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宠:打击高房价的政策来源

【新唐人2010年6月7日讯】编者按:楼价飙升是困扰中国千家万户的最大民生问题。本文分析大陆土地政策的弊端与现状,指出中共利益集团如果不收敛对私有产权的掠夺,迟早要爆发大危机。作者是熟悉上海房地产业的维权律师。

  五月一日,上海世博会开幕。从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中共政府似乎搬到上海,除吴邦国、温家宝等留守北京之外,中共政治局和国务院及近百位省、部级干部云集上海,胡锦涛在沪会见了二十多国的总统和首脑。

  但此时中国大陆突曝房市危机,维稳升级。从四月十四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来,住建部到国土部和各地政府,几乎三天出台一个通知,五天发布一个文件,十天发出一个措施,打压高房价的组合拳频频出击──摆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架势,房市成了胡温政府迫在眉睫和维系中共命运的大事。

  然而,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调控,只是一种“空调”,其结果“越调越涨”。强势干预下,房价在短期内可能少许下跌,但最终必然导致报复性的反弹。

政府逼民众购买高价住房

  当局认为,房价一路飙升是大量资本注入,本属国民安居的住房,成了少数人的投资和投机品,只要下狠心打击炒房者和投机者,房价就会稳住。这是个伪问题,犹如将饿死四千万人的责任推向“自然灾害”,是一种隐瞒真相,“贼叫捉贼”的办法 。

  改革三十年,大陆停建了公租房又拆了大量国民自建房,不顾历史形成的城乡住房百分之七十靠自建、百分之二十靠租房,百分之十向市场购买的实情。各国追求的是居者有其所,而不是居者有其屋。靠新“跃进”方式大拆大建,将国民逼上购房才能安居的路。

  卖地财政成了改革后经济繁荣,保住中共执政地位的捷径,但也暴露出停止炒地炒房,一年便财政危机,三年便政局动荡,五年便自动“垮台”的风险。政府不得不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一轮轮的炒作中,房价被急剧推高。买房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大山,多少国民不堪其重。青年人万般无奈,用父母养老“救命钱”交首付;“蚁族”、“蜗居”、“新生代农民工”等词一夜走红。带着几代人的辛酸与苦闷,房祸任其蔓延,政府崩盘是迟早的事。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竺说,自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建了七千万套住宅,相当于城镇家庭总数三分之一。但也等于城镇家庭每年每百户只有三到四户搬到新房去。显示中国住房的严重短缺,政府的目标是二○二○年城镇居民住房“初步改善”。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卖给居民的住房产权是七十年,但房屋品质寿命只有三十到四十年”。那么一户居民四十年才轮上初步改善住房,四十年后再要经历新的购房周期,还不计人口的增长。用三代人的钱去购一套住房,一户家庭在一百二十年中人均居住面积都不会改善。这还不计进城农民的安居问题。

  若一套住宅的成本是五十万元,市场售价至少是一百万元,其中缴纳各种税费达百分之二十五,支付银行利息百分之五,百分之十作为工资成本,百分之五的管理成本,房产商只有百分之五的利润,这还不包括腐败成本。

  购房者首付百分之三十后,向银行贷款七十万元,二十年购房者支付银行本息是二百万。若房价下跌百分之三十,房产商与购房者就会形成拒付银行贷款的联盟,房产商将大量烂尾楼推给银行。最终导致银行倒台。大陆银行由政府垄断和控股,房地产商自有资金百分之五不到,百分之九十五的资金到金融市场融资,一旦银行倒台,政府必然垮台。

六十亿平米小产权房面临拆除

当前有的地方政府出台外地人不能购房的举措。近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铭与深圳港澳界政协委员座谈:“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对三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给他,请他还原籍,在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

  李铭说,二○○三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深圳的人口是七百万人,现在是一千四百万,平均每年增加一百万。目前深圳各看守所在押嫌疑人中,八成八是第一次犯罪。“他们都是内地良民,在深圳找不到工作,生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

  在大陆的城市和乡村存在六十亿平方米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由农民建造的房屋。但各地政府恨之入骨,这些房屋的出租和自由流通,使政府失去大量土地财政来源,因其出售的房价至少下跌一半。

  五月四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表示,国务院已成立小产权房整治小组。对尚未销售的和○八年起新建续建的房屋予以拆除。这样,六十亿平米小产权房,若每平米平均按一千元的造价,那么中国农民的损失将达六万亿元。若按一家三口,人均二十平米居住水准出租给人居住,大陆一亿户家庭三亿人口的住房就得以解决,一点五亿城镇居民的住房得到改善,一点五亿农民工实现租房安居。

  若让小产权房自由流通,那么难保十八亿亩粮食安全线,造成有房缺粮的后果。中共建政以来,计划经济造成有粮就缺房的局面。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也没有改变困局,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卖地经济蔓延,可能导致既缺房又“断粮”的局面。

土地国有化:邓比毛还走得远

  房价飙涨对中共产生巨大的压力,民众对高房价已经不堪忍受,人人谈房,人人抱怨。房市如火锅,会否引发一系列“地震”?

  几亿农民进城,需要住房,但农民进城,土地不进城。城市用地紧缺,垄断的土地制度,房屋成了稀缺资源,房价自然步步高。
   少有人研究过,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八一年,在法律上仍保留了土地私有制。一九五四年的宪法及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的两次修宪,虽然经过土改和城市改造等,事实上剥夺了许多土地私有权,但宪法和法律并未完全取消私有制。毛泽东时代,只是明目张胆违宪,但宪法未取消土地私有。

  奇怪的是,一九八二年,宪法修订反而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八二年城市土地国有化,并未逐户通知土地业主,更未办任何征购征用手续,一夜间,城市私人土地被收归国有。可见在邓小平时代,土地政策比毛时代走得更远!无异于政府没有投入,土地不经购买,掠夺了本属国民的土地。当民众购房时,还得化高价从政府手中买回七十年的使用权。毛时代只是夺走国民的土地,邓小平及后人,不仅夺走土地而且强行推销给购房人。

  政府若没有从土地转让中获得大量收入,就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正是这样大量利益造成房价异常。政府当然不会放弃。

  没有一个大国是靠长久的大量土地收入维持其合法性。高价房严重打压了民众收入增长空间。整个社会财富向土地、房产集中,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这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共在改革开放中营造了一个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但民众不会在“地产幻影”中沉睡太久,房产泡沫对于经济的“鸦片”效果,中共高层内就不乏众多警觉者。

  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中铁房产公司总经理吴仕岩的文章认为:“二十年后房价应是目前三倍左右”。其理由是,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占四分之一左右。房价大跌,不仅使其涉及五十多种行业受影响,还会有一大批人失业。对各级政府来说历年来土地财政占比例高达三四成,甚至五成以上。房价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同一水准,按目前情况分析是年GDP增长率百分之八,那么二十年后的房价理性价格是目前的三倍左右。

  现香港普通居民的平均房价是上海的五倍,上海又是安徽的三倍。中国大陆的房价不是过高而是国民的收入过低,国际房价平均与家庭的收入比是六比一,而按大陆官方的资料城镇房价与收入比是四十比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大蛋糕都分给了谁?《学习时报》近来展开一场理论争鸣,公开讨论执政党有否自身利益?或许是个突破。

  历史证明,一个丧失自我反省的利益集团最终将遇重创。中共是适度限制自身权力以求长久,还是把自己推向社会风险的焦点?把整个中国大陆经济推向泡沫破灭的深渊?这是中共高层所面临的选择。

── 转自《开放》2010年6月号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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