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张东光编译)6月7日上海一家橡胶工厂罢工的工人与警方发生冲突。一位民工投诉《南华早报》说:“橡胶厂的气味让人闻了受不了”，“但我们连一个防毒面具的补助都要不到。”
同一天，本田中山零件厂员工经过一周不到的罢工，总算与资方达成加薪24%的协议。前一日，富士康表示，10月后深圳厂的基本月薪将提高至2,000人民币(约293美元)，希望借此转移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的新闻焦点。
据《经济学人》报导，北京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师葛艺豪(Arthur Kroeber)三月份宣称，中国过剩劳工已经终结。三年前，中共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长蔡昉就曾预测，中国虽有13亿人口，但很快就会劳工短缺。
美国国家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估计，中国劳工人口将由2010年的9.97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9.93亿人，但15至24岁的年轻劳工人口将衰退30%。
中国劳工人口老化的问题很关键，因为年纪大的民工较不愿到沿海找工作。蔡昉估计，目前16至30岁的民工占24%，40至50岁的民工占11%。他说:“多年来，企业都简单假设，中国的年轻劳工供应无虞，等到这些民工老了之后，还可找到年轻民工替换。”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1954年指出，亚洲的农人、码头工人与小商贩过剩，“年轻人还会跑过来请求帮忙提行李”。他结论道:“整个亚洲大部分地区，有无限的劳工供给。”
他比喻说，资本家就如同散布在挣扎求存劳工汪洋中的诸岛。如果这个论点是真的话，那么资本家的领地将不断的扩大，无须调高工资，酬劳只要比内陆多一点即可。但最终会出现一个拐点，劳动市场将供不应求，若不提高工资，经济将无法持续增长。
蔡昉相信，中国已经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point)。去年他和同事写道:“这个强化劳工权利的转变在劳资协调中渐趋重要，因为劳工可以用他们的脚来投票，对雇主施加压力。”本田与富士康员工抗争后的加薪幅度很大，北京市也提高法定基本工资20%。如果工资照这个速度增长，中国人力市场将出现一个急转弯。
这个急转弯不能仅用人口统计学来解释。年轻民工的数量或许会大幅下降，但人数仍然比5至10年前还要多。 1958至1961年间中国发生大饥荒，导致5至10年前的年轻人口大量减少。
中国劳动市场是否已经出现拐点?部分专家仍持保留态度。瑞银分析师王涛指出，金融风暴期间薪资上涨冻结，近期的工资上涨有补涨意味。此外，中国的内陆地区幅员广大，40%的人口务农，他们的生产力仅占整体经济的1/6而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荷德(Richard Herd)及其同事认为，10年后他们的生产力所占的份额还会下降25%。
刘易斯爵士也提出几个理由，说明拐点出现前工资仍可能上涨。他说，“基本生活水平仅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但传统会改变。”近几年，由于内陆地区的农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有水、有电、有高速公路，甚至还可上网，导致从事民工的意愿降低。据中共官方统计，30%的民工不确定是否还要出去冒险，比2年前的24%上升许多。
刘易斯爵士还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给的工资与内陆地区赚的基本工资通常有些差距。资本家接触内陆劳工市场时，便会发现他们不是“汪洋”，而是“峭壁”。要吸引劳工离开峭壁，企业必须多付一些津贴，随着劳工年纪越大，津贴也越来越多，但这还不会到达拐点。
当然，有朝一日，工资会提高到侵蚀资本的报酬。但刘易斯爵士认为，并非只有民工会迁移，资本家也会移动到劳工充沛的地方。首先，劳力密集的工厂将回迁移到内陆地区，最终将整个离开中国大陆，如同他们先前提开日本与台湾一样。毕竟，看上廉价劳工是本田与富士康到中国建厂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