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7月21日讯】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最近海外的中文网站谈到的所谓围绕中国总理的左右交锋这个问题，来谈一谈在中共的内部有没有改革和保守之争。
国内外关于所谓“批温高潮”的报道评论
事情起源于最近在海外有一些文章，国内也有一些文章，就讨论所谓批温高潮，对于这个有一些评论和报告。在7月14号的时候海外的中文网站发表了一个作者为杜光的文章，他的题目是〈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到了第二天7月15号的时候，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题为〈破格点名：围绕 中国总理的左右交锋〉这样的文章。
文章就谈到，中国政坛这一两年来围绕温家宝总理的所谓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当中也提到杜光的文章是属于支持温家宝的。德国之声提到了那篇杜光的所谓来龙去脉的那篇文章，说是只在海外发表，而国内的主要网站并没有转载，实际上到国内网站查一下，仍然可以看到在国内网站是有转载的，当然和那些所谓批温的左派的文章相比较的话，被封杀的速度要快的多。
我们来谈一下这两篇文章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第一部分它提到最近一段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前年的下半年，左派主要是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或者叫做毛派，他们发起的针对温家宝的批判。它的代表作是发表于2009年的张德勤的〈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网站“乌有之乡”发表的 中国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写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些有的直接点名，有的没有点名，目标都是针对温家宝的，这是在一方面。
第二方面相对而言就是维护温家宝的主要是国内一些认为比较开明的杂志，你像《南方周末》，什么《炎黄春秋》，他们并没有直接去维护点名温家宝，而是去推出据说是温家宝推崇的政治改革等等理念，还有什么人的尊严等等，一部分人把今年4月份中共喉舌党报人民日报，刊登的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也归为支持温家宝的党内体制内的力量的声音。但这些都不是直接的。
比较直接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杜光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因为他这个人是原来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所以认为这二派的力量的斗争到了这篇文章就是直接点名、摊牌了。一般认为攻击温家宝的是毛派和权贵集团，这二派虽然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最近有联合的趋势；而所谓维护温家宝的是属于党内改革力量。这是这二篇文章里面主要的观点。
以这个杜光的文章，在他的文章里面引用的杜导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法是最典型的，他认为中南海是二种主张、二个力量在较量，一个是主张保持现状、腐败透顶的权贵集团，一个是主张改革开放、开明健康的进步力量。由于对党政最高层的公开讨论在中共的历史上极不寻常的，如果不是考虑到特定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发动的政治运动以外，一般认为是不正常的，所以认为双方的较量已经进入了比较激烈的、快要捂不住了、要公开化的状态了。
党内有没有“健康力量”？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这两篇文章提到所谓党内的健康力量。党内现在有没有这种健康力量？关于党内有没有健康力量，这本身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当然更有意思的是主张改革开放的是不是属于健康开明的进步力量，就像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
我想我们要是讨论这个改革和健康力量的话，我们至少要把改革的定义搞清楚。改革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一个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在过去的30年当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特定的名词，它有特定的涵义。在三十多年前，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把它的中心工作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当时制订的政策，后来延续了相当多的时间，甚至到现在还没有离开主要轨道的，就是经济上的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就是中国现实的改革。而它的开放是指重新和世界交往，30年前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它对外面的门户，特别是在经济上是开放的。当然在信息流通上，它仍然是属于封闭的。
这30年来，任何所谓的改革，都没有在政治体制上有任何的动作，无论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意义上的。所以中国特定涵义的改革开放，就仅仅在经济上，从来就不在政治上。以此来划分谁是改革派的话，还不如反过来问，在中国今天有谁不是改革派！今天人人都是改革派，如果我们把改革定义为，实际上过去30年当中的，在中国事实存在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不管它的真实涵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任何人都可以把以前没有的或修改一下的政策都叫改革。
估且我们不论中共的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定义，有一点是肯定的，它肯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如果把发展是硬道理、GDP决定一切、全民搞钱、全民炒股、整个官场炒地皮、炒房，都算是改革开放的话，那么我认为现在中共的整个官僚体制内部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是改革派。
在文章里提到了反温家宝的势力，我们来分析一下，究竟哪些势力是反温家宝的势力，这是这两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先看毛派，毛派又叫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真正的毛派在今天应该是既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经济实力的。如果说有一个派系，它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起来强大经济力量的话，严格的说它不能归到毛派这里面来，而是应该归改革派的，因为它加入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今天并不存在真正的毛派，至少不在统治集团的内部。
值得提一提的是那些并非毛派，而是所谓权贵集团的这些人。因为在杜光的文章当中，就是那篇“来龙去脉”的文章，谈到的和毛派一起攻击温家宝的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是以重庆唱红打黑为标杆的薄熙来 做为代表的。薄熙来从政以来，从大连起家，就是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橱窗工程，然而这点并不是权贵集团的特点，这本来就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特点，如果说在大连薄熙来搞的形象工程不算改革派的话，那么中共的体制内部就没有改革派了。
