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4月1日讯】《我绝对不给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抬轿子》中共在去年的时候逮捕了刘晓波，经过了将近一年，最后在圣诞节的时候判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
首先我们对于中共这种无理的、非法的逮捕刘晓波先生表示抗议，也声援刘晓波先生，希望他能够尽快获得释放。其次我对于刘晓波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对于最近在国际上有一些人提出来，因为中共审判了刘晓波，所以来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有十九个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大家联合写了一封信给哈维尔、米勒和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因此这就使刘晓波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那么关于刘晓波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是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对于中国民众到底追求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够不走弯路乃至回头路的问题的一个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来说应该说是很严重的存在在我们面前。
因为大家知道，八九年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塌了，都崩溃了，只有中国、古巴、北韩等少数几个共产党国家残存了下来。而残存的共产党这几个国家经过了二十几年，非但没有立即崩溃，而且这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于国内民众的迫害，比起以前来说更加变本加厉。而由于共产党策略的改变，它使得国内的一般的老百姓能够吃上饭了。它采取了两手的策略：一方面镇压不同意见的人；一方面采取另外一边，也就是说就好像是养猪一样，扔出去一些骨头，扔出去一些食品，让那些个百姓们能吃到一些，来缓和它自己的矛盾。
但是大家知道二十年以后，共产党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威胁，对于十五亿中国民众的威胁，比起以前有增无减。这是因为对于十五亿中国人的威胁，大家知道共产党还是随意的可以采取任何的镇压的手段。刘晓波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
对于国际上的威胁，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逐渐的，而且显露的越来越清楚了。共产党用中国的资源，用中国民众的廉价劳动力，用中国的环境换取了他们的统治。而这个环境的破坏、民众道德的破坏，对于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中国的威胁，和带来的迫破比任何时候都大。因此实际上在我们讨论刘晓波的问题的时候，涉及到很多的是对于共产党的认识问题。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绝对不给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抬轿子》？这个题目实际上我采用的是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将获得者米勒的一句话。米勒在过去生活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她就是对那些给共产党说好话的人，以及她自己对自己说：我绝对不给共产党吹喇叭。所谓吹喇叭就是绝对不吹捧共产党。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出于我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的认同，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那么我就来谈一下我对刘晓波问题的看法，在这里我首先愿意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对刘晓波问题的看法，在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也经历过几个转折。正如我刚才讲的，我对刘晓波先生的这些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只是对于他个人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我和刘晓波的直接和间接的一些接触，或者是交往，或者是认识。
我在八八年临出国以前，曾经在刘晓波当时的博士导师黄药眠家，通过黄药眠的儿子黄大地的介绍见过刘晓波。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刘晓波是从长春到北京的一个知识青年，他当时是黄药眠的博士生。他能够在读的书不多的情况下敏感的发现一些中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人是有才能的，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在八八年认识了以后呢，就见过他一面以后我就出国了。
紧接着是在八九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我对刘晓波从美国立即回去投入到天安门运动中，曾经很表示好感和敬佩。在这期间我和我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曾经有一个比较激烈的争论。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刘晓波能够回去，能够投身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当中去，是很值得尊敬的。
