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9日讯】昨天（9月26日），中国的国新办发表了2010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这个白皮书全文有七大部分，都是非常枯燥的数字，大部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较，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读完，就是读完的人可能也记不住，新华网大概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网上选了一些重点，分别起了一些小标题来做小的段落的报导，其中最热门的可能是关于信访工作的那一条。
网易在转载新华网的报导的时候，用的题目是：〈200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信访总量连降5年〉，它的核心提示就是说国新办26号发表的这个〈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里面，提到2009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7%，连续5年保持了下降的态势。我们今天就来重点讨论一下信访总量下降的问题，这也是网上跟贴最多的，网民意见最大的也是这条消息。在网易上我刚才去查了一下，在跟贴上说是参与的人有16万，显示是9,585条，这是在人权白皮书这条消息发出来当天网民关注的情况。
信访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
第一个问题就是信访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显然在白皮书里面它是把信访总量下降作为一条正面消息来报导的。我想这首先要从信访工作的性质来说起，因为信访工作可以说是最具备中共特色的制度了。在西方国家他有了问题，一般都是要找相关的部门，但这个相关的部门是确有其部门的，只是说根据你这个问题就有这么一个部门，这可不是中国那个被人称为最神秘的、永远也找不到的所谓有关部门。这里这个相关的部门是很明确的。
如果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居住，你的这个生活问题和这个城市有关的，就可以直接去找市政府，找市长，找市议员。这里方法有很多，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和政府官员预约见面；实在来不及了，很急了，你可以直接闯到市议员的办公室里面去，即使议员不在，他的助手会非常认真的纪录下你的意见、你的问题。有些可以当时就解决的，有的会帮你联系到真正管这个事情的部门去解决，总而言之，你绝对不会说找不到人。实在不行，这件事情又牵涉到很多居民的共同利益，需要全市居民来关注的，可以到市政厅会议里面去提出来。这个也很简单，绝大部分美国的市政府它每周都至少会有一次公开的市政厅会议，这个会议上市长和市议员都参加，民众有意见有建议都可以提出来。不过这种情况下都是要预约排队的。
像我原来在休士顿的时候，那是一个550万人的城市，根据2007年的统计，就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城市，每周二会有一次市政厅的会议，如果你有意见你提前3天到5天通知市长办公室，或者在网络上也可以去登记，说自己要发言，但是你要把自己的姓名、发言的内容写上去。它只是告诉发言的内容以便于在排的时候可以列上去，并不是说有什么审查什么人可以发，什么言不能发。你只要事先通知都会有机会发言的，仅仅提前一天的话，有时候会排不上，因为毕竟是550万人的城市，想发言的人可能很多，如果太紧急的，时间会排不上。
讲话时间一般是3分钟，会议室里上面一排就坐着市长和议员们，底下有一个话筒，轮到谁发言谁就发言，如果你1个月申请第二次了，或者第三次了，发言时间就减少到2分钟。由于整个市政厅会议，它的电视是对全市直播的，主管的议员或者部门的首长就必须当场回答提出来的问题，或者是解决问题，因为这个直播它就关系到选民了，就关系到这个议员或者市长的选票的问题，所以没有人敢去忽视这种事情，也不会说是搭架子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没有的。
这是指一个市政府里面的事情。如果这个问题牵涉到联邦或者是州里面的立法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找联邦议员或者是州议员，找联邦议员的预约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有的大城市或者是重量级的议员也许要提前一个月预约，但是你也有别的办法，像联邦议员他定期会回选区去和自己的选民见面，你只要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查到他这次回来公开见面的会议时间、地点，这些都是网上的公开讯息，打个电话到议员办公室里也能问到，你就到那个时候去就可以了。在议员和选民见面的这种会议上，能够向议员直接提出问题的机会基本上是百分之百。
如果你还想直接到议员办公室，议员除了在华盛顿有办公室以外，在每个地区他的选区都有办公室，可以直接到办公室去，很多情况下直接去都能见到助手，助手有的问题也能帮你解决。除此以外还有媒体，还有到法庭去打官司，总之你要解决个人问题，解决社会矛盾这些途径很多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完善的社会里面，它不需要再去设一个多余的叫做信访办的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在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里面它有很多部门，设的这些部门本来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中共它是很特别的，它的政权也是相当特别的，就说这个江山它认为是它武力打下来的，它也知道这个江山打下来以后是没有民意基础的，因此它就需要制造出这个执政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假象，信访办就是要建立这种假象的这个动机而应运而生的。