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18日讯】最近国内外发生了几起突发事件，通过这些突发事件，把中共对危机处理的手法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先看一下国外，国外最重要的是菲律宾的人质危机，在这个危机当中有8名港人被杀害。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菲律宾政府和警方的应对迟钝，犯了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人质被杀害，遭到了各方的批评和质疑；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北京当局在整个事件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无能。我们今天就重点在这一方面讨论一下，就是当中国或者香港的公民在国外遇到危机的时候，有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指望能得到本国政府有效的帮助。
中国的公民在海外遇到危机不是第一次，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几次危机。中共在过去在对待人质事件或者是危机事件是有过经验的，但是分析起来并非是北京当局有能力处理这些事件，而是这些事件的特殊性所造成的，也就是说那些事件并不是真正的危机，比如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期，中共媒体曾经大肆吹嘘了如何把中方在科威特的工程人员和其他人员撤出来，也谈到了说是当时一些台湾的人员在科威特的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找中国领事馆，于是在中国政府的关怀下才得以跟随中国的人员撤到安全的国家。
但是仔细考量，并非是北京当局处理得当，而是当时战争的时候的入侵者，就是最可能对中国技术人员造成伤害的、造成威胁的那一方，本来就没有打算惹中国人的麻烦，因为当时就说这个萨达姆是中共的好朋友，这个说法绝不过分，我们只要看一看从伊拉克战争到现在中共的喉舌媒体对伊拉克战况的报导评论就可以知道了。所以那一次严格的说并不是一个危机，而在撤离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得到了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方的帮助，甚至有些伊拉克军方还派人护送，这是一次。
另外一次是在2004年的4月，有7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说这个劫持其实并不准确，但是暂时我们找不到更准确的用词，后来是24小时以后获释，所谓的人质危机就化解了。但同样我们再分析一下的话，这几乎很难说是一场人质危机。根据事后的采访报导，这7个来自福建的工人是在遇到了美军封锁以后绕道行走翻车的，并没有碰到劫持，是在翻车以后有人受伤，这时候被赶来的武装人员带走的，而这些带走他们的武装人员当听说是中国人的时候并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给他们戴手铐，还给他们提供了水和食物，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事故。
虽然说中共方面后来在报导当中说，包括胡锦涛在内的领导人都发了指示，驻伊拉克的外交官、记者、商人都行动起来，似乎是这些行动起了作用，但事实上起作用的是当地的穆斯林长老会，而他们也许就是起了一个传话的作用，因为那些武装分子很可能只是在战区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扣押错了人，不能说是绑架。他们知道扣错了人，只要有人出面担保，把人领走就可以了，穆斯林长老会很可能起了这样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比较一下，那一次伊拉克人质危机和这次菲律宾人质危机，这两个事件当中北京当局的表现。
在第一次伊拉克人质危机当中，中国驻伊拉克复馆小组，那时候还没建成大使馆，就叫复馆小组，它的负责人连夜向伊拉克当局通报要求协查，还在阿拉伯最有影响的半岛电视台呼吁释放被扣押的中国人。到了12号，就是当天的下午，还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对7名中国公民被扣押事件非常关心，已经指示外交部大使馆要确保被扣押人质的安全，尽最大努力进行营救。另外，外交部曾经介绍过，说是当时外交部领事司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菲律宾劫持港人的事件，属不属于应该启动应急机制的突发事件？如果说它是属于突发事件，因为按照外交部介绍的突发事件的定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属于的，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有没有像上一次伊拉克人质事件的时候那样启动应急机制？最高当局是怎么说的？根据中国媒体的报导，就在菲律宾劫持事件发生以后、枪杀人质之前，就是这个人质危机结束之前这段时间，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和外交部驻香港的特派员公署，在第一时间全力展开营救工作，这里并没有提到外交部的应急机制，也没有介绍是如何展开营救工作的。
就是这一句话在所有的媒体对于这个事件所有的报导当中，中国在危机当中，不是危机以后，展开的行动就是这一句话介绍。在多名香港游客受伤和遇难以后，进行的表态那就很多了，从中联办到外交部到大使馆，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还有连习近平，都向菲律宾当局或者是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对遇难同胞慰问。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北京当局并没有像在伊拉克人质事件当中那样积极投入解决这个危机，而多半是在事后进行表态，因此这些行动不能算危机处理。
当然伊拉克事件当中的人质危机的所谓积极的投入解决危机，之所以报导的这么好，是因为这个人质危机很快就解决了，而且很可能事实上并不是危机，所以才报导的很快，而这次因为是失败了，因此事后就没有把这个过程讲出来。不管怎么说，从公开发表的东西来看的话，并没有进行任何危机处理，
相反的倒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表现不俗，像曾荫权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外交部长杨洁篪，打给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吕新华要求中央协助，同时他自己还多次致电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恳请中央帮助促使菲律宾来解决问题。同时，保安局启动了一个预案，还成立了专案小组。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插曲，就是曾荫权给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BenignoAquinoIII）打了电话没有人接。凤凰卫视阮次山的评论，一般人认为是代表了北京的看法，就是香港特首在外交主权上没有权限直接和外国元首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菲律宾总统是不是因为怕触怒北京而有意避开接他的电话的。香港的预案和各种努力，看来主要是针对北京的呼吁，要求北京能够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和菲律宾打交道，但是似乎并没有在危机进行的当中，得到北京和菲律宾政府的反应或是对应。至今北京当局也没有办法说明，在十多个小时危机过程当中，做出具体的哪些努力，如何对应香港行政当局的呼吁。
