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8日讯】最了解中国大陆地区经济真实状况的就是共党,最清楚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崩溃了的也是共党,共党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了,成员们都在各自打自己的主意,为自己找后路,为自己找退路,它们比任何人都更明白,经济已经崩溃了,这个政权是绝对保不住了,自己的下场如何恐怕是不会乐观的。
一九四九年共党进城,一九五零年就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公开处决前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国民党的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乡村的士绅们,保甲长们,宗教信仰团体等等,总计一千万人左右。没有被处决的都被戴上了地、富、反、坏的帽子受到严厉的管制和监督,在以后的运动中就成为了斗争的重点,被消灭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死的死、残的残,能活下来的实在就不多了。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比较了历史上多次的改朝换代,发现除去共党这个朝代进城就大肆杀人以外,任何的朝代进城的第一件事那就是安抚百姓、大赦天下,轻徭役、薄赋税。共党进城伊始的这场大屠杀,被杀的都是被共党认为的敌人,而并不是民间百姓们的敌人。这个敌人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国人民众们的共识的,也就是说是共党自己疑神疑鬼的要这么做,或者那就是要杀人立威,这里并没有民意的因素在内。
转眼六十年过去了,中国大陆又面临着改朝换代了,共党们的路是已经走到头了,崩溃在即,与前中华民国政府不同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最初的三十八间,在极其艰苦卓绝和复杂的条件之下,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四大丰功伟业,从来也没有屠杀和镇压过自己的公民,至少留在了大陆上的中国人对国民党的政府没有什么坏印象。
再比较一下共党,六十年内丰功伟绩一件没有,屠杀镇压倒是不断,死人亿万,最糟糕的是亿万冤魂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如果说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死,为共党的共产理想和路线而死的话,那确实是太冤了。三十年前共党的共产理论就已经破产了;如果说是为了巩固共党政权而死的话,那就更冤枉了,二十年前的六四大屠杀,共党这个团伙连存在的合法性都消失的一干二净了,政权当然也是罪恶的了;如果说是死于改革开放,为了强国富民而死,为强大辉煌而死的话,那就是千古奇冤了。
谁不知道这三十年,共党是一手屠杀镇压民众,一手是公开的大肆贪腐,大肆抢劫,大肆的卷款外逃,把中国大陆搞得民怨沸腾,国破民穷,债台高筑,毁灭生态、资源枯竭,农业破产,冤民遍野。共党的一个前三十年和一个后三十年,我们可以毫不夸大的说,共党的一切所作所为,得罪了中国大陆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民众。我们只能够把这个解释成为是共党的一贯立场和主张,都从来是反人性的和与人民为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弄明白,为什么共党政权会肆无忌惮的屠杀、镇压、打压、虐待、抢劫人民了。
从古到今人民从来都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于是我们就不难想像当新的政府取代了共党政权以后,新政府会在全体民众的巨大压力之下,清算共党政权及共党成员们所犯下的种种罪恶,把原本就是简简单单的安抚百姓的工作不得不变成为民伸冤昭雪,否则民愤难平,新政府又怎么能开展工作呢?
已经垮台的共产国家,大多数的新政府对前共产政权的成员们实行的免费医疗、退休和社会保险等等的福利,这就证明了这些共产的分子的罪恶人民可以原谅他们。但是就在最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出了,不应该再让前共产政权的成员们每月领取高于一般民众的退休金,应该减去一半,因为这些人在退休前并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或者是造福于民众,所以不应该享受高退休的待遇。这一要求显然既合情又合理,所以国会正在讨论。
在民主的政治里,凡是提交到国会讨论的议案一般都是能通过的,这批前共党们的人性尚没有完全的泯灭,当政的时候手下也留情,没有坏事做绝,所以他们还可以善终。而罗马尼亚的共党头子齐奥塞斯库夫妇就不同了,从逮捕到审判、到被处决总共三天不到,就是因为作恶太多。世界上最公道的并不是法律,而是人性和民心。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共党在新年伊始,便决定要把四十四万八千多名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的教师们全部清退。二零零六年共党的教育部就提出了这个政策,一位叫做王正明的老先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近五十年,而且是甘肃省渭源县张家堡小学的创始人,但工资却是每个月四十块钱。
