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19日讯】今年藏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藏族的流亡政府第九次派出了特使，到中国大陆与共党政权协商谈判藏人治藏的高度自治的事宜，这是很正常的。人的社会中任何事情都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这是人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藏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坚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针，前后已经派出过八次特使和谈判代表，但结果却都是失败的。事关人的问题，就绝对不是小事，何况是事关一个族群的生死存亡，那就更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乃至五十年都解决不了的呢？其实许多人至今仍不了解共党。共党从来都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问题，但却至今也没有去解决问题。
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前四年之中，全大陆地区上访告状的人数为两万；而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这个群体的人数竟然高达三千多万，冤民的队伍增加了一千五、六百倍。共党却又高喊辉煌，这就说明共党的本质。
藏人流亡政府派人上门来谈判，共党政权是被人家登门来告状，这里无非是上门谈判的无理取闹，或者是被人家登门告状的混不讲理，但是作为信仰正教的佛门子弟们上门无理取闹，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所谓事从两来、莫怪一人，人家既然第九次登门，我们就应当相信直在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一边，而曲在共党这一边。
共党历来的所作所为是混不讲理，而且这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所以在去年，由于达赖和流亡政府在日内瓦主办的汉藏学者的研讨会上，本人就曾直接建议，在共党集权主义统治之下，去协商高度自治无异于与虎谋皮，八次谈判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流亡政府不去带领着全体藏民参加到全民的反共抗暴维权斗争的行列中来呢，只有推翻一党的专制，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协商，才会有真正的联邦共和。六十年的党主制度下，所有的人至少都明白了三件事，那就是老百姓和社会团体不能表达对国家事务的任何看法，不能参与国家的管理，不能监督共党的运作，只能任由共党胡作非为。
而近十多年来，不少的社会闲杂们奋起而组党，共党就以非法组党的罪名拘捕这些人士。既然组党是非法的，那么共党宪法中的结社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共党的宪法和法律中究竟有没有合法组党和结社的规定呢？共党这个党在中国大陆的社会部门中又是否登记在册的合法政权呢？显然不是。
调查中华民国的社会部门的档案，共党也没有登记注册。两个政府共党都没有登记注册，就只能说明共党是非法组党，并且是非法存在了近九十年。于是共党政权下的政府也同样是非法的政府。
而藏人的流亡政府就不同了，流亡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样都是由历史上承传下来的合法政府，合法政府叩门，打算去和非法政府去谈民意、民心、人权、自由、法制，那是缘木求鱼。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无论是在中国大陆的，还是在海外的民主民运的人士们，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共党体制内分裂出来的。
从大纪元时报发起的“三退”运动之至今，我相信至少有五、六千万正义的人士们退出了共党。无论是脱离了体制的，还是退出了共党的人，自然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理由。但是有一点，应当是这些人的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那就是丝毫不怀疑共党会灭亡，我本人就从来没有怀疑过。
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者是社会的制度都将有灭亡的一天，否则这就不是人类的社会。藏人流亡政府提出的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分裂。即便是分裂，分裂又有什么不好的呢？三国演义开卷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谁能下定义说合就是好，分就是坏呢？
毛泽东在一九二零年的九月三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一篇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文章中，提到了湖南独立，湖南成立共和国的问题。继而又在一九二零年的十月十日写出了题为“反对统一”这篇文章。
文章中说，中国各省应当脱离中央政府，最好分成二十七个国，成立安徽共和国、广东共和国、台湾共和国等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的刘少奇选集第一百七十二页中，有共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宣言中说，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和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在共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提出了各省、各族成立共和国，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并把这一条写进了党章，可是现在却又用这一条去治人家的分裂罪，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不是共党的一个翻手云覆手雨，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证据了。
邓小平在一九四一年的四月十五日的文章“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写道，总之，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
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当中，清华大学教授徐刚本先生说了一句，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应该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先生讲了一句，共产党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共产党，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讲了一句，今天的问题是一党专制的制度问题，我声明决不参加共产党。于是这些人都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
可是二十年以后邓小平又说出了，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们当时就作出了这样的理解，那就是不管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新民党；也不管是统一还是各省各族独立，只要能把经济建设搞好，那就是好样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当中写道，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有一党、一派、一个阶级来专政。又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三十日《新华日报》社论中写道，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六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在共党一党独裁之下确实遍地是灾。