薄熙来在政治上的特点并不是大搞形象工程，而是起源于在大连搞的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这是在文革以后、否定个人崇拜以后，最先搞个人崇拜的，以及后来到重庆进行的唱红打黑，尤其是唱红的那一半。这是它的政治上的特点，但是这个政治上的特点其实并无改革和保守之分，实际上是政界的太子党，为了证明他们对中国现在政权继承的正统性而进行的一次进攻。但是它的进攻的目标并非是温家宝，而且带有明显的薄熙来个人特色。太子党并不是全部都这么做的，当然他们有这个倾向，从他们集团的利益上来说的话，唱红也就是说唱几十年前，甚至是中共革命以后的那些所谓红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权力和他们集团的权力，争权夺利的一次行动，只是带有明显的薄熙来个人色彩而已。
在中共的历史上，其实不仅仅是太子党或者薄熙来是这么做的，在中共历史上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一定是向左转，历来如此，薄熙来只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在一个新的形势下，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限而已。这本身并不是由哪一个政客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共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到现在为止，从未放弃过共产主义，它的本质还是共产党，没有这一条作为基础的话，重庆绝对不会出现唱红。
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就是中共的中宣部对于舆论的控制，要掌握在中共的手里面，要保证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个任务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对于自由的言论，到现在为止，打压只见加强不见减轻。
我们现在以薄熙来所属的太子党为例，尽管事实上并不一定真的就有一个太子党，它们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但是由中共第一代所谓打江山的那一代高官，由他们后代所形成的利益相近的集团确实是存在，我们姑且就叫它太子党。这个太子党它的整体是受益于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年出台的政策方针都是明显的向这个权贵阶层倾斜，比如早期的价格双轨制，82年的宪法偷偷摸摸的把城市居民的私产土地给没收了，后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改革、房产改革等等，它都是有利于这些有权力的阶层的，也就是说有利于太子党这个阶层的。这个阶层是经商和作官双栖，权力和金钱通吃，它们是中国真正的最富的阶层，而且它们和那些私营企业的富翁不同，它们的权力和财富几乎不受政治气候影响的变化，也不会被轻易的推出来当作替罪羊。
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中共曾经在最高层的那些人的太子党们，你像江绵恒就身兼财团，就是它的网通，官场和科技，就是他自己兼任的中科院副院长和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在这么多本来是不可兼任的、商场和官场的同时兼任，而且同时都当到了非常高官，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李鹏的儿子李小鹏长期经商，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就可以从政，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这种类型的商官之间的快速转换、变脸在中国历史上还几乎没有过，而在中共的统治下，这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在近30年当中，太子党下海以后又重新从政的这种变脸是相当多的。虽然太子党有的经商有的从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权力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他们今天的巨额财富是肯定来自所谓的改革开放，而他们的权力则得益于政治体制的不改革。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所谓的“团派”，尽管这样的划分并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说非太子党的高官们这些人同样是现行政策，就是中共目前的经济政治的受益者。从经济上来说，他们本人就是中共统治集团里面不是太子党那一部分，他们本人也通过掌握权力，同样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的时候会不走运的被推出来做替罪羊，像成克杰、胡长青、程维高等等这些人，就是属于非太子党的高官。在积累财富上他们没有差别、在掌握权力上他们也没有差别，但是在政治斗争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会失势，有的时候会被推出来。
在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说他们不被推出来，不被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他们的地位不倒的话，他们的子女就是新的太子党。在这里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统治阶层内部的区别并不大。这些非太子党掌权的高官们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并没有动机去改变现状，或者说他们没有这种动机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便限制他们自己已经拥有的特权和财富。
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的统治阶层当中，并不存在一支可以被称作健康力量的派系，他们也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仅仅发生在争权夺利当中，并不像中共历史上传统的路线斗争；而不同派系当中的互相妥协和讨价还价，他们的筹码仅仅是自己或是自己的亲属不被清算而已，或者自己派系的人不被清算而已，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当然我们也必须这么看，也许温家宝的本意是好的，他本人也确实相信普世价值，相信中国人应该享有民主自由。不过这个已经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个人的意见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换句话说，如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有改革和保守之争的话，那么在30年后的今天，统治集团内部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利益之争，早就没有改革和保守之争了。
