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6月24日讯】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6月13日，公安部所布署的要进行7个月的严打。今年以来在中国社会上重大事件不断出现，最大的就是连续发生的校园屠童案和紧接着由富士康的跳楼案所引发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罢工潮，这个罢工潮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中共它如何进行对应呢？在6月13日的时候，由公安部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要求在全国进行7个月的严打。为什么要7个月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像这种严打基本上是属于政治运动性质的。这个运动为什么要持续7个月，它没有什么规矩可以寻的。从时间上来看，基本上是到今年的年底和明年的年初，从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上海世博和广州的亚运会保驾，因为上海的世博是从5月1日到10月31日，差不多还有两个月就到年底；广州的是亚运是11月中旬到下旬这段时间。
1、荒唐的严打理由
为什么要在全国进行严打呢？保上海的世博和广州亚运会这就很难说了，因为从奥运会开始很显然的中共实际上是利用每一次国际重大事件和某一个地区性的主办的国际上的活动为借口来进行全国这种政治运动性的严打活动。像在奥运结束以后，在东北曾经举行过一次大学生冬季奥运会，这是世界性的活动，也被用来作为各地抓人和判刑的所谓严打的借口。
为什么要严打呢？一般在历史上都是说乱世用重典。用重典就是用重的刑，那就跟现在我们说的严打实际上是一样的，就说它不是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和一般的依法办事，而是要特殊情况下采用的特殊的措施。它的前提是乱世。那麽现在是不是乱世？如果说现在不是乱世的话，为什么需要重典？严打究竟有没有效果，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
公安部的副部长张新枫在布署严打的时候，他给出的理由是，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发展快、矛盾多，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所以要进行严打。这个理由应该不是一个需要严打，就是用重典的理由。因为所谓经济转轨就是经济转型，这个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从 1996年制定“九五”计划开始就提出来，这个期间到现在经过了两次，现在就是第三次的严打，那麽也就是1996年一次严打和2001年一次严打。也许 96年的严打也是以“九五”计划提出来的经济转型为理由的，但是经济发展它的本身并不构成严打的理由。
在一般的社会，随着经济的好转，社会上的犯罪率其实会降低的，就说经济的指标和犯罪率是成反比的。在美国，我记得每次经济危机的时候，犯罪率会有所增加，而到经济好转的时候，或者是在增长比较平稳的阶段，犯罪率会降低，其它各个国家基本上都符合这个规律。
而中共显然它的统治是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也就是说越是经济情况好，它的犯罪率越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所谓改革开放的30年当中，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是保持在8％以上，那麽好的年份是两位数，但是刑事犯罪率却一直是以增高趋势并没有随着经济，因为全国经济总量是在增加，全国从整体看，它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好，而且现在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援是大批的洒钱，所以它是钱包是足的，但是犯罪率是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在中共所鼓吹的太平盛世的时候却要用乱世重典，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不能够用经济发展来解释的。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我们知道古人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很多人就感叹“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未必知荣辱”，也就是说在当今的中国，它的经济状态，就是整体中国的经济状态和犯罪率的降低是没有关系的。当然物资生活的提高不会必然的导致犯罪率下降，更不要说是道德的提升了，但是物资生活的提高，导致犯罪率的上升却更加不合常理。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严打给出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
那麽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相当阶段的时候，他们并不伴随着犯罪率的上升，而且在其它的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的说是需要在某一个阶段对犯罪集团进行一次所谓严打或者是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的那种所谓的重典，在其他的国家并不存在。
2、政治性严打是对法律的蓄意破坏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严打的情况。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作为政治运动所进行的严打在这之前有三次，1983年一次、1996年一次、 2001年一次，在这期间，地区性的或者是专题性的严打，就是说就某一问题进行的严打其实每年都在进行，就这个名词提出来以后，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行。那麽它的特点是什么呢？1983年的特点是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就是把一些很小的案子都处死了，就枪毙了，这种大量的冤假错案是轻案，小的案子，或者是根本就不足以判刑的案子都被处死了。
本世纪，就是2001年到现在，所进行的严打，特别是2001年的这次严打持续了两年，就从2001年持续到2002 年，它是集中在针对法轮功、非官方的宗教团体和异议人士，所以它早就不是针对刑事犯罪了。这一点在中共当时政法委书记罗干多次讲话当中，和各地关于 2001年严打的布署当中，他们是说的非常清楚的。
我们知道，宗教信仰维持了人类道德至少两千年，而中共它是系统地去打击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和其他的宗教信仰，而鼓励全民捞钱，鼓励全民去追求纯物资的享受。这种对于信仰的打击和对物资享受的这种无限制的追求，正好是提供了产生刑事犯罪的土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国整体物资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而那些极少数快速暴发的新贵，特别是中共权势集团，它们本身就是利用犯罪手段快速积累大量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了不让大家注意到它们的快速发财的非法手段，就去鼓励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去用犯罪的方式来发财。
