事处，竟以“给上级移民部门送礼办贷款”为名，非法向每户移民强行索要300至500元的办事费，且不给群众开任何票据或收条……
灾后重建工作并非“很有成效”。赵冠军说：华阴市政府在华西镇华西村的地域划定了一个灾民新村点，取名为华西西村，共批准了64户灾民在此建房。记者在这里了解到：真正建房的共有39户，约160人。灾民们来自洛西、北洛、庆华、演家及冯东5个村。现已建成并住进新房的有30户，正在建房的有4户，因经济困难而中途停工的有5户。华阴市给灾民每户15000元建房补助款的支付办法是：把基础工程建成后，发给3000元；把两层楼房建成后，发给7000元；把原先的旧房拆除并搬入新房后，发给剩余的5000元。截止现在，把15000元建房补助款领完的只有9户。
据群众讲，在当初，华阴市的聂副市长曾向灾民承诺：“在建设新村点时，政府将负责完成水、电、路的‘三通’工程。”可是现在灾民已搬入新房居住一年多了， “三通”工程至今仍未动工。目前，新村点灾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极差。走进新村，老远便闻到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走近，记者才发现臭味是房后的水沟发出的。沟里全是粪便，村民们说，这条水沟成了各家的排粪沟，因沟修得有问题排不走粪便，家里的门窗得长期关着。政府没有兑现给群众打深井的承诺，群众自己打的浅井抽上来的是咸水，他们的生活用水只好到别处拉运。村上现在还未通电，有的灾民自己从华西镇的街道上借电用。村上的道路也未修建，遇到雨天很难行走。新村点离农田相距10里之遥，群众下地干活极不方便。
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建房的钱大多是以2分左右的高息借来的，洛西村王增战、雷自兴、杨西龙等20多户灾民为了筹措建房资金，把自家的责任田租赁出去（时间长达5至10年），然后，因无地耕种，便只好出外打工糊口……
结束对华阴市政府有关领导采访后，赵冠军赶到渭南，在渭南市发改委的《关于下达2003年灾后重建华阴市渭河“03？8”洪水淹没区首期移民迁建工程投资计划的通知》中看到，2004年10月13日，渭南发改委就下达了首期1188万元灾民建房款的投资计划。同时，款项已经下拨给了华阴市。
事实上，灾害发生后，华阴市移民局曾向华阴市民政局借了50万元。而华阴市财政局仅将1188万元建房款中的100万元拨给了华阴市移民局，除去偿还50万元借款，这100万元剩下不多了……
搞清这些内幕后，赵冠军当晚就回到了北京。1月10日，题为《5906万到50万的魔法历程》的稿件见报。
结束采访时，赵冠军说：“此后的情况你就知道了，稿件被众多网络转载，引起较大反响。很多企业家送来一些礼品，还有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公益时报应聘，中央领导还作了批示，再后来，这篇报道当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封面奖……”
56、CCTV记忆：漫长的灾后重建
CCTV——因其在中国媒体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显着地位而成为了党和国家最响亮的“喉舌”，也因其有“焦点访谈”、“中国法制报道”等知名栏目而让中国人牢牢记住了中央电视台这个缩写的标志。
在素有重正面宣传，控制、减少负面报道的中国，对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接二连三地正面宣传是经常的，但对一个地方连续地曝光批评——特别是被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连续批评报道肯定是极少见的。
渭南却成了这极少见的现象之一——2006年8月27日至9月2日的一个星期内，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次对其进行了批评报道。
央视主持人以自己的职业能力和性格形成了独特的主持风格，以至于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听见赵忠祥的声音，一定能看到一群豺狼虎豹的相互撕杀；倪萍出现，一定有一台煽情的文艺节目；那个一向表情严肃、凝重的敬一丹出来了，肯定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
2006年8月27日晚七点四十的“焦点访谈”节目，敬一丹又出现了。这天，她说的的确是一个严重而又沉重的话题——“陕西华阴政府1600万元建大楼，灾民3年住危房”。
导入这期节目的是一组触目惊心的画面：被滔滔洪水淹没吞噬的华阴，灾后遍野的残垣断壁、摇摇欲坠的农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华阴市委那栋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