而许良英先生对于刘晓波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刘晓波是怀着个人野心。而且刘晓波到天安门广场起的作用也并不是一个好作用，他认为刘晓波把学生们拉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在为他个人的一些目的服务。另外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系列的作为，使得许良英先生对刘晓波有着更深的看法。曾经许良英先生跟我讲过，刘晓波和周舵一起到他那里去，当时就吵起来了，后来许良英先生不允许刘晓波再踏进他的家门。
我对刘晓波的积极的看法和许良英先生的消极的看法、负面的看法，在这中间我就和许良英先生有了一个比较激烈的争论。但是后来刘晓波先生在电视上作证说天安门没有死人，而刘晓波先生在其后写过的一系列的文章，对天安门的学生运动攻击、诋毁。这使得我认识到我对刘晓波的看法是错误的，许良英先生的一些看法是对的。这就是第二次我接触到刘晓波的问题。
在这一次接触当中，后来我向许良英先生承认了我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刘晓波回去投入到天安门运动当中他个人的打算和考虑。以及在他被捕以后他这种到电视上去作证，说他没有见到天安门广场死人，这样一种取悦共产党政府、诋毁学生运动的这种说法。这对于当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影响非常坏。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刘晓波出狱以后比较沉默，逐渐的就重新活跃起来。一直到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以后，推出刘晓波出来竞选会长。在这段我和刘晓波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多的接触，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关注。但是在独立笔会成立以后，由于独立笔会我们是希望推出一个国内的人来做会长。当时刘晓波他是在国内的，而且在当时刘晓波的一些言论，我认为表明他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以后被捕有所后悔，有所觉悟。因此在当时刘晓波第二次竞选会长的时候，第一次我是抱怀疑的态度，第二次的时候我是投了他的票的。
但是在选他第二次做会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零六年发生了余杰和王怡排斥郭飞雄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说美国总统布什要会见余杰、王怡和郭飞雄，但是余杰和王怡说如果郭飞雄去他们就不去。而且他们把这次会见说成是一次美国总统布什要会见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事件，因此用这个借口就把郭飞雄排斥出去了。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郭飞雄他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是在给法轮功说话，而余杰、王怡他们在当时是为了取悦当局他们是回避法轮功问题，甚至间接的在帮助当局在排斥法轮功。因此他们采取这样一个借口把郭飞雄排斥在外边去了。
在这个事件当中，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他们排郭事件，后来注意到以后发现余杰、王怡对郭飞雄的排斥是刘晓波在后面操纵的，甚至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了，在这个事件里我听一个朋友讲了当时的情况。另外刘晓波在当时的作为，他从来没有对余杰和王怡排斥郭飞雄作出任何积极的阻碍和批评，这也说明了这一切。
另外在此前后为什么我相信是他支持的结果？因为就是零六年的前后，刘晓波在国内外对于法轮功问题，对于一些其它的问题所采取的所谓“策略”，也使我看到了刘晓波是在迎合共产党的一些做法。
例如在笔会中，在零六年的选举中，当时盛雪已经当选为笔会的理事了。但是他们利用盛雪是民运的负责人，而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迫使盛雪自己退出理事会。我为什么说当时刘晓波们在这件事上他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呢？因为恰恰是在几年以后，在笔会里选出来的另外一个主席，那位主席就是从来都是民运组织的人，而且也担任过民运组织的主席、理事等各种职务。但是这次余杰也罢，当时由刘晓波发动的其他人也罢，他们都不出来讲话了。当然在这次选举里刘晓波实际上已经在监狱里了，我讲的是余杰、王怡所有刘晓波这些在一起的人没有人再出来再如此讲。因此也就能够看出来，在零六年所发生的余杰、王怡排郭飞雄事件，以及笔会中排出异己的这些个东西，都实际上是间接为取悦共产党，甚至可以说在打击法轮功问题上，削减抵制法轮功及不认同共产党的民运人士影响问题上，是直接和共产党配合而采取的一些做法。
这里还有更多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零六年前后，当时在中国社会中，高智晟所发起的为法轮功讲话以及维权运动，刘晓波以及其它的人在当时他们对高智晟的做法，大家在国内的很多网站都可以看到，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嫉妒、阻挠，甚至间接帮助共产党打击高智晟的这样一些做法。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共产党逮捕高智晟以后，刘晓波马上就出来呼吁，他不是来谴责共产党对于高智晟的非法逮捕，而是呼吁把高智晟事件尽快进入法律程序。这个实际上和我们在去年共产党逮捕刘晓波、审判刘晓波的事件的态度就可以形成一个对照。我们认为共产党逮捕刘晓波是非法的，而且共产党那个法就是恶法。我们不是呼吁共产党尽快审判刘晓波，而是从根本上要揭露共产党对于这种任何不同于他们观点人的这种不择手段的，没有法律束缚的这种打击。但是刘晓波在高智晟的事件里，他们的呼吁，细心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些做法多重含义的“良苦用心”。
而且在当时中国政府逮捕严正学等这些人的事件中，独立笔会曾经雇用一个律师叫做刘路，这个人也是独立笔会的。这个刘路给严正学做律师，结果却使严正学受到更大的迫害。严正学在去年出狱以后，立即揭发刘路协助政府对他迫害的这些一系列的事件。这里我们可以说，笔会雇用刘路做律师这个事件，我们在以后早晚会水落石出。刘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会清楚的。而刘晓波们为什么雇佣刘路这个人，也早晚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解释。