所以这两方面，一方面它打击可以减少犯罪的正的信仰，一方面又去鼓励不择手段发财致富，然后再定期用严打的方式，就是法律之外的手段，去杀一批底层的倒楣鬼。就像这次在重庆进行的“唱红打黑”的打黑一样，把责任、就把整个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犯罪率增加的这个责任推到黑社会，推到暴力犯罪集团，而同时又把造成这个事件的中共统治，变成了一个是打击犯罪的又是“伟光正”的歌功颂德的对象。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使是按照中共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干部责任制，这个领域如果经营的不好或者是你的职责范围有问题的话是应该被问责的。那麽当中国的社会治安这么糟糕，就是需要在9年以后再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严打的话，那也就是说明社会治安是非常糟糕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被问责的，第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因为他们是统治中国的统治集团的最高领导，按照领导干部责任制的话，他们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3、社会治安差谁该被问责
第二个应该被问责的是中国的公安部门。结果反过来，社会治安情况越差，公安部门的成绩就越大，而赋予公安部门打击别人的权力也越大。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当公安部门有更大的权力可以打击别人的话，它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也就越多，社会也就越不稳定。所以在中国，这个社会治安的糟糕，这个社会的不稳定，是一个恶性循环，而造成这个恶性循环的主导恰恰是执行严打的公安部门和它上面的党的领导。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的严打，名义上针对的，就是表面上，虽然它们实际上针对的是对法轮功，但是它们在名义上挂的牌子是说打击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集团。那麽根据重庆“唱红打黑”的结果，所有被所谓查出来的黑社会犯罪集团都是在2001年以后。也就是说，2001年严打以后组织、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这只有两种解释：一个解释是2001年及其以后所进行的针对黑社会的严打没有起任何作用；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这一次在重庆被打的不是黑社会是冤案。就是说如果2001年及其以后的严打起了效果的话，那麽重庆现在被打的不应该是黑社会，因为重庆已经没有黑社会了。
特别奇怪的是在严打的时候所用的词汇，因为每一次严打的时候，它都要加一句话：都要强调依法。为什么要强调呢？如果说这是执行法律程序的一个部分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说，如果你反复强调的话，很可能就是你自己都知道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不合法的。
在2001年的时候，严打所提出的口号是叫做“严格依法从重从快”，这一次提出来的是“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暴力犯罪活动”。奇怪的就是如果说法律是作为日常的操作，每天都在进行的话，那就不需要把它提出来严打了，也不需要什么“从重从快”了。法律是有自己的程序，有自己的速度，有自己的一步一步怎么做的，如果说是从重从快那就不是严格依法，所以它自己提出的口号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严打是依法进行的话，那麽反过来说就是说平时它是从来不执行法律的，所以才需要定期的去执行一下法律，这个执行就是严打。所以严打本身就从它用的辞汇来说的话，都表明它自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4、严打的对象是谁
严打打的是什么人？在这一次的严打的当中，我们主要讲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13日开的电话会议，北京警方第二天就开始迅速反应了，抓了谁呢？14日晚上抓的是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她被警方非法骚扰和拘押了。15日晚上抓的是北京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人士苏雨桐，另外就是热心救助访民的刘德军被从家中带走，遭暴力殴打，还把他带了黑头套。第3天，6月16日，就是端午节的早上，人权律师唐吉田又被国保围堵在家门，后来门外一直有两名警察或者保安守着。
另外北京的人权律师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等也都被看管起来了。另外一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是一早被自己街道的片警给“问候”了。也就是说，这次严打北京警方最快的行动打击的并不是任何犯罪集团，而是北京的维权律师们，所以很多维权律师都认为，这一次公安部所布署的严打目标并不是针对黑社会，并不是针对任何犯罪集团，而是针对维权人士、针对律师和普通民众。
另外一方面，最近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西藏的环保人士也被打击了。美国之音曾经有一篇报导：中国政府扩大了西藏分裂主义的定义，把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环保人士也纳入了危险人群。他举的一个例子，西藏的嘎玛桑珠，他是一个古骨收藏家，他提倡保护文化和环境，曾经还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年度中国慈善家。但是他现在被以一项警方早就认为不成立的指控给抓起来投入牢狱，其原因就是嘎玛桑珠的两个同样也是环保人士的兄弟，因为指控当地的官员偷猎而遭到打击报复，他们的罪名是“非法成立环保团体”和“挑动当地抗议”。
实际上中共在这种严打的情况下，它可以任意地把它的打击目标扩展到任何一个它不喜欢的人，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反政府的行为，有没有不同政见。西藏的环境保护人士其实连异见人士都算不上，他基本上是支持中共的很多政策的，但是也只是因为得罪当地的官员而遭到打击报复。所以一旦进入严打以后，我们可以预见像这一类的行为会被各地的警方、各地的政府官员以严打的名义，这种案例会大大地增加，这是我们在以前多次的严打当中已经反复看到的。
5、谁在主持这个严打？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谁在主持这个严打？2001年的严打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今年在布署严打活动的时候，说明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是哪个中央领导它没有说，但是中央，大家知道是中共中央。尽管它没有指明是谁，应该至少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实际上全国严打要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来进行的，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政治局的。