所以信访办不是今天发明的，1951年中共建政不久就建立信访机构和信访制度，当时建的目的就是想表现中共这个党和人民紧密连系的。到了文革结束一段时间，信访工作的量非常大，主要是解决文革遗留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个信访工作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规操作，而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在这里是政治上的形象工程的需要和特殊事件的需要。政治上的形象工程那就是刚刚建政的时候要表现它政权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特殊事件的需要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信访工作主要是解决文革的遗留问题。
到了1995年，第一个信访条例出笼，2000年信访办升格为国家信访局，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按理说，在一个国家走向正规化以后，就是随着政府职能、司法机构职能的完善，对于信访这种革命时期工具的需要应该是下降而不是上升，而95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按说起来应该是国家机构职能完善的一个过程。这就说明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在90年代到2000年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矛盾是激化的，也就是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府正常的疏通环节，要就是没有疏通环节，要就是这些疏通环节没有起作用。第三，就是司法不公，使得在一般的西方国家可以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无法解决。第四个，就是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解决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的问题，所以还需要信访这个系统、这个制度来做为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90年代末到2000年初这段时间之内，为什么要加强信访工作呢？实际上这时候信访起到的是一个常规的社会减压阀的作用，而本来这些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由其它社会、政府和司法的职能来完成的。由于社会其它管道的不通，社会矛盾又愈来愈严重，这个巨大的社会压力没有出路，最后就向信访这个社会压力最后的减压阀去聚集，结果就使这个减压阀不堪重负。所以到了2000年的中期的时候，中共最终决定要减少，最终封闭这个减压阀，它的代表就是2005年的信访条例。
这个信访条例和以前的信访条例相比，它就更多的是禁止事实上的信访，禁止了越级上访，什么无理上访等等，强制性的要求那些制造出上访的地方官员，在地方上把信访、上访消化掉，要把它减少，甚至是压制，以减少到中央或者是到比较高级的中国的信访机构去的上访。
那不管怎么说呢，信访在这里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政府的功能，而是一个党的，是中共的统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个信访工作以新华网2009年有一篇文章，就是分析60年信访工作的，它的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叫作：“为党分忧、为民解难”。那“为民解难”这句话是假的，而且是排在后面的，最重要的是“为党分忧”，所以它是党的工具，而不是政府的工具。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信访的总量为什么需要下降？是因为中共到了后期，把信访工作数量巨大、不堪重负看成是一个不好的形象，所以为了解决它的好的形象的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共产党的形象，而不是政府的形象问题，它要减少信访这个数量，因此信访数量的减少是必须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信访的总量是怎么下降的。
信访的总量是怎么下降的
有两种方法是可以把信访的总量下降的，一种是实际数字的下降，这个下降就需要各地的暴力截访；另外一种比较简单，就是按照去年同比编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它的技术含量就体现在所编造的这数字的大小上。像这个2.7%就比较合适，它不会让人觉得减得太多不可思议，和大家所实际看到的情况太不符合。另外一个，稍微减一点，明年还有继续减少的余地。对于编数字这种方式来减少信访总量，各地的官员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它符合这个官场上数字的重要性的这个规律。
首先这个要求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就是说要求减少信访总量，这个要求是来自中央的。它一旦和领导责任制挂勾以后，每个官员他都会编，只不过有的时候地方官员由于过于热情，任务完成的过分好了，中央就不得不对这些编得有点离谱的数字做出修改，结果是各地数字汇总以后和中央发布的最终的数字不符合，这个在中国的官场的数字上体现得最充份的就是GDP的数字，各省的数字累加起来一定超过中央的。对于前者，就是实际数量的下降，就是真实的到达中央或者是到达省一级的数字的下降，是通过各地的截访来完成的，怎么完成的？我们不去分析各地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注解就是同样在9月份曝光的北京专业截访公司“安元鼎保安公司”。