这些画面讲述的与前边《公益时报》披露的是同一个事实：2003年8月，陕西省华阴市遭遇那场特大洪水灾害时，11个村庄被淹，3400多户村民无家可归等情况。洪水过后，国家紧急拨付5906万元灾民迁建资金用于补助灾民建房。3年过去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华阴市采访时看到只有50多户灾民使用这项资金建设了新房，完成建房的只有30多户。使用灾民迁建资金总计不到200万元。许多倒房无房户仍然居住在简易房、废弃仓库甚至救灾帐篷里。而在这期间，华阴市却耗资1600万元建起了市委、市人大新办公大楼。
演播室里，主持人敬一丹以严肃的表情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建房资金早就到位，但灾民为什么却迟迟住不上新房呢？
敬一丹的问题使每个熟悉那场灾难的人都能记起：渭河洪水发生不久，国务院***总理亲临灾区视察灾情，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洪水过后，华阴市政府提出对11个重灾村、3474户受灾群众进行整体搬迁，并请求国家支持。
时任华阴市委书记的党德才当时是华阴市的市长，他承认：“当时一片汪洋，99％的群众都要求异地搬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国家发改委报了这个方案。”
为了尽快帮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国家发改委很快就把5906万元移民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这笔专项资金按照每户17000元的标准用于华阴市灾区11个村，3000多户受灾群众的迁建安置，其中15000元用于补助每户灾民建房，而另外2000元用于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但几年后，华阴却没能将当初以移民的名义积极争取来的那笔巨款用于移民。
面对记者伸去的话筒，党德才书记辩解说：后来大水退了，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群众的生产、生活很快恢复了，绝大部分房屋基本完好。群众认为也能住，所以群众的搬迁意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愿意进行异地搬迁了。
真是如此吗？在华阴市华西镇那个唯一的一个正在建设的移民点，央视的记者发现，当时，30来户移民分别来自几个不同的村庄，搬迁后群众要回到原来的村子里种地，少则要跑四五公里，多则要跑十来公里路，生产、生活极为不便。
村民们告诉记者：从那边来种地，早上天不亮来，晚上才能回，种地都成问题了。
村民们不愿意搬迁的第二个原因是华阴市上报的移民新村方案的选址高度大多相当于或低于现在的村台，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如果再发洪水时村民们受淹的问题。村民们认为那是“劳命伤财的事情。”
此外，在移民新村，按照规划，村民必须建两层楼房，因此房屋造价也大大提高。
移民们告诉央视的记者：在华阴市移民新村盖房子要花六七万元，即使给每户补贴15000元，对于受灾的当地群众说，绝大多数人也盖不起房。这是群众不能搬迁的第三个原因。
村民们问：生活都无着落，只有靠国家来救济了，你叫我们去盖房，现实吗？
在让群众在风雨中苦苦等待的同时，华阴市委、市人大耗资近1600万元新建的办公大楼却很快拔地而起。据央视记者调查：按照中央规定，要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建设，必须建设的必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华阴市委书记党德才面对记者，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当时，我们只是批复了一个综合楼。是我们渭南市发改委批复的。原来的商业综合楼它有审批的手续，我们就拿这个手续做了。
央视的记者介绍：利用其它基建计划，没有经过陕西省政府审批，华阴市就违规建起了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这座办公大楼里，人员编制总数为160人，人均建筑面积为43平方米，按照国家规定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超标了140％。
此外，这座大楼的装修在当地也属气派，外墙为玻璃墙，门厅、走廊、楼梯间为花岗石板。
记者强调：在2003年8月发生洪灾时，华阴市委、市人大的办公楼建设丝毫没受影响。华阴市从当地财政支付了1550万元，市委、市人大办公楼在灾后的 2003年当年封顶，2004年竣工，2005年4月投入使用。干部们的工作环境的确改善了，但是受灾群众的倒房、危房问题却是一年又一年，长达三年时间都没有解决，伤了受灾群众的心。
这期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敬一丹表情严肃地希望：但愿别再让苦等了三年的灾民们的愿望落空。
