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31日讯】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在12月19号结束的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大会，在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指望达到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是这样？联合国召开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到最后几乎是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在会议结束的时候，12月19号发布了一个《哥本哈根协议》，这个协议既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基本上是一些国家自我承诺，也没有国际的监督，所以最后这个协议只是成了一种外交辞令似的表态。也就是说，本来计划在各个国家当成达成一个减少碳排放量的计划目标并没有实现。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提出一个新的减碳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是今年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全球气候暖化首脑会议上面提出来的，就是中国要在减少碳密度的基础上，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次他们就提出来了以GDP单位排放量来减少40%到45%，这是以2005年中国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数的。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的时候，十五年之内要把这个以GDP为单位，计算的碳排放量减少40%到45%。事实上在十五年之内，GDP的总值会增加很多，因此总的碳排放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很多。
关于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的关系已经被关注了很久了，当然有各种提法，其中主要的一种提法是温室效应。但是最近这个事情成为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大事情，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进展，一方面是从表面看全球的暖化现象确实好像很严重，你看像北极，今年可能就有夏季无冰通航的这种可能性；而南极冰的崩裂甚至有大块的冰山漂移到澳洲；海平面也有上升的趋势；非常著名的威尼斯水城已经反复被淹，今年就被淹了好几次了；另外有一些太平洋岛国由于海水的上升，有消失的可能性。
美国的前任副总统高尔他拍了一部关于全球暖化的纪录片，叫做《不愿面对的真相》，还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由于高尔本人的身份对这部片子的推动，所以使得全球暖化的现象被很多的媒体和民众所关注。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争议的。第一、这个全球暖化究竟是一个自然变化的过程还是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增加引起的，因为地球其实在过去的几万年当中也有过多次的气温的上升和下降，并不是到工业化发展到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另外就是二气化碳的升高究竟和气候变暖有没有关系，全球暖化的现象是不是被夸大了等等。那么这一次在哥本哈根会议场外抗议的人群当中，就有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而且持有不同意见的也不仅仅是一般的民间人士，也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对这个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这里的观点非常多，我们今天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都是属于专家去讨论的，这是一个专业问题。我们就想看看，二氧化碳既使不导致全球暖化，这个二氧化碳主要的来源实际上主要是工业上的排碳而不是人呼吸的排碳，工业排碳是化石燃料燃烧以后的结果，即使这种排碳的过程不会造成二氧化碳增高引起的全球暖化的话，在燃烧的过程当中排的还不仅仅是碳，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污染环境的因素。
同时，除了在化石燃料燃烧过程当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因素之外，这种工业生产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各类的化学物质对我们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污染，这种工业化所带来的污染即使排除了二氧化碳和全球暖化的关系之外，也是对人类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种污染有没有可能得到控制？它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他们提出来的减碳可以阻止全球暖化的话，这个减碳的目标能不能实现？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历史上比较重大的事件。第一个想谈一下美国的作家，她其实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她写的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这个《寂静的春天》在中国已经编入教科书了，我想大家都知道。她主要是描述了以DDT为代表的杀虫剂广泛地使用以后对鸟类、动物所生活的环境所造成巨大的难以逆转的危害。这本书发表以后对整个美国和全世界，主要是工业国家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它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想看一看它是一个什么过程，这本书怎么会发挥它的影响力，这个今天看来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有人发现鸟类减少，鸟类减少很重要的因素是鸟蛋的蛋壳变薄，而不能够繁殖下一代，所以首先由蕾切尔．卡森这个人自己开始调查鸟类受到DDT污染的影响，个人调查以后就发现了问题，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她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刚才提到的《寂静的春天》这本属于科普方面的书籍，来唤起公众意识。这本书发表以后就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国都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化工企业，特别是生产农药的企业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利益集团就去对她个人进行攻击。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在1962年发表的，到了62年年底的时候美国各个州陆陆续续就有四十多个提案，限制杀虫剂的使用。
这本书发表的第二年，就是1963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农药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这个独立调查的特别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证明农药对人类和环境，确实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导致后来成立了美国的环境保护署，一直到1972年美国全面禁止DDT的生产，这个期间一共用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之前已经对各种有害农药的生产有了很多的限制了，所以总的来说，从发现问题，把它发表出来到最后禁止生产，纠正这个错误所花的时间并不是十分太长。
