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21日讯】“仁”跟“礼”是孔子两个大纲，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仁”是指人的内在的修养、内在的爱人的精神的培养。 “礼”呢，就是外在的表现。你光说我爱人，但是我没表现，见到人就骂或见到人就打，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就没有“仁”了，所以“仁”必须表现为“礼”。
从前在孔子时代“礼”坏掉了，所以当时叫“礼坏乐崩”。 “礼”跟“乐”，这两样都是精神文明。这个精神文明的表现、外在的东西，在孔子时代呢，破坏了。大家不照礼做、或者超过礼，或者根本把礼丢在一边了、不管了、或者糟蹋了。
所以孔子想进行一个改革，孔教的成立，就是因为他改革从前的一种文明，“礼”就是文明。所以孔子说，殷商是根据夏的“礼”来的。夏的文明，这个就是“礼”，而周代又是根据商的文明发展下来的。所以夏、商、周三代都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一个比一个进步，进步的结果就是中国一个文明出现了。
所以“礼”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文明，文明就是一种表现。而这个表现是人的精神的表现。没有精神的表现、外在化，就没有所谓的文明了。所以我们在动物身上，狮子、老虎那里找不到任何文明的表现。
所以文明就是“礼”，但是“礼”不能离开“仁”。如果里面、外面是不相和的，那就发生分歧了、分裂了。分裂就是假的了，假的就造成许多很坏的现象，所以孔子要进行一个精神上的改革。
所以他就提倡“仁”跟“礼”要配合，所以他说“仁”不只是穿什么衣服、拿什么东西；“乐”也不只是敲锣打鼓，而是要表现一种内在的精神。所以里、外它相和，就是“仁”、“礼”相和，那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就成立了，又有内、又有外。
孔子讲“仁”这一方面，后来就是孟子继承的。孟子讲仁义、扩大了。孟子将仁政，就是爱人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对待人，这是孔子讲“仁”的一方面的发展。
但是孔子到后来还有另外一支的，是讲“礼”的，这就是旬子。儒家有两大派，这是我们在汉朝大家都公认的了。孟子偏重在“仁”的方面，而旬子偏重在“礼”的方面。所以“礼”在孔子的《论语》里面，出现得非常多，至少有70多次；据后人的统计，“仁”更多。 “仁”是差不多100次，“礼”是70多次，是相当多的一个数目了。
所以孔子一开始讲“孝”的话，就叫人家生的时候，你对父母以礼来对待，死跟葬也要以礼来对待，祭祀他也要以礼来对待。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礼”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用处在哪里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恰到好处，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刚刚到一个调和点。用现代的话说、共产党也用过的名词就是“和谐”。最极端的和谐那一点上，就是“礼” 可以才发生作用。所以没有“礼”，也谈不上和谐。所以“礼”的重要性在孔子《论语》里面多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观念我要讲的就是“仁”。他说“仁”一定要受教育。从哪里开始？也要“礼”。所以他说“不学礼”呢，就“无以立”，立不起来、不能立足、站不稳的。所以“礼”最重要的从个人到社会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出一个文明的人，也培养出文明的社会，这是中国的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我们清朝以后慢慢接受西方的东西，也就是因为西方在某些“礼”的方面甚至于比中国还要超过。这就是孙中山也提过的，有些在礼仪实行方面，西方比我们好。我们说得很多，没有做到。所以，从这方面说，接受西方文明的好的地方、不是接受它帝国主义、或者侵略性那一面，如果是讲西方文明的一面，也就是跟中国原来的讲礼、讲仁是配合的，双方可以接轴的。所以从这一点说，这个“礼”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呢，就是讲“礼”在现代是怎么表现。我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最无礼的、最不看重礼的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党派，也可以说是非常野蛮的。所以，上次我引了毛泽东的话“你们说我不仁，正是这样。” 他不但不仁，他也没有礼貌、也没有义气，绝对无礼的一个社会。
所以藐视一切，破坏一切的道德。从国际上讲，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共产党参加了联合国，照说应该遵守国际礼貌吧，可是他第一个来参加的、那时的外交部长就是乔冠华。乔冠华最有名的在联合国的表演，就是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他毫无忌惮地大笑、仰天大笑，震惊全场，这个照片我还看到过很多次。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完全无礼。所以这个基本上表现了共产党对“礼”的态度。
至于对国内来讲，它对反对它的人、或者批评它的人，那无礼是到了极点、是残忍到了极点，那是绝对没有“礼”可言的。所以无论对内、对外，共产党是完全置之度外的一个东西。这使我们觉得，要了解共产党推崇儒家、或推崇孔子，我们必须用孔子的标准来检查它，它到底能做到多少。我想中国要有前途，还是要从“礼”的这方面下手。 “礼”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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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