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2月4日讯】南方，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90年代初父亲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为800元；10年后儿子又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仍然为800元。
换言之，10年过去了，两代打工者的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而这么低的收入在今天，连维持打工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即养儿育女)也非常艰难。
而这正是在最低收入线徘徊的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
23岁无锡打工者王先生：最怕的是生病
2010年1月2日， 无锡23岁打工者王先生。当天无锡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在城市忙碌的马路上，人们用大衣、羽绒服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而在这越来越寒冷的冬日里，建筑机械厂23岁的打工者王先生说：最怕的是生病。
虽然厂里发了新手套，但正在干活的他并没舍得戴，仍戴着露了手指的破手套。“冷吗？”“当然！”“为什么不戴新手套？”“舍不得，旧的还能用。”
王先生半个月前刚过完23岁生日，脸上还略带稚气，可干起活来却一点都不含糊，因为他们是计件拿钱的。但公司产品利润率太低，老板给的钱也不多。
王先生来自安徽，来无锡打工一年多，他最喜欢听的歌是《爱拼才会赢》。王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一家四口，兄妹两人。初中毕业后，他就 开始外出打工，去过苏州、南京等地。来到无锡后，他开始学习干车床。“干这个活，夏天和冬天最不好受。夏天车间里没有空调，热的浑身是汗；冬天车间里没有 供暖，冻得透心凉。”说着，他摘下手套，露出冻得通红的双手。笔者戴上他的白线手套，摸了一下一旁的零件，的确，手套几乎没什么抗寒的作用，寒冷依然渗透到手心。
虽然在外打工有时会累一点，但他说，每月领工资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觉得辛苦没有白费。当谈到在外打工最担心遇到的事情时，他说，“最怕的 就是生病”。因为打工挣的钱一个月才1000左右，除去每月固定开销外，根本剩不了多少。一旦生病，小病还能吃点药扛过去，要是严重的话就只能到小诊所里 输液打针什么的，误工不说，光看病的钱就让人难以承受。
苏州42岁的打工者朱先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带工资回家过个好年
2009年12月20日，苏州42岁的打工者朱先生。采访朱先生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笔者眼前是一排低矮的简易房，屋外用蛇皮布遮盖起来，工 人们说，这样能挡风。房子没有门，蛇皮布卷起来再盖上几块板，就是最简单的门。工棚里，一些民工的床上放着新买的被子，几位民工正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屋外一个工人正在洗衣服，他就是朱先生，42岁，来自湖南，已有20多年的打工史了。朱先生说，老家的温度与苏州只差几摄氏度，但是苏州的冬天 更阴冷。“每人发了两床被子，但还是冷，所以很多人自己又买了被子。”他们每天6时出工，17时下班，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广播。为了第二天精神好，很多人 20时左右就睡了。“冷水洗衣服很冷吧？”笔者问。“这点算啥。”朱先生说这话，一双大手就伸了过来，手上尽是老茧，还有一条条裂开的口子。朱先生说，他 们的手早就经过风吹日晒的磨炼，不仅不会轻易破皮，就是放在冰水里，也不觉着凉。
朱先生家里有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平时想家的时候，他就翻看存在手机里的孩子与老婆的照片。“这是我儿子，这是小女儿，都挺乖的，呵呵……”朱先生说话时，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在外打工他就靠这些照片抚慰心灵。
朱先生说，在外面打工肯定是苦的，但为了挣钱，也顾不上那么多。工程快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带着几千元钱回家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着打工挣来的工资回家过个好年，把家里的老房子翻造成新房子。但不知道包工头能否在回家过年前把自己一年的钱给结清。
上海50岁的刘先生：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2009年12月10日，上海50岁的刘先生。刘先生学法律出身，在国企做法务工作，他所在的国企经营状况比较差，不过也没亏损。收入不高，年 薪福利加起来也就3.5万的样子。刘先生的老婆收入也不高，在一特大型国企，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就做些辅助后勤工作，收入就在1.5-2万左 右。孩子上初中，又刚买了房，所以有点生活压力，年节余大概就在2万左右。这在房价高达几万元的上海基本就是城市贫民。
“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对收入分配，刘先生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的价值，因为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刘先生说。
──转自《观察与思考》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