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利益集团总是存在的，不管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在其他的国家，他们都是存在的，而且他们都要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危害公众利益的，这个没有两样。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这个有害的东西给禁止了呢？
在每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本身都是矛盾的，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它的失业率比较高，或者这个地方没有开发的话，往往这个地方的居民欢迎一个大的企业或一个大的公司到这个地方来设厂，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但是如果说所设的工厂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污染的话，那么即使这个地方的居民有机会就业，有机会来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话，很快就会发现实际上生活素质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如果把这个环境包括空气、水源这些都看成生活的素质的话，那么他的生活素质由于给大家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来临并没有提高，甚至有可能下降。
所以在欢迎投资、就业机会增加同时又会要求减少污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是正常的过程。但这个正常过程他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我们从刚才讨论《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对杀虫剂禁止使用看，第一个，反对者、反对污染的这些人他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查，也可以自由的发表他的观点。就像蕾切尔．卡森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一样。第二是公众有机会听到各种声音。这本书发表出来以后翻成各种文字在各个国家都是公开发行的；公众还有机会，你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主办一次公开的辩论会，由蕾切尔．卡森和化学公司派来的代表在电视上在全国的观众面前进行公开的辩论。让大家有机会知道各方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三，公众的意见怎么来表达呢？他们是通过立法来实现的，在美国除了联邦立法之外，各个州可以自己立法，来对这些杀虫剂的生产限制。所以公众的意见很快的就在当年通过在各个州里的提案来实现。很多州逐渐的就通过立法，最终联邦也通过立法，这是专家或发现问题的人的意见被公众听到以后，公众如果认可了他的意见，如何来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并付诸实践。也就是说他们的观点最终不仅仅是观点而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或者是法律。
最后一个就是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政府应该是并不是完全站在消费者这边，也不是完全站在利益者这边。政府在这边来说相对是中立的，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早期的时候农业部是比较站在杀虫剂生产厂家的，但相对来说因为政府并没有非常深的政府的利益在里边，而且政府要受到选民的监督、要受到立法机构的监督，所以政府就展开独立的调查，在这个事件当中。而一旦法律通过以后，政府是执行执法，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很多杀虫剂的厂家不得不关闭，或是转移到国外去。所以他有个执法的过程。
那么下面就有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州，一个州先立法以后他就把这个污染的企业排除出去他这个州，当这个国家都立法以后，那么这个污染企业就排挤出了这个国家，但是这些企业没有完全禁掉，像DDT现在在全球是完全禁掉了，但有很多有毒的排毒的企业并没有完全禁掉，而是转移到了在这些方面立法不严、或执法不严的国家去了。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在美国早期就把这种跨国公司签出去叫外逃公司。他们是逃避美国一方面是高的人工费用，一方面是严格的环境限制，就逃到其他国家去了。这时候在有些国家他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能快速的发展起来，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经常是引进了污染。中国这个情况是比较明显的，目前中国的情况要远远的比当时美国要严重的多。一个是现在评出的全世界十大污染的城市当中，中国就占了七个，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达不到中国自己制定的国家二级标准。这个国家的二级标准比起国际上的标准要低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自己来测定空气中的微粒，而且他们自己发表。北京的很多人他们看北京的空气并不是看北京市环保局发出的空气微粒指标，而是看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指标。就是因为标准不同，还有一个发布出来的实际测出的数据也有很大的差距。
目前中国在河流和湖泊已经是全面污染了，这个污染情况相当严重，造成日常的用水都很难达到标准了。而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由于环境污染，现在癌症患者非常非常多，而且年龄越来越小。癌症村现在已经不是很希罕的事情了，在各地都已经大量的涌现，这也被人称为一大奇迹。就是经济起飞是一个奇迹，癌症村也是一个奇迹。
有人就说了，与这么严重的环境恶化相比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环境保护意识都没有跟上、远远没有跟上。事实上我认为这句话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在中国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是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它是反对治理的，这是和其他国家企业都是一样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并不见得好，只是在政府的立法和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有所收敛。
而在中国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政府往往和企业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政府在这里并不是担任中立的、仲裁的角色，而是站在企业这一方。它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利润，就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入往往是需要这些企业的。这些企业如果全面的治理以后必然会减少利润，而使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受到影响。因为本来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处于低端的企业，也就是它的利润的空间本来就很小，如果说再去进行治理的话，那可能利润就更低甚至不可能上交给财政。