这个职业截访的公司是愈办愈火红，它从2004年以50万元注册资金开设这个公司，到2006年转让给现在的拥有者，注册资金增加到1百万，2007年全年的营业收入仅仅为861万人民币，而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2千1百万，就是说从2007年到2008年这一年之内，营业收入增加翻翻还不止，而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还是远远偏小，就是隐瞒了很多真实的收入。也就是说明对于截访的要求需求量之大，使得这个截访的公司的营业额在一年之内就翻到几千万。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各地的驻京办都有这个公司的电话号码，显示这个公司生意非常兴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就是说如果信访人数减少了，截访公司的业务肯定会减少而不是暴增，反过来说，会不会是由于截访的业务暴增，截访如此有效而导致上访数字的减少？这个简单的推理就说明，真正的上访的人数很可能是增加的，如果说事实有减少的话，很可能是由于暴力截访的结果。
关于上访人数的减少，海外华人还有一些切身体会，因为如今上访已经走出国门和世界接轨了。由上海拆迁户胡燕开始的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外面的“麻雀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虽然后来胡燕本人退出了，但是第一：她本人仍然继续在联合国上访，第二：“麻雀行动”不断的有新人加入。当然，能够到国际上进行上访的毕竟是极少数，它不至于影响到国内上访的人数的减少。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拆迁导致的自焚案，在2009年和2010年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那也就说明就是能够导致上访的这些案例，只有增加的可能性，而没有减少的可能性。
在这个人权白皮书里面当然还提到了中国人民享有充份的互联网上的自由。那我想凡是在中国上网的应该都有体会，我们这里就不会去谈太多，因为这些例子也太多了，那我们还是以刚才所提到的“安元鼎事件”为例子，因为这个案子比较新，而且是直接的，我们很可以把它和现实做一个强烈的对照，就是互联网有多自由。财经网在9月13日在网上发了一篇题为〈保安公司专职截访〉的报导，揭露的就是这个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拿地方政府的钱来帮地方政府做截访，就揭露这么一个罪行，仅仅过了24个小时，国新办亲自出面把这篇报导做了撤稿处理。
国新办就是这个发表了人权白皮书的国新办，那是13日的事情。到了20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的网监处的警察就上这个财经网的部门，去上门恐吓去了，结果还是到后来由《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导，就是〈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打破了这个封锁。这里有人说是异地报导起的作用，不过我认为还不完全是，因为封锁消息的绝不会是北京当局，北京当局没有办法去封锁全国的网络，国新办的干预和全面的网络封锁，它这个已经超出了北京当局的这个权力范围。
网络上现在到什么程度呢？你如果到百度百科去查安元鼎的话，我今天查的结果是：“对不起，您所要查看的词条无法显示”。在这个白皮书的全文登载的网易的跟帖上面显示，参与的人是1,072人，跟帖是126条，但只有24条显示。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条显示出来的是支持白皮书的观点的，没有能够被显示出来的102条，很可能观点更激烈，那么这102条到哪里去了？这就是这篇显示中共互联网自由的白皮书所显示的互联网的自由。这还是最好的，它还有跟贴，包括凤凰网在内的很多大网站跟贴都关闭了，天涯社区关于这件事的论坛也关闭了。
当然安元鼎公司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谁的工具？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它声称它是北京市公安局授权的，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所授权的保安公司里面并没有安元鼎公司。根据报导显示，安元鼎公司实际上是国家信访局下属的部门，也就是说由信访局养着这么一个截访的公司，来减少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的人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也充份显示以信访这一件事情为例子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
人权白皮书给谁看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权白皮书是写给谁看的？从跟贴和网路反馈的情况来看，显然白皮书并没有骗得了中国大陆民众，连五毛好像都不敢出头来唱赞歌，或者是不好意思出来唱赞歌，可见中国大陆的民众对于白皮书里面所谈到的中国人权情况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人权状况究竟怎么样？以前人们还认为自己身边发生的，自己看到的事件是特例，其它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全局不是这样，但是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互联网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恶劣的人权状况是普遍现象，所以受骗上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人相信中共所说的“人权最基本的是生存权”，就像白皮书里面第一部分说的，但是人们发现现在最基本的生存权，衣食住行当中最基本的这些生存权里面有很多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或者是比以前更难实现的梦。