节目播出后，在陕西，特别是在渭南和华阴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先不说广大移民的奔走相告和“蠢蠢欲动（华阴某官员语）”，单从渭南市官员们那焦躁不安的表情里就足以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市里某官员说，央视的“焦点访谈”播出时，我的头嗡地一响，心想，他妈的，怎么这样快就弄出来了！
本来，央视的记者到渭南采访时，渭南就通过省里打电话到北京，请有关方面向中央电视台交涉，强调“移民问题非常复杂，要慎重处理，先不要播出，避免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在稳住中央电视台的同时，渭南和陕西商量后打算派精兵强将去北京“灭火”，但没想到，“狡猾的央视”却一方面应付他们，另一方面对将“在库区造成混乱，影响当地经济建设”的那些事儿照曝光不误……
更令渭南某些官员想不到的是，在“焦点访谈”8月27日播出了渭南的事儿后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法制报道”栏目又以“灾民无钱盖房，市委巨资建大楼”为题报道了华阴市委违规建办公楼的事。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渭南一片哗然，官员们正冥思苦想怎样去消除央视的报道带来的“不良影响”时，9月2日，央视的“中国报道”又以“漫长的灾后重建”曝光了渭南。
这次节目的主持人是央视名嘴白岩松。
主持人侃侃而谈：“在马上要过去的这个夏天，作为一个新闻人，是我近几年来和天气打交道最多的一年，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泥石流、高温干旱，一个又一个灾情接连不断，甚至到目前，重庆与四川东部百年一遇的高温干旱都还没有缓解的迹象，据初步统计，今年中国大陆受灾人口超过3亿，死亡超过2000人，直接经济损失1600个亿。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家又一家普通家庭的日子变得更加艰苦。而眼光中，他们的期待也变得更强烈，期待什么呢？当然是在自救的同时期待温暖，期待他人和社会与国家的帮助。然而，三年前，陕西华阴市因特大洪灾，11个行政村被淹没，3000多户受灾百姓无家可归。洪水退后，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方式，将5906万迁建补助资金下拨到陕西，让受灾百姓建房。而且强调，这笔资金不可滞留、侵占或挪用，然而后来呢？后来就一直到了现在，这笔钱躺在账户上睡大觉……
“简易房、废弃仓库、还有当时救灾的帐篷——2003年遭受的洪灾，一直到2006年，被洪水冲毁房屋的受灾群众，仍然栖身在透风漏雨的临时住所内。”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很纳闷：整整三年的时间，当地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中央政府的5900多万建房资金，为什么迟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期节目，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对象很广，灾民、记者、干部、教授都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灾民、某杂志社记者、移民局干部李万明、华阴市经济发展局局长汪旭涛、国家行政管理学院一级教授、博导王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等受访者的介绍中，人们认识了一个懒政，一个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华阴市委、市政府。
被采访的某杂志社记者认为：我们报道完了以后，国家发改委也派出了调查组，整个华阴市的灾民基本上全知道这事了，他们觉得应该离问题解决不远了。
但记者发现：自己2005年报道时候的现状跟2006年报道的现状，唯一的差别就是华西移民新村内多了20多栋楼房，别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地方住的灾民还是照样没地方住，各个村庄里面的残垣断壁还是到处都是，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对此，主持人调侃说：这项民心温暖工程本该在2004年竣工，但除了极少的一部分，剩下的都是画饼充饥。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洪水中只盖了地基的当地市委和市人大的办公大楼却在2004年如期竣工，一个懒，一个勤，原因很简单，一个是为他人，所以懒，一个为自己，就勤快。但是这只能是别人的分析，人家自己是有理由解释的。钱，下不去，是因为群众不愿意搬迁，自己要说有错误，也就是做群众工作不深不细。怎么样？这语言，这态度够隔靴搔痒的吧？