这里我想至少有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值得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原因，我们相信相当多的国家在涉及到港澳居民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北京主权和外交的因素，而只和北京对话，不和居民所居住地的行政当局，像这次香港的行政当局去对话。而北京对主权与外交控制权的考量，要远远高于对人生命的考量，这点无论是国内、国外，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北京当局不出头，没有相应的对应措施，整个事件只能由事情发生地的国家政府，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独立解决。也就是说香港行政当局是没有办法对这个地区施加任何压力的，从菲律宾事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如果说这一类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反恐是有很好的训练、装备和计划的，那么还好说一点，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政治上比较腐败，装备和训练严重不足的国家，就像这次在菲律宾那样，那么就只能靠老天保佑了。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你。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它延伸出去看的话，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台湾人虽然没有像香港这么严重，因为绝大部分国家，台湾政府是能够直接和那些国家直接打交道的，但是或多或少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像已经发生的情况，不是在这种危机，而是在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因为台湾被排斥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而中共当局说它能够在一切国际组织中代表台湾利益。因此，在世界的疾病防御体系当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很大漏洞的，这种漏洞并不仅仅存在于疾病防治体系当中，也会延伸到其它方面，虽然可能没有香港那么严重。
这里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在一国两制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央拥有绝对的权力，尤其是主权和外交控制权，但是它的权力和它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应该是对等的，就是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中央对这样的情况没有能力去处理，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去处理任何发展的话，那么当事人的处境就非常糟糕了。
第二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北京当局处理跨国危机的能力。这就不仅仅是只对港人了。随着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人出国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因此出国人员发生各种事件，它的频率也一定会增高。那我们不能指望在各种突发事件当中，总是像伊拉克人质事件那样是一个误会。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把处理国内危机的那种简单措施直接搬到国外去。在国内可以下达这样的命令，不顾一切把劫持者开枪击毙，它可以不顾人质的安危，事后又可以通过封锁消息，让大家采用新华社的通稿，把这个消息瞒过去或者改变方向，事后还可以把抢救这种事情作为一个功劳去大肆吹嘘，这是在国内的做法。
但是搬到国外去，媒体你控制不了，事件的本身怎么对应，那就不能像在中国大陆一样的，事后通过吹嘘的方式把它改头换面，用一种成功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国外有各种自由媒体的监督，是失败就是失败，它不可能变成成功。所以从这次菲律宾人质危机来看的话，北京当局事实上对于中国人在海外发生任何事件，是没有任何方案，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对应措施的。
第三点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可以相比较的是中共海军对待被索马里海盗劫持商船的那个对应措施。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海军的军舰，当时在可以抄近路拦劫到被劫持的商船的情况下，故意等待另一艘军舰会合以后，然后再赶到这个出事地点的，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故意放过被劫持的商船，让它进港，这样的话就可以有理由说它已经进港了，我们不能够侵犯索马里主权，我们不能够再追进去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和海盗正面接触，中国的军舰在索马里海域謢航，我认为它主要是属于表演性质的，一旦和海盗正面接触的话，它肯定没有相应的对策，它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这一下就把中国海军的装备训练等等所有的缺陷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在有可能躲的情况下，它一定是躲着的。这个和处理菲律宾人质事件是相当相像的，就是以这是菲律宾内政，由菲律宾政府自己来处理而推卸责任，其实更可能的是根本就没有应对措施。
第四个要讨论的就是香港的一个时事评论员黄世泽，他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特区无知中央无能〉。这篇文章里面提到北京驻外使馆的武官，本来是应该搜集所在国的相关情报的，包括这个国家警察、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他说中国驻菲律宾的武官应该对菲律宾警察的反恐实力要略知一二的。
既然知道的话，那么他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求香港或者是中国派技术人员去协助，或者向菲律宾警察提出建议来保障中国侨民的安全。既然这一车都是香港居民的话，那中国当然是有权力向菲律宾警方提出建议来的。但是他说很显然中国大使馆外交人员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甚至连当时事发的时候的人质是否安全这样重要的情报，大使馆的官员也没有真正的掌握。
要知道大使馆对所在国这一类情报搜集，本来是公认的大使馆的常规工作，这种工作并不被认为是间谍。大使馆是代表一个国家，领事馆是管这个国家在别的国家的居民的，要保证能够完成为当地的本国侨民服务的这目的话，它是需要搜集这方面的情报的。显然从菲律宾事件看来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是不称职的，也就是说北京的外交情报，他们应该做的没有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问责？还有是不是北京的外交官本来就不做一般外交官应该做的事情，而把精力放在不该做的事情上了？