以史为鉴，党内“普世价值说”没有意义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以史为鉴，党内所谓的“普世价值说”有没有意义？今天这些文章里面都讨论到了是谁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衣钵。我认为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首先，如果说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改革，还有一些新气象的话，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整个经济总量还不大，不至于动辄就是上亿的贪腐，那时候贪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可能就算大钱了。当时确实曾经有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但是他们两个人的下台，尤其是胡耀邦的下台，正好说明中共这个系统是容不得比较亲民的异端。曾经和他们两人共过事或者曾经是这两人的下属，并不说明他就继承了他们的衣钵。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赵紫阳下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考虑的是他不愿意镇压六四。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的话，恰好说明了赵紫阳当时的下台，并不是由于改革和保守之争。就是当时所谓的保守派的家族，绝大多数人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了。而在六四反腐当中，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矛头是直接指向赵紫阳的儿子的，赵当时表态愿意让儿子接受调查，我认为这是赵个人品德的问题；而他儿子当时是否违法或者是腐败，是体制的问题，这个两个事情不能够放在一起讨论的。
赵拒绝镇压学生，是他个人不愿意做千古罪人，这一点历史会记住他的。而当时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六四时所提出的反腐问题，反对特权的问题，在六四屠杀以后是越发变本加厉，发展到今天，全党腐败的程度，和六四镇压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民间要求监督的声音就被彻底的压制下去了。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六四以后才产生的，这个问题一直就存在，这一问题是与改革同时诞生的，是中国式的改革本身的问题，和谁当政没有关系。
有人说，说是左派们反对温家宝的普世价值说，就是反对他的关于人权民 主的这种说法，谈论普世价值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界有没有意义，特别是在党内，就是谈到党内有没有人有普世价值观有没有意义，接受普世价值在今天障碍究竟在哪里？也就是说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行究竟有没有可行性。
我们同样再来看一下历史。其实在中共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中共曾经是今天所谓普世价值的积极鼓吹者。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在抗战后期和内战初期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话，当时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篇社论，鼓吹的民主自由，还不仅是一般的民主自由，而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中国到今天为止在政界在党内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没有一点超出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的。
但是中共一旦在内战的战场上占据主动以后，就再也不提美国式的民主了，而在夺取政权以后呢就立即实行了独裁和暴政。要知道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开始对地主的屠杀，对反革命的镇压，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这批人就是当时鼓吹美式民主自由的这批人，是同一批领导人，是同一个共产党。并不是说这些人夺取政权以后就改变了主义，而是当时鼓吹民主的时候就没有把它当真，只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个策略而已。
到了80年代，中共党内又一次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无疾而终，历史在反复重演。我们只能证明中共在思想上在理论体系上，从来就没有民主自由这个概念，而在实践上也没有愿意推行民主自由的体制和官员的队伍。在今天去开所谓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空头支票，比1945年的时候还要虚无飘渺。
杜光的文章里面他特别提到了，最近有一些民主派自由派也加入了批温，说是他们反对的是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这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中共在历史上的罪行，承认中共在思想、文化、政法、社会等领域的专制日益加剧，日益严峻，也就是说没有一点变好的迹象；另一方面呢他又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无端的提出说“这个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也绝不是没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性的”，甚至他自己所说的“批温的高潮”，都变成了“分裂和巨变的开端，转型和改弦易辙的征兆”。不知他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他这篇文章归根结底无非是要求民主自由派人士，再一次寄希望于中共而已。他的文章给出中共有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证据，是中共曾经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式的人物，因而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出。事实上我认为正好相反，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失败，正好证明了中共会清洗掉和消灭掉党内任何所谓“健康的力量”，哪怕这个“健康的力量”已经占据了党政最高领导地位。
任何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一定会出动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说像这两篇所谈到的中共党内，有人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向的话，支持他们的、反对他们的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具体实施的时候，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话，那么首先他就要得到政治局常委大多数的支持，然后是中央委员然后到各省大员。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阻力竟然大到了政治局几年讨论都通不过，也就是它的阻力就是在政治局。
最后，前几天总算凑出了一个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新规定，这个规定是最终是要向党内组织部门去申报，而调查表明97%的干部反对个人财产申报。这还没有到政治体制改革，仅仅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措施而已，就如此困难。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在党内，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共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这一点和温家宝本人是否开明，是否推崇普世价值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此我认为彻底否定中共、解体中共是中国向好的方面有任何发展的必须前提。而在这个否定中共、解体中共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真正健康力量，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和保障。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