像居住权就是一个恶梦，居住权包括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现在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有不被任意拆迁的权利。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蜗居”这个电视里面反映的实际情况，还有更糟的蚁族，还有高房价，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敢想像的高房价等等。另外像食品安全、饮水污染等等影响到每个人每天生活的这些生存权都在日益恶化的时候，白皮书在国内除了被人嘲笑以外，不会有其它任何别的意义。
从发布人权白皮书的部门来看，它也不是针对国内的，国新办虽然从名义上看是一个国务院的部门，但它的实际控制权却是中共中央，因为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外宣办。这一类在中国是个很特殊的机构，叫做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像这种机构相对于政府而言，实际上它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是对于中共的利益更加重要的部门，它主要是贯彻中共而不是政府的政策。
全世界的人权报告都是指出人权状况的不足，对其它国家对于本国都是如此，它的目的是找出问题以便于改善。一个人权非常好的国家它是不需要去吹嘘自己人权状况好的。尊重人权的国家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都是针对本国和外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提出批评的；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民间机构有的是有机会提出批评的；而当侵犯人权成为政府行为的时候，民间有的时候就不被允许提出人权问题，当局也不会提，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权记录极端恶劣的政府和民间都不会写出人权报告来，民间是不允许写，政府是不需要写。
只有中共在全世界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每年都由政府出面，由人民来买单，一面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一面又每年提出一个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人权报告，你像北朝鲜大概就不会去写人权白皮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
不过每年一度的这种人权白皮书，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国际社会并不买账。前几天欧盟就在讨论如何禁止中国劳改产品进口的问题，也就是说欧洲国家现在也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中国监狱、劳教所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的这种非人道性质，而且开始认真的考虑用立法来反对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2010年的人权报告当中，特别关注了中国人权律师所受到的迫害，而且在这个人权报告当中提出了，由于代理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而在2009年被迫害的律师，他举了三个律师的例子，黑龙江的韦良月律师，北京的李春富和张凯律师在重庆的遭遇。那实际在2010年的情况更加恶化，还发生了唐吉田律师和刘巍律师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例而被吊销执照的恶性事件，这都是被国际上非常关注的。不管你人权白皮书说的多么好，人们是不相信的，人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更真实的情况。
就在不久之前，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共问题的学者之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教授沈大伟，他在他的演讲当中就提出来，中国的软实力更多的是幻象而不是现实。他最近一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富布赖特的访问学者，刚刚返回美国。他就提出来说中国的政府部门，错误的认为软实力是能够对外宣传来左右的。这实际上也就是这个人权白皮书的思维方式的来源。当然沈大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真正想左右别人的看法的还不完全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就像国新办，它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对外的宣传办公室。沈大伟在他的讲话当中提出来说，只要还是现行的政治体制，还是对外宣传的这种思维模式，中共恐怕很难走出这种软实力疲软的困境。
实际上就我来看的话，人权白皮书对外能够起到的作用，按照中共的期望值是微乎其微的。不过要中共认识到这一点，然后改变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事实上它不可能让人家去观察真实的中国得出自己的结论，它并不想改变而且也不可能改变人权状况。它企图改变的，它认为它可能改变的是它塑造出来对外的一个虚假的人权形象。好，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
──转自《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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