但是，国家发改委调查组对此的反驳是，华阴市制定的搬迁实施方案可行性差，遇到困难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问题，而是一直拖着，致使工程没有进展。这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其实在这三年间，灾民不断向上反映情况，媒体也在关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人怎么就能沈得住气呢？
在这期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再次对灾后重建缓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两年前，国家发改委以急件的形式迅速批复陕西华阴市的“移民迁建实施方案”，在这份急件的附件中，明确要求迁建安置工作“要本着就近和方便生产的原则，在高岗地或者堤防保护区内安置灾民”。
但在具体实施重建计划时，政府和灾民却为村台选址等问题整整打了三年的口水仗。在年复一年的争论不休中，国家关心灾民的温暖被陕西各级政府层层截留。
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调查组进行调查时发现，下拨的5906万资金，其中4718万元在陕西省财政厅，938万元在华阴市财政局，250万元下拨给了负责搬迁安置的华阴市移民局。截止到2006年7月20日，发到受灾农民手中的建房补助资金只有51.9万元，还不到国家下拨资金总额的1％。
面对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媒体报道多了，华阴官方还不耐烦地表现出了他们惯有的“理直气壮”。2006年1月，当媒体再次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时，华阴市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批评记者报道混淆概念，错误地将5000万国债资金当作救灾款，是不实报道，而华阴市政府的做法是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对此，央视的记者遗憾地说：回过头看这三年，如果当初与灾**见出现分歧时，当地政府能及时修改安置方案；灾民不断反映问题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落实承诺；媒体追踪报道时，当地政府能积极自我检查，那麽灾民急需的“补助金”也许就不会沈睡三年，也不应该沈睡三年，可惜，这些“如果”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过。
对华阴官员懒政的批评，主持人白岩松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当看到花费1600万元的市委与市人大的新大楼拔地而起，懒人一点儿都不懒的时候，很多灾民会怀疑，这个为自己盖房的钱是不是变成人家盖大楼的钱了？后来一看，似乎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大家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人家没挪用，只是一个懒字或者叫不作为，好像错误不算太大啊。但是，这恰恰是我们应当修改的一个错误观念，政府部门面对百姓的生活困难不作为，懒的行政同样应该是大错误，性质同样恶劣，因为造成的后果一样是百姓为此吃苦受罪。难怪有人说，有些人在这件事中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所以，麻木不仁，不着急。可这国家与百姓在有些人心目中怎么就成了别人呢？您说他的官还当个什么劲儿啊。
对央视的采访，华阴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不得不拍着匈部说些好听的了，“尽量争取让移民在今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搬进新屋！”
对华阴市政府新的态度，记者有些大惑不解：如果这件事情可以快速解决，为什么拖了整整三年才办？如果不能解决，面对**的追问，为什么又提出这么快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李成言说：我们一再讲，要建立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服务谁呢？服务的是百姓，而不是说去服务那些少数的官员，个别的主要领导。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行为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政府要作为的问题。把中央下拨的建房款不能及时地用给灾民，这就是懒政。