当然今年布署严打的时候，第二条还提到了贯彻落实综治委的指示，综治委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因为中共中央政法委和综治委都是同一个人领导的，都是同一个官员，是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书记，以前罗干是这样，现在周永康还是这样。
在6月13公安部的电话会议之前，人民日报记者9日有一篇报导，说是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中央政法委日前发了一个《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这是在布署严打计划前不到一个星期，所以这两个行动很可能是同一个行动的两个侧面而已，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政法委很可能是具体操作这个严打的指挥者。如果是依法进行的话，就不需要搞运动，就不需要政法委，按照法律行事就可以了，法庭、检察院、法院就可以按法律来行事。既然上面要一个政法委来指挥，那也就是说严打的本身或者严打中的很多行为是违法的，是完成政治任务，是为落实党的政策，因此就需要一个党的机构来管理这场运动，以确保在执行的时候，是按照党的利益而不是按照法律来行事。我只能从这一点来看它不是一个依法行事，不是一个法律的措施。
在这之前，我们其实还看到有一些辅助的方案已经出现了，显然是为这次严打做准备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加强中国公安部门内部的精神病院。中国公安部门内部有一个安康医院，这是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就是在公安系统内部设立精神病院。公安系统是一个专政机构，是抓人的，它要设精神病院干什么？也就是说在它自己内部有这个看守所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完善的关押人的地方，因为劳教所和监狱是不归公安部管，实际上是归司法部管的，所以公安部内部它自己有一套系统去关人的，这就是它的精神病院。
现在它觉得在司法体系内部，它的权力要得心应手的话，它就必须要有一个在法律系统之外的这么一个场所来为他自己关押人方便。因为如果是要经过法律程序的话，那就必须走法院这条路，那麽就出了公安部门自己的权力范围了，虽然它们是一家人，但还是不方便，所以在方便的情况下，它必须要有自己的部门。现在它们要求每个省的公安厅都要开设自己的安康医院。
在5月26日至27日，公安部在湖北武汉召开一个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提出来说是有条件的安康医院要围绕“事前干预、事中处置、事后收治、后续照管”开展工作。最有意思的就是它提出来，“在收治精神病人中要特别注意收治程序和收治对象的把关，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核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收。”那麽这段话的争议实在太大了，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说只要公安部门同意，不是精神病患者也可以关到安康医院去，这恰恰就证实了人权人士、维权人士长期以来的担心，就是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来迫害宗教信仰和异议人士。安康医院又是这个系统当中最恶名昭著的。
由于这个争议太大，公安部不得不出面来澄清。我们来看一下公安部是怎么澄清的呢？公安部的监所管理局专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回答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机会去澄清一下。它先说是这个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在武汉开了一个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然后它说事后我们注意到个别媒体做了不准确的报导，特别是有互联网站以一个“公安部：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这一标题对会议进行报导，对有关收治程序和对象产生误解，所以它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这里我们就要看了，就是它所说的个别媒体是谁？它说个别媒体做了不准确的报导，它为什么不提是哪个个别媒体？因为这篇报导是人民公安报的记者秦千桥在中国警察网发表的一篇报导，题目是：《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召开》。
中国警察网是公安部和人民公安报社共同主办的，而且这一篇报导到了5月28日的时候，在人民公安报的报纸上发表，题目改了，叫做《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召开》。也就是说这不是什么所谓个别媒体，也不是什么互联网，而是公安部的官方喉舌所做的报导，它是公安部的权威报导。这只能证明当初的报导是准确的，而公安部后来的澄清是欲盖弥彰。特别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会议的内容的话，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它说的是会议提出了要事前干预，那麽也就是说在犯罪行为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把人关进精神病院。
我们再对照一下监所管理局的澄清它怎么说？它说安康医院和常规精神病院不同的是安康医院只接受有犯罪行为的人，就说当他有了犯罪行为以后，才能把他关进安康医院去。这两者是矛盾的。事前干预就是人家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把人家预防性关进去。什么叫事前干预？就是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什么正常人？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很多上访的人士被关进精神病院。孙东东就说过，90%以上的长期上访的人士就是精神病。
他这个说法实际上代表着官方的观点，也就是安康医院需要关的就是这些人，这就是它们所谓事前干预的对象。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杨佳的母亲是不是属于警方事前干预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的？其实公安部不用澄清，它只要把会议的内容公布，包括它形成的文件公布给整个社会就可以了，公安部敢不敢？它绝对不敢，因为要是一公布的话，有很多比这个话还要严重的内容就会暴露在社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整个社会就会来反对这件事情。
其实北京当局在星期四（6月17日）也发布了一个新修订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这其实也反应了中共当局对社会治安其实不还仅仅是社会治安，更关键的是对自己的统治焦虑不安的这种心情。好，谢谢大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