刘少奇也在同一时期说，一党专政反民主，共产党决不搞一党专政。而共党专政了六十年，所以共党是反民主的。于是共党就对藏人民选的流亡政府和在台湾的民选的中华民国政府恨之入骨，视作敌人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共党的言而无信，文过饰非，人们认识的是太清楚了。任何人有兴趣，就不妨去查阅一下共党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所有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和社论，而任何人看过以后，都会对共党这种不达民主决不罢休的架势所感动，甚至于渴望投身于为民主而战。
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九号，在日本人还没有投降的时候，《新华日报》上就发表了题为“全世界民主大家族的家法适用于中国的”的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写道，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同时在社论中毛泽东还教训共党军队的头领们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
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当上了浙江党委书记的谭震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地说，现在毛主席在北京当上了皇帝，我们是封疆诸侯。共党当政前与当政后对民主的许诺可谓是水火两重天，证实了共党是不说瞎话干不成大事的一贯手法。
共党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多行不义的累累罪恶，使共党失去民意，且有遭人痛恨，此时此刻再去专横跋扈、张牙舞爪的为所欲为，人民不但不惧怕了，反而针锋相对的喊出来“打倒共党”“驱逐共党”的怒吼，并且随时随地可以聚集起来进行抗暴维权斗争。
共党的司法工具对刘晓波先生判刑十一年，主要的罪证之一，那就是刘晓波先生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主张。可是这一主张正是九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们提出来的，并且又写进了共党七大的的党章中。同一个主张，毛刘无罪，而刘晓波先生却获重刑。
胡锦涛是毛泽东原教旨主义分子，想把中国大陆退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毛泽东集权登峰造极的年代，可是把本来没有多少人知道的联邦共和这种政体，通过对刘晓波先生的判刑，反而让不知道的人，不明白的人都知道明白了什么是联邦共和。美国、加拿大就是联邦共和制的国家。
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实行的就是分封建制，就是联邦共和。分封建制简称为封建，是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建立了一百七十多个诸侯国，各国自行立法，自定税收的制度，建立军队用于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勤劳王室，提倡教育，教化万民。
对于周王朝的义务，不过是个诸侯国的元首们一年一次朝拜周王，并且献上一些供品。这种封建的政体使得周朝存在了八百多年，同时也使得中华文化结束了无锡文化的原始愚昧状态，一步就跨进了自由文化的鼎盛时期，被称作礼乐文化。
秦灭了六国取代了周，看上去是一统国家，但是中华文化却从此堕落为专制文化，一个皇权主义相对的那就是全民的奴隶主义。总共两千两百年，可叹的是至今仍行秦政治，对世界、对人类毫无贡献。联邦共和是分封建制的现代版，加进了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领土广袤，民族众多、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都是一个最不坏的行政体制。
所以孙中山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和的行政主张，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党们不学无术，又自以为是，最令人可笑之处是，在大批迷信的运动中，在迷信两个字前面加上了封建一词，变成了封建迷信。
封建和迷信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渊源的关系，封建是国家的行政体制，迷信是指一些人们对未知的自然现象的敬畏和崇拜的心理，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孝道是德行，是国之四维之一，是人性。共党的党老板最深重的罪孽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宗。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注定是不会参加革命党的，所以只能加入农民造反党，依靠农民打江山，坐了天下，所制定出来的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对农民最不公平、最苛刻、最残酷的剥削的政策。曾经的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过，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党内的元老们说，我一直不同意什么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去推进民主化的问题，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些话都是好话，无奈胡锦涛温家宝们听不懂，他们能听懂的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所行的却是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毁灭式的掠夺式的破坏和糟蹋。在所谓大国崛起的口号下，所行的是公开的贪腐和抢劫，造成了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包装下，所行的是野蛮残忍的屠杀和镇压。
在所谓的社会特色理论体系的说教下，所行的是对言论、结社、游行、出版等等民主权利的剥夺和取缔。在打出了虚伪的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却逼迫着全民说假话，唱赞歌，物欲横流，道德人性沦丧，制造假冒伪劣毒，毒害全民、毒害全世界。为了追求强大和辉煌，连中国近代史和共党的党史都任意的裁减杜撰和编造。许许多多的学者们都说，中国大陆的近代史和当代史，基本上都是伪史，编造出来的假史。
胡温高喊着经济强国，但却绝口不提四十万亿人民币的国债，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果，经济实力确实是增强的话，也并不是取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必要条件。如果按照共党宣传的那样，在二零一零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话，以共党一贯的瞎话连篇的做风，究竟会有几个人相信呢？
可是如果按照人均GDP来计算的话，排名肯定又是在世界第一百名以后，这还是按照共党报出的十三亿人口来计算，如果按照真实的十六亿多人口来计算的话，排名那会是在世界的第一百五十名以后。不能输送出能被普世接受的的价值观，中国大陆就永远不会成为强大和辉煌的地区。
六百万藏民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教义可以被普世接受，达赖喇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理念可以被普世所接受，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难道全世界都错了吗？只有共党永远都伟光正。
就连原自于本土的法轮功，共党都不能容，镇压了十年。共党永远都想像不到，真、善、忍作为一种人生的价值，也已经被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接受了。美国的总统奥巴马要接见达赖喇嘛，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见面，自然会有说不完的话，因为互相认同对方的价值观。共党反对那是因为共党从来就不具有人性文明的价值观，所以处处和普世的价值唱反调。况且现实又正是出于灭亡之前的气急败坏的慌乱之中，又哪有心思去学习和理解什么是普世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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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希望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