在这期报道中，还有一件令人“满意”的事：媒体报道了，当地曾经动作比较慢的人也立即勤快起来，20天就拨了1200万建房款。对此，央视名嘴白岩松意味深长地说：看样，效率是可以提高的。但问题是，这效率的提高是因为想到了百姓的疾苦还是感受了压力，担心乌纱帽，一时间还真不好说。天灾一时难防，我们能做的是相互温暖和互相帮助，减少天灾的损失。但如果天灾来过，有的人截留温暖甚至阻挡关心，那灾民就如同第二次受灾，而这第二次受灾甚至比第一次的天灾更让人心寒……
中央电视台的这期报道使在惶恐和压抑中熬煎了一个星期的渭南官方再也沈不住气了，9月2日晚八点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刚刚结束，尽管是礼拜六双休日，渭南市委常委还是在半个小时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这一“负面报道”的对策，应对可能**闹事的移民……
华阴市更是采取果断措施：抽调300多名干部到库区监控灾民，不许他们**和接触媒体。
57、“功德无量”
本书的写作计划中原本没有这一节——要记述所有媒体对三门峡库区的报道实在一件困难的事情。首先是这方面的报道太多，难以一一概括；其次是素材太多太好，无法在一个章节内全部使用……
初稿交有关朋友和库区移民征求意见时，大家都建议：还是将新闻媒体对库区的报道作一介绍。尤其是几次去库区采访，总有移民对记者讲：那些报道库区的记者对我们移民来说，真是功德无量。你还是把他们的情况介绍一下吧！有人还特别提到那些为宣传报道移民工作而在渭南遇到“麻烦”和因此而“倒霉”的记者——比如，2005年，被渭南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记者证的那位《**与法制》杂志社的王记者；2007年，被华阴市公安局扣押的某报陈记者；还有被某些领导派人跟踪监视过的那些新闻记者……
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中，记者深深感受到了渭南市个别领导对付记者，对付媒体时的煞费苦心和不惜浪费大量物力、财力。1997年，为抓捕李万明和搜缴《工人日报》，渭南市移民局花销移民经费37万元；2006年8月的一天，《渭南日报》第四版转载了一篇新华社江苏分社某记者的文章，因文章中有对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当天的报纸刚发，《渭南日报》的总编被市委领导紧急召见，总编受到一番训斥后还从那位领导处领受了一项“政治任务”：将当天已发的报纸全部收回！总编连忙赶回社里，一边组织全社编辑、记者兵分两路：一拨到各县市和街道的报亭收回已送出的数万份报纸，一拨人重新修改文章，删去 “玷污”渭南市滞留移民救灾款三年不发的评论内容再付印发送给订户；2009年8月，该市又发生了某政府官员下令追缴《渭南广播电视报》和“治理”《渭南广播电视报》记者权正民的事情。
权正民乃《渭南广播电视报》的编采部主任，因工作出色，社里早有他即将提拔为副总编的传说。但2009年8月后，这一传说却变成了一个美好的泡影。这种结局的原因仅仅因为他采用了一篇稿件。
严格地讲，权正民采用的这篇稿件并非是宣传移民工作也并非权正民所采写，而只是转载了《陕西工人日报》已用过的一篇稿件——但这篇文章同与移民关系甚密的李万明有关，于是，市里有领导不高兴了。
如今，回过头看，那篇引起领导不高兴的题为《一心扑在工会事业上》的稿件并没有写什么招惹谁的东西，而只是说渭南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从加强工会制度建设入手，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不谋私利乐于奉献，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给职工会员，使渭南移民局的工会工作多次获得省市先进”之类的事情。权正民告诉记者：“稿件宣传的是先进人物，主编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签发了。但报纸一出，就惹祸了，听说市里某领导把市广电局批了一顿，问广电局的领导宣传这种人有什么政治企图，还下令要追回已发出的报纸。市广电局的领导被批急了，又把我们的领导叫去训了一顿，我们的领导也火了，先是对我进行谈话教育和严厉批评，接着命令我：‘写检讨’！”
权正民一脸茫然：“检讨什么呀？”社长说：“市上规定，报道县处级领导，须经市委组织部审批，你报道李万明为什么不经过组织部审批？”权正民听后松了一口气：“哦，为这个啊，我已了解过，李万明只有科级职务，无须上报审批。”领导仍强调：“不管怎么说，按照市政府有关领导的意思，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
权正民问领导：“为什么不准报道李万明，你总得让我知道究竟有什么原因？”领导说：“不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原因，反正就是不准报道李万明，谁报道了，谁就犯了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