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26日讯】我们这辈人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出生和长大的，从小到大听的最多的词之一就是“阶级敌人”，见的最多的场面之一就是斗争“阶级敌人”。斗来斗去，不但老百姓越斗越穷，共产党的政权也快被自己斗垮了。不得已，文革后上台的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只得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主张，但主宰他们头脑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真正改变。“阶级敌人”这个概念虽然不大提了，却有了一个替代它的新名词：“敌对势力”。
翻开当下的报纸杂志，打开今天的电视广播，“敌对势力”这个词的出现频率显然不低，但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党”既未下过明确的定义，更没有划出清晰的范围，所以谁也说不准。从官方宣传的口气来看，被归在“敌对势力”名下的，至少有“西方反华势力”、“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民运份子”、“异议人士”、“藏独和疆独分子”、“法轮功邪教份子”这几类人。不料日前看报，竟意外发现，原来被拆迁的上访者也被列入了“敌对势力”的范围之内，这真让我不能不啧啧称奇了。
据《新文化报》报导，在长沙市开福区被拆迁的上访者中流传着一本该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遗失的工作日记。其中2001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有以下记录：“李区长强调警钟长鸣，不能低头看，要抬头看路，有职务就有责任。
1、要造势，打击和判一批；
2、触法要处理；
3、克服困难，明了责任，心中有数。
南平建筑公司产权问题闹事，各单位要把维稳工作做头等大事来抓。并强调‘五包一’政策：领导包调查、包协调、包督办、包结案、包稳定。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2003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继续发动打击一批，判一批，教育一批”。同一天，日记中还出现“对组织策划，上京闹事的，采取劳教处理”等文字。2010年7月7日，开福区被拆迁的上访者杜展球向记者说：“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日记，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副区长会在大会上称，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
看完这篇新闻，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伟大的党”既不给“敌对势力”下定义，也不划出一个清晰范围的原因了。
众所周知，共产党乐此不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人，一天不整人就手痒，这是它作为独裁者的天性所决定的，永远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至于整谁，一言以蔽之，只要是不听它话的，它看不顺眼的，不管是谁，它都要整。在毛时代，这些人被叫作“阶级敌人”，在今天则叫“敌对势力”。你想既然“党”今天仍然要整人，若是给挨整的“敌对势力”下了明确的定义，划了清晰的范围，这个概念的大小岂不就定死了，用起来手脚岂不就会受束缚了，就没办法随心所欲了？
反之，不下定义、不划范围，它就成了一个内涵模糊，外延可以自由伸张收缩的概念，用起来就不会受束缚，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今天看“西方反华势力”、“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民运份子”、“异议人士”、“藏独和疆独分子”、“法轮功邪教份子”不顺眼，立马就把他们统统归入“敌对势力”加以严打，明天被拆迁的上访者不听话，二话不说，也一样“按敌对势力办”。一句话，想整谁就可以整谁，多爽，“党”要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说到底，“敌对势力”就是一个筐，谁不听“党”的话，“党”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把谁往里装。谁要被装进这个筐里，可就惨了。这不，2002年，自从长沙市开福区李副区长会在大会上称，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之后，因去北京上访，“拆迁访民”沈佑斌被治安拘留15天。随后开福区又有一批“拆迁访民”被拘留、劳教、判刑。
2003年11月，沈佑斌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04年6月22日，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判决沈佑斌四年有期徒刑。“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又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贫困潦倒。”53岁的沈佑斌一字一顿地说，“那几年，仅我知道的因强制拆迁被拘留、劳教、判刑的长沙市民以及郊区农民很多。为了证实所言非虚，沈佑斌在数小时内就从家里翻出27份拘留、劳教、判决书等复印件。
可见，且不可小瞧了“敌对势力”这四个字，还有比它更方便有效更有杀伤力的整人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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