二零零六年的九月,因为教育部的这个政策,王正明老先生领到了八百元的辞退费,从此就失去了工作,又没有任何的劳保,退休的福利。几十万为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教师们,在二零一零年内将全部被辞退回家。回家后如何生活,共党就不管了。按理说经济又是腾飞又是强劲的增长,就应当提高就业率,提高人民的收入,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可是这项政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几十万教师们落到了如此的结局,这只能说明经济确实是崩溃了,但是在一片崩溃的凋零之中,却也出现了强大和辉煌的种种的迹象。据亚洲的自由时报的统计,那就是在最近的这几年间,卷款外逃的共党狗官们就到达一百零八万之多,共党中央的组织部也证实了这个数字是真实的。
仅仅是二零零八年跑到美国的狗官就有四万多,它们是利用了美国移民局制定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就是,凡是在美国进行某个项目的投资,或者在高失业率的地方投入至少五十万美元,便可以获得美国的绿卡。这帮狗官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们,无论到了那个国家,过的都是豪华奢侈的生活,直接用现金去买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大房子,买名贵的轿车,赌博、嫖妓,花钱像流水。
自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年间卷款外逃的赃官狗官们的人数接近一千万,他们跑去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和角落去定居,挥金如土,给当地的人民造成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民富的都像他们一样了。我在加拿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人都富了,人们通常的思维逻辑是民富国家就强大,所以他们同样认为中国强大了,强国之下才会有富裕的人民。
每当遇到这种情形,我都要花时间和精力向加拿大人说明,暴富了的是共党统治集团的成员们,而人民的生活却是比三十年前更苦,而且更无法和六十年前共党当政前的生活去相比的。共党们抢劫了全国和全民的公产和私产,于是成为了富翁集团。由于害怕最终会被人们清算,所以跑到外国去做富翁去了。他们代表不了中国人民,更代表不了中国,他们只代表共党。
二零零九年的十二月底,共党的审计署公布了一项调查,资料中显示仅仅是二零零九年的前十一个月,就有将近十万个政府部门和国营的企业,滥用和盗用公款的总数高达三百五十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两千四百五十亿。而这仅仅是被查出来的,究竟还有多少是没有被查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
共党一贯的作法就是可以在无中生有之中制造成就,而且是百倍千倍的扩大这个根本就没有的成就,而对于已经是人人皆知,又实在是掩盖不住了的罪行和丑闻,那是在不得不公开发布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十倍百倍的去缩小它。
共党在二零零九年,全年高调宣传经济扩张政策,声称总共贷出的款项达到十万个亿,面对如此巨大的一笔钱,以共党们的贪欲,又怎么可能只贪污了两千四百五十亿呢?连四川大地震后,海内外民众捐助的四五百亿都敢贪污掉百分之八十以上,就不难想像,二零零九年前十一个月的贪污款,至少那是要在几万个亿左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是盖楼楼倒,造桥桥跨,修路路塌这些事实了。
二零一零年的一月份,上海的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的炼乳和奶粉又被查出了含有三聚氰胺,根据上海奉贤县检察院的一份文件,早在二零零八年的十二月就发现了毒奶粉的问题了,而拖延到二零零九年的二月才开始调查,但是始终对公众保密,致使毒奶粉在市场上继续销售一年多,不知道又有多少上海地区的婴儿们患上了结石症。
二零零八年对于毒奶粉负有直接责任的质检局局长李长江,在零八年的九月二十二日引咎辞职,但仍然还是中央委员。十五月以后复职了被派往异地继续做官。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二零零八年毒奶受害儿童的家长和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人赵连海先生,因为替毒奶受害人维护权利,却在零九年的十一月十七日被共党逮捕了,这就是共党的法律,犯罪的仍然当官,受害人想申诉那就是犯法。人民在共产集权者们的眼睛里永远都是被耍弄的对象。
这两天不经意的翻看了一些朝鲜共党的资料,其中提到了一九四六年金日成篡政后公开许愿,要让在它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吃米饭、喝肉汤、穿绸缎、住瓦房,总共十二个字,目标并不高,比不上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更比不上中共的共产天堂。但是整整六十四年过去了,经过了金家父子两代人的领导,前不久金正日视察了一下自己的统治区域,说至今仍未能完成他父亲的遗训。
也就是说,至今朝鲜人民仍没能吃上米饭,喝上肉汤,穿上绸缎,住上瓦房,反而还饿死了近三百万人。古今中外皆然,所有的集权统治者,都自以为是伟大又英明,但却永远治理不好自己的统治地区。强大和辉煌那是不可能的,连人民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都做不到。