因此在这几件事里头，在我和刘晓波的认识和交往的过程里头。再加上在去年审判《零八宪章》以后，刘晓波的一系列的言论当中，因此促使我们在最近的时候给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给米勒，给哈维尔写出这样一封信。就是说我们虽然反对中共迫害刘晓波，但是我们也不认为刘晓波是异议人士，是维护维权人士，是对抗共产党暴政的一个代表。这个就是我题目里所要引用米勒的话，就是说我绝对不给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抬轿子。也就是说这次我们这封公开信，我们所说讲的，就是我们要拒绝哈维尔和米勒这些人对于刘晓波的提名。
为什么拒绝他们呢？这里我就要想讲几个根本的。刘晓波最近他也说，中共已经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了很大的进步，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制的根本原则之一。刘晓波最近也还说，说监狱已经是柔性化的管理了，它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温暖。
这些个言论我们觉得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不权是刘晓波为了个人利益取悦共产党一贯的这几年的做法，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对抗共产党的专制，对于异议人士运动，对于海外对那些尚在共产党监狱的人的营救工作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为大家知道刘晓波关了监狱以后所受到的一些优待。
但是大家还可以看到郭飞雄在监狱里受了残酷的折磨，高智晟到现在下落不明，而且高智晟据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就是共产党对高智晟采取了最残酷的刑罚。而这一切和刘晓波对监狱的歌颂恰恰形成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拒绝哈维尔、米勒对于刘晓波的提名。
我拒绝哈维尔和米勒对刘晓波的提名，还因为我是认同哈维尔和米勒过去对于共产党的看法，以及对于共产党的做法。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文世界里，是我第一个引进哈维尔的。我在九零年的时候就写文章向中文世界异议人士介绍哈维尔，“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哲学”。
在这里我要讲的是，第一，哈维尔对共产党的看法。哈维尔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他不认为共产党能够改好。在这里我要谈到一点的是，很多中国大陆的所谓异议人士，现在这些人士也包括刘晓波的那些合作者和帮助者。他们在九十年代曾经提出来一个所谓后极权社会、后共产党社会的提法，力图来说明像刘晓波在最近这封在监狱里传出来的信那样，说明共产党已经变了，已经开始变好了。但是这个后共产主义社会、后极权社会实际上是哈维尔提出来的。哈维尔自己就明确的讲了，我提出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共产党已经变化了，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而要说的是后共产党社会还是共产党社会，后极权主义社会还是极权社会，就是共产党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波兰的著名知识分子米希内克的的看法。米希内克认为只要共产党叫共产党，它的本性就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实际上对于哈维尔来说，对于米希内克来说，对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来说，共产党始终是他们反对的目标，而不是他们歌颂的目标、歌颂的对象。这就是刚才在开始时我题目所引的米勒的话，就是我自己不为共产党吹喇叭，我相信哈维尔、米希内克、米勒他们过去都没有给共产党吹喇叭。而且他们也肯定应该和我一样，绝对不会给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抬轿子。
这次他们我认为是由于语言的原因，由于对于真相的不了解，当然主要是由于反对共产党急迫需要，才促使他们出来提名刘晓波做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里就引起了一个悖谬。是哈维尔、米勒这些彻底反对共产党的人，提出来这样一个拥护、歌唱共产党的，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做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本身是一个悖谬。在这里所以我们认为有责任出来向哈维尔和米勒谈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哈维尔对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我在九零年的文章里就讲过，哈维尔他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要不顾一切的说实话、说真话。哈维尔认为知识分子他自己的任务是知识和道德，因此以哈维尔为首的东欧国家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共产党的时候就是要讲出真话。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讲的是，刘晓波为首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他们面对共产党的时候，他们首先想的不是知识、道德，不是他的责任，而首先是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国际社会里头如何去获取影响，如何去获得自己的利益。因此这实际上是和哈维尔对于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也介绍过匈牙利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叫康拉德。康拉德曾经讲过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种反政治，是一种要超越政治，知识分子他的目标从来不是一些政治问题，而且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问题，而是一些知识问题、真理问题、道德问题。
