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5月6日讯】围绕着温家宝的纪念胡耀帮的文章，海外媒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种是比较乐观，认为他是在为平反八九六四做铺垫，是中共政改的前奏曲;一种比较悲观，认为它不过是温家宝去职前的自我申辩和良心发现，故不必过度解读。笔者倾向于前者，我认为它是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举动，是政改之前的一个风向标。
首先，温家宝在4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而不是在其他媒体上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至少说明了中南海的领导核心已基本上就下一步的政改达成了共识，即赵紫阳和六四平反的希望是萌生了的，但阻力依然很大，主要来自于昏庸的江泽民和李鹏等一些前国家领导人，还包括太子党薄熙来等一大批新贵，故此胡温联手，巧妙运作，在胡锦涛离开中国出访时推出，以便探听党内外，海内外的舆论反响，也试探一下保守派的动向，再慎重行事。很显然，温家宝是顺从胡锦涛的，但假如胡在国内时他发出稿件，一旦有意外，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故这次党内改革派的举动耐人寻味。
很显然，正确评价胡耀邦距离为赵紫阳恢复名誉还差相当大的一步，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一旦抵达此岸，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就轮廓清晰了，接下来六四血案，法轮功等所有冤假错案都将获得平反，但最终是重复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旧事，政权依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新贵手中，还是象赵紫阳晚年悟出的道理那样，搞宪政民主，政党轮替，不得而知。
这两种选择是根本的分野，胡温所求的可能是前一种情况，但历史的突变有自已的路线，不会局限于某些人的想像的框架，故只要他们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民主大潮就会推动他们身不由已地前行。到那时很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不过眼下，就温家宝的文章看，他还是在就事论事，只是回忆了当年跟随胡耀邦下乡视察的一次经历，他说，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但温家宝所讲的旱情，现在正在中国的西南肆虐，而由江泽民，李鹏等人推举的新贵薄熙来也于西南的重庆，唱红打黑，风生水起，争得了不少民心，还在4月30日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百强人物，他的野心与手腕都对温家宝构成了威胁，而胡温举起胡耀邦的大旗，的确能和全国最大的毛泽东塑像抗衡，而且还可以唤起人们对薄一波忘恩负义，陷害胡耀邦恶行的回忆和憎恨，由此可见，这是政治上的一着妙棋。
其实，中南海的高层权贵里，习进平是一个最没有野心和权欲的人，我接触了几个报导过他的记者，有的人与其关系相当密切，都评论说他为人平和，宽容，从不公报私仇，故相信海外有关此人主动请辞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这也正是薄熙来大肆表演，燥动不安的原因之一。所以现在对胡温即中南海核心权力构成致命威胁的人是他，而不是另外的人，又因为薄熙来在辽宁工作时与军方将领徐才厚，‘徐的亲友在大连长兴岛搞新港开发和房地产，薄鼎力支援，故他名利双收;’‘吴胜利海军司令，曾长期任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院长，与薄私交密切’，‘于永波大连瓦房店原籍，薄及其死党，在他身上也下了不少工夫’等人的交情很深，他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返回北京，独掌大权，故胡温十分担忧。
就资历来讲，薄熙来根本不服温家宝，这是我所深知的。温家宝在文章中说，1986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的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那时，薄熙来刚从中办下派到大连金县当副书记不久，其作风飘浮，惯于内斗，正受到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排斥，如果不是薄一波求情于北京中南海的高官加以护航，他一定会被大连市副市长唐某某等人赶出滨城，故此薄熙来看到这篇文章，一定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吧！
然而，就多年来的工作表现看，温家宝和薄熙来的执政理念，行事作风很是不同，前者的亲民和实干，后者的浮躁和好斗，形成了鲜明的发差对比。他通过这段回忆展示了自已思想性格发展定形的原因，即胡耀邦的感召和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很有说服力。他讲述了1986年2月4日发生的故事，他说，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
我想，类似的紧张行程安排，从温家宝的身上也可以见到。接着，温家宝写道，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甯，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温家宝用这些生动细节，是要说明他的工作作风和对自身的影响。他说，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这一细节说明了，胡耀邦深知基层官员弄虚作假的手段很普遍，很高明，所以必须提防，才能知道下情，这也正是后面叙述中强调的“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的原因，但胡耀邦也好，温家宝也罢，都不想或不能搞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开放党禁和报禁，提升乡镇民主选举的层次和范围，让群众一人一票直接选举领导人，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对此他们做不到！他们只能在维护现有的政治框架的前提下，靠个人品质和良心办事，这正是一个好人的悲剧之所在！
因此，这篇文章是一个中共僵化体制内的好人，对另一个逝去的大好人的追思，但他同样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政治性敏感问题，比如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政治动荡，等等。这说明，他回忆1986年2月跟随耀邦率领考察组，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其目的，一是暗示党内改革派的势单力孤的艰难处境和运筹帏幄，志在必得的矛盾心情，二是彻底撇清自已与抨击普世价值的那些党内保守派人物的关系，三是唤醒人们对耀邦美好的但却沉睡了的记忆，争取更多民心的支持;四是让人们通过这个风向标看到中国变革的伟大前景。
在文章的结尾处，温家宝概括地总结道：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这些都是事实，它有力地说明了，在现有的一党执政的体制内，温家宝不是势力小人，不是两面派，联想到他在汶川地震和青海玉树地震中的表现，特别是在刘晓波获罪的那些日子里，他在某些场合大谈“言者无罪”，其含义深刻。他是被共产党僵化体制镶进了镜框的人：他在向民众真诚地苦笑，委婉地表达他的心情，既想维护共产党的天下，又想拂去漫天的乌云，但这一切均是徒劳的，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类似，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可能只有到了失去权力或倒下时才会知道，前苏联的格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叶利钦的勇气，结合于一体，对中国人民是多么地重要！
2010年5月1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