二零零九年福布斯杂志的十二月号刊登了封面文章,题目就是中国泡沫。文章直接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现状与二十年前日本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崩溃前夕的状况没有什么两样。以藉贷和哄抬为支撑的泡沫一旦破灭,后果不堪设想。
文章中对最明显的泡沫化迹像是这样说的,它说政府官僚机构强迫国营企业接受银行贷款来为自己提供资金,不顾产品的库存积压,继续扩大生产。地方政府通过向地方企业索要天价来变卖土地,并且要求企业预付税款来满足地方政府的预算。银行则是往整个的经济体系内毫无节制的巨额的放贷,贷出的资金收不回来,银行的坏账率攀升,导致银行的破产。由于人民币根本就不存在的金本位的限制,所以随便的印钞票。
二零零九年共党的所谓扩张信贷和货币政策已经造成了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达百分之十以上,同时天量的贷款已经超出了GDP的百分之七十。二零一零年共党宣称,仍要实行宽松的信贷政策,并且计划将再贷出去九点五万亿。这就是说零九年吹起来的泡沫,在二零一零年将吹的更大,企业加大库存积压,房地产价格继续炒高,银行加速破产,人民币大量印刷,并且再次贬值百分之十以上。
国债将更上一层楼,失业率继续加大,通货膨胀率迅速腾飞,苦了的又是国人民众。但是各地方政府和国营的大型企业们却是兴奋不已,只要有投资有贷款,就有贪污和卷款外逃的机会。国营的垄断企业是扩张或者是宽松政策的受益人,但是却是效益低下,设备落后,管理混乱,库存积压的也最多,职工总数高达八千万,但是却只占应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八。
中国大陆一百七十多万个中小型企业,二零零九年已经倒闭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它们不是宽松信贷政策的受益人;私人的工商业就更是被排除在外。仅仅是房地产的火爆完全是为了政治因素,人为的炒作。据了解仅仅是各大城市建造的办公楼的空置率,已经足够今后二十五年的销售了,而住宅房的空置率已经超过了一亿平方米。
即便如此,新楼扔在盖,楼价仍在火爆的上涨。国人买不起,共党就让各级政府、国营企业、保险公司和银行都贷款去购买。这种自欺欺人的愚蠢作为,仅仅是为了一个宗旨,那就是共党的GDP主义,追求GDP就是共党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其实质那就是苟延政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二零零八年的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先生说,二零一零年是中国年,不过却是朝不好的方向。温家宝最近对外国媒体说,一方面你们要求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你们采取各种保护主义措施,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排华、反华。
克鲁格曼教授对此的看法却是,人为的保持高额的贸易顺差,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说穿了,这是一种掠夺性的政策。当前多国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保护措施是温和的,也是合理的,他敦促共党改变它的货币政策,让人民币的汇率回到它应有的水平上。正是由于北京拒绝人民币升值,所以其它国家采取的温和的保护主义措施那就是完全恰当的。
克鲁格曼的这番话完全是出于经济学的角度,如果从人性和道义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会说中国大陆制造的廉价假冒伪劣毒产品,坑害了中国民众,又坑害了全世界的人民。共党坑害中国人,可是各国政府是要保护自己的公民的,那种政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人民币的币值比起二、三十年前,至少贬值了二、三十倍,贬值那就是说明了经济不好,国力减弱,于是货币贬值。二十年前五分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要花一块多钱才能买来,这只能说明经济很糟糕,而且出现高通货膨胀率。
共党是不改口的宣传什么腾飞迅猛强劲,还不过瘾,接着又是盛世强大辉煌,牛吹大了,时间长了,不信也得信,既然如此了得,货币当然就是要越来越值钱。
据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说,共党篡政后发明了人民币,当时是一块大银元兑换一块人民币,而一块大银元当时能够兑换两美元,尽管人民币在国际上不能流通,实际上那就是等于一块钱的人民币兑换两美元。到了大饥荒年代,一美元就变成了要两三块人民币去兑换了,文革结束后,又变成了四块多钱,接近五块钱人民币才能兑换成一美元。到了八十年代末换一美元那就要六块钱人民币了,到了九十年代,直到本世纪前几年,一美元那就要用八块两三毛钱人民币去兑换了。
人民币是一路贬值,共党的牛却是越吹越大。国际社会施压,二零零五年,人民币升值了,升到了今天的一美元兑换到六块八毛多人民币。吹牛吹了五、六十年,教训也不反思,也不接受,还在吹,这回国际社会又施压了。我非常乐意看到一块钱人民币兑换一美元这个汇率,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和辉煌。共党也是巴不得如此才好,但是谁当政谁就最知道自己的家底,现在一块银元是要用六、七十块钱人民币才能买来的,让人民币升值问问共党它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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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