那我们知道的是北京驻外大使馆，它非常重要的工作，情报工作是搜集法轮功的情报，最近也披露了很多大使馆领事馆它在干什么？是干扰破坏旨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这些事情是要耗费相当资源的，比如说你要盯着什么时候演出？在哪里进行？要给哪些人写信去搞破坏等等，像这种外交情报领域长期的系统的不务正业，当中国的公民在需要他们的时候，能够有多大的可能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帮助呢？这点我是很怀疑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上对危机处理的方法，一般来说它是第一防范，第二事情发生以后相应的应对，第三是相应的报导。防范就包括一个是了解公民经常去的地方的那个国家出现的情况，给公民一定的旅游的指导，可以去哪里，不要去、或者哪里去的时候要提高什么警惕。出了事情以后的应对，当然就包括一些反恐的具体的行动，和当地政府如何协助，如何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报导那当然是媒体方面的事情，一般政府不会去介入。
而中共的做法它是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的，它第一事先是绝对不防范的；第二是事发的时候不处理；重点在事后报导上的控制，它不是报导事件本身，而是报导如何抢救，这抢救实际上已经不是事件本身啦。然后去报导如何善后，吹嘘善后工作做得多好，而事实上的善后并没有做得那么好，有的甚至做得很糟糕。这些不仅仅是限于国际上的危机，也包括国内的危机，这在四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和这一次菲律宾的人质事件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模式，都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崛起，在讨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问题，其实我认为硬实力它不仅仅是GDP，不仅仅是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而软实力也不仅仅是制度、思想、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有的时候就集中体现在对一个很具体的事件的处理上，你像对海外发生的人质危机的处理，就同时反应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当然我们不是说其它国家的人质危机都是很顺利的解决的，也并不是说人质都被救出来了，有的时候也有人质伤亡，不是说都是以人质被救无伤亡结束的，因为各种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像美国在1980年的时候，也发生过在伊朗解救人质失败的经历。但是像中共这样，整体没有方案、没有措施，束手无策的，这在国际上也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中国现在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但是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它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也是对自己的公民的。
而在一个大国，对国际社会和自己的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执政党的面子，而中共的重要性的次序正好是颠倒过来的，它第一看中的是中共执政党的面子，然后才是对国际社会的义务，最后才对自己公民的，正好反过来。
这是最近发生的国际上的事件。在国内它也有一个突发事件，就是蜱虫咬人致死的事件，最近在河南商城报导出来了，官方公开承认了蜱虫咬人就有557例感 染，18例死亡。在这个事件报导出来以后，山东等省也有病例的报导，甚至连广东都出现了蜱虫咬人的病例。这个病例应该是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尽管不能真正的划到突发事件当中去，但是也由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共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基本上也是没有应对措施的。
我们来看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知情权的问题。就是一种致人死命的传染病，它在部分流行以后，公众应该有权知道这个病在流行，它的症状是什么，危险是什么，怎么样防范。河南官方它是以维稳的理由长期对公众隐瞒病情，这个长期隐瞒就客观上起到了任由疾病流行扩散的作用。这个和中共在爱滋病、 SARS、甲型流感流行时候的做法是一样的，这是对公众。
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专业角度，中共对突发性流行病的监控、报告、指导的不作为和无能。因为蜱虫咬人致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河南商城，至少从官方报导的，从2007年就有病例发 生，到今年有数百病例发生，在基层医院仍然出现大批误诊和漏诊，有很多是做为感冒治疗的。可以想见在流行区的卫生系统的专业人员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被蒙在鼓里，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共维稳的问题了。要知道早期大部分的诊断并不是依据流行病的现状，而是根据医生本人的经验。我们知道医生诊断流行病，除了病人的主诉、症状和检验结果以外，他要知道这个流行病在当地和全国流行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知道这个病正在流行，而病人的症状全都符合的话，那么第一次就确诊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甚至可能100%。
但是如果说医生完全不知道这个病正在流行，那他首先就要在类似会出现同样病症的多种疾病当中，去想出来哪一种可能是他的病因，这就使得第一次误诊的可能性非常大了。这是专业人员，就是这些人如果知道疾病在流行的话，它并不影响社会稳定，当然就是民众知道了，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是中共拿出来的理由，而这些专业人员如果知道这个病在流行的话，那么他们的早期诊断就有利于挽救病人的生命，减轻病人痛苦而早日康复，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在中共卫生系统里并没有这个机制。
当然有一种说法，说蜱虫叮咬所致的疾病没有列到必须申报的传染病范围里面去。如果说这是理由的话，那是不是说在中国任何一种新的传染病的流行不属于政府卫生部门的责任？或者说政府的卫生部门没有快速发现、确定和控制新的流行病的机制？你想在一个省里面出现了5百多例，死亡18例的疾病，尽管这个数字很可能大大缩小了，在流行了至少3年，而且波及了多个省以后，卫生部才派专家去，是不是这个行动太迟钝了？我们现在来看，从国内到国外，从人质到流行病，看上去中共的职能部门，对自己应该负责的工作都没有应对措施，都不知道如何入手，所有的应急方案都是纸上谈兵，真正的对策就是封锁消息、控制舆论，然后就自我吹嘘。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是不是看到中共这台机器已经彻底丧失功能了呢？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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