在这里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得不问政治？是因为政治是套在他们脖子上的一道枷锁。所以他们只要起来来真正的面对现实和知识分子知识问题，面对道德问题，他们就不得不首先来把政治这个枷锁来打碎。知识分子问政治是为了要打碎这个政治枷锁。这样同样的道理，实际上也是存在于广大法轮功学员和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的。很多人说法轮功现在是问政治，实际上广大法轮功学员也是，他们为了捍卫的是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不得不问政治。
这个就是和刘晓波的问政治有了根本的区别，刘晓波问政治是因为他自己有政治诉求，在政治上他要谋取一些东西。而我们知识分子问政治不是为了这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哈维尔、米勒以及我们签名的十九个人，我们作为知识分子来说，和刘晓波有着根本的不同。除了知识的追求、道德的追求有区别以外，而我们和刘晓波对政治的态度也有着根本的分歧。
第三点就是我前面题目所引的米勒说的，我不吹喇叭。当时米勒在罗马尼亚生活的时候，秘密警察也找米勒来谈过话，希望她来歌颂这个社会，希望她能够协助秘密警察。如果她不合作，就可能杀死她。但是米勒立即就跟秘密警察说，如果我协助你们，那我今天实际上已经死了，已经在折磨自己的灵魂。所以对于秘密警察用死来威胁米勒，米勒对他们说，实际上如果我要协助你们，我自己就把自己杀死了，所以就是到死我也不能协助共产党直接和间接的去工作，不能够协助秘密警察工作。因此米勒在罗马尼亚始终是受到的是直接的这种残酷的迫害。
米勒受到的这种迫害就使我们看到，就像高智晟一样，高智晟受到的迫害不单直接而且残酷。他和刘晓波现在受到的情况，所面临的处境也有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个对比我们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就是共产党很明白到底谁是反对他的！
而正是基于这几点，第一点，哈维尔对共产党的看法；第二点，哈维尔以及东欧这些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第三就是米勒说的：我不吹喇叭。这三点来说，因此在我们十九个人的信里头，我签了名。而且这次我拒绝接受哈维尔与米勒的这种对刘晓波的推荐，而我希望的是哈维尔和米勒能够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反对迫害刘晓波，但这不意味着刘晓波是合适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在这里我想小结一下，就是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的分歧到底是在哪呢？在我上面讲的这个分歧最根本的就是：第一，对专制的态度。对于共产党专制我刚才已经再三的讲了，我们认为我接受米希内克的说法，就是共党只要叫共产党，它就不会改变自己。而这个不会改变自己的共产党，我们只有反对它，强迫它，瓦解它，也就是说迫使这个共产党倒台。这个共产党以哈维尔、米希内克、米勒这些人的生活经验来说，是绝对不会自己改变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半个多世纪里头，也没有一个经验事实来证明共产党是能够改变自己的。
所以你还可以散布对共产党的幻想，但是到现在可以说的是，没有一个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可以能够改变自己的。
因此我们从东欧的经验，如果我们从过去历史上对抗专制的经验，如果我们从整个最近几百年来近代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对于共产党来说，那我们采取的态度只有对抗来瓦解它。那种歌颂的做法只会对共产党有利，只会伤害异议人士、异议运动自身。
第二个对刘晓波的根本分歧我觉得就是做人的原则，做知识分子的原则和价值。我前面就讲，从八九年，从我第一次接触、认识刘晓波开始，一直到最近几年里，这里都涉及到一个做人的原则。在这个做人的原则里，我们做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做为一个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而不是想谋取自己名誉、地位的人来说，我们和刘晓波有着根本的分歧。所以正是在这方面的分歧，就促使很多人是直接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的，因为它不能够也不愿意从与共产党的绥靖与和解中，也就是说与专制与魔鬼的这种绥靖和和解中去谋取一些个东西。因为这样的任何一种谋取，用米勒自己的话来说，实际上就是在折磨自己的灵魂，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自杀的行动在杀死他自己。
所以在这两方面来说，我们不能够接受哈维尔、米勒等这种对于刘晓波做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我们所能做的是，第一，反对共产党对于刘晓波的迫害，而且我们要说的是，从中共逮捕、审判刘晓波这个事件本身，这实际上就已经驳斥了刘晓波过去几年以及现在对于中共的肯定，以及刘晓波在最近几年以来对于异议人士运动，对于对抗共产党的这些维权人士的运动中的一些个策略。而中共对于刘晓波的逮捕和审判完全表明了中共那是一个恶法，中共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律的，而是一切以中共的权利为中心、为依据的恶法。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共逮捕、审判刘晓波事件本身就驳斥了刘晓波的很多的议论，而这个驳斥了刘晓波的言论就说明了刘晓波先生无论在做人上，还是在思想上，都还不能够做为异议人士的典范，做为对抗专制的典范。
今天这个题目《我绝对不给为共产党吹喇叭的人抬轿子》，我对刘晓波先生问题的看法就谈到这里，希望下次再和听众朋友们进一步讨论其它的问题。或者对于这些问题做进一步深化的讨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 转自《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