另外一个还是GDP 的动力，就是各级官员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GDP来实现的。到现在为止即使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了，衡量今年有没有走出衰退，有没有在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一枝独秀，其衡量标准仍然是说今年中国GDP可以达到保八，所以还是以GDP作为标准的。
这些污染企业往往是当地GDP的贡献大户。所以在多种因素影响之下政府就变成一个企业的利益共同者。而要求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中国的民众，在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这个问题上变成弱势群体。
这里的例子就很多了，有比较成功的，厦门在PX工程的时候，厦门组织了“散步抗议”，很多人通过手机短讯在同一时间出去散步去，后来给政府施加了非常大压 力，最终决定PX工厂就不在厦门附近设立了，这是一次成功的例子。这一次成功的例子证明了中国普通民众其实环境保护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并不希望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有这么严重的污染源存在。在更多的情况是他们无能为力而已。在2008年的时候，上海的磁悬浮机场联络线沿线的居民也有几千名到人民广场和南京东路进行散步，抗议这个项目。
也就是说民众在环保方面他们在环保意识其实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其实也不是个环保意识，而是这种污染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命，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了、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所以并不是民众没有环保意识，因为实际上环保最终能够解决普通民众的生活素质的提高，或者不下降。因为生活在这种污染环境当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实际上严重的环境污染因素并不是在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上面，而往往是在民众要求减少污染的这种呼声不可能变成对企业的限制，其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在中间作梗。
像这个月就披露了多起在中国大陆的铅中毒事件，这个铅中毒还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很多地方。今年披露的有河南的济源市有很多村发现严重的铅污染和铅中毒。而福建的上杭也爆发上百的儿童铅中毒。另外在湖南的武冈市也有上千的儿童铅中毒，而这种铅中毒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获得适当的医疗和补贴。也就是政府对这方面并没有介入到帮助这些受害者，而且政府也没有强迫造成这些污染的企业来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补偿。
不仅如此，很多当地政府是把受害者当做不稳定因素来进行打压，来限制的。它们认为民众要求治理污染或赔偿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对当地安定的危害因素。你像湖南武冈市的几千儿童铅中毒事件，政府就居然贴出公告说抗议的受害者家长是法轮功学员，就把这些来抗议污染企业的家长以打压法轮功的名义进行抓捕。
用这种政治迫害的方式来压制民间抗议污染的权利，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把一般的污染问题政治化了。这个政治化是当局所造成的。用政治迫害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污染中毒的问题，反而是鼓励了污染企业。民众既没有通过所谓的代表来立法，因为代表并不是他们选出来的，也没有抗议的权利。因为一抗议就被栽赃成敌对份子或法轮功学员来进行打压。
所以它不可能像其他的国家在治理污染的过程当中，民众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通过影响舆论的方式来对污染企业施加压力，或来执法来阻止这种污染继续发生。但是这种打压的方式却事实上封了民众和媒体的嘴，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形成民间的力量来对抗污染的企业、对抗污染。当污染的企业、污染的公司和政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会用政权的力量把污染的问题政治化，然后来封别人的口。
在中国，错误的决策，一旦是政治正确的话，那么民间根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性，不存在“纠错”的机制。黄河的三门峡当时建完以后就知道是个重大错误了，但是因为政治正确问题，不能把它炸掉、不能把它拆掉。黄河三门峡的错误并不能够阻止长江三峡大坝的错误继续发生。长江三峡大坝所引起的生态灾难、环境灾难，还有移民灾难等多重灾难现在才刚刚开始。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环境污染，包括碳排放量，如果碳排放量确实可以算一种污染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方式来解决。而土地和水源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属于区域性的。但是大气的污染和大量的水源污染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就是全球性的了。这个就没有办法阻止，没有办法把这个污染限制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再一个，大气是飘移的，海洋、水流是飘移的，所以转移污染不再是安全的了。因为资本本来是不会自我约束的，它是需要法律约束的。而接受污染的这个国家，其实这个政权它是有义务有责任来检验这个污染，来阻止污染的。但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愿意这么做。
去年美国环保署长约翰森他就提出来，在东西海岸都测出来来自中国的化学物质和微粒，而美国高水平的汞的沉积物也来自中国和印度。问题是如果说这些化学物质和微粒和汞的沉积物都已经到达美国了，那可想而知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物质的含量有多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居民早就成为这些化学物质、微粒和汞的受害者了。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办法去治理？事实上在中国大陆这个问题已经不只十年了，在十年、二十年前就有很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类有没有能力来救自己？因为当涉及到全球的问题的时候，联合国在没有得到各个大国的支持的情况下，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次哥本哈根的大会就再次的证明了这点。
那么国际监督，在不愿意配合的国家，打出的招牌是什么呢？是主权。就像这次中国它打出的招牌就是主权，就是不容许国际社会来监督，因为这是主权问题。而本国的受害者由于政权的原因，他没有能力、没有力量来对抗利益集团和政府的联盟。
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它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它的末日心态就是只要能够保住它的政权，只要能够把GDP搞上去，只要能够让大家觉得物质生活有在改善，哪怕它死了以后洪水滔天，它全然不管的。在中共看来它的政权要高于人类的根本利益。既然本国的受害者没有能力去对抗，而国际社会又没办法去介入，全世界只能坐视这个情况变的越来越糟糕。
所以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所有的人的利益都已经通过全球一体化连在一起的时候，发展和主权，可能最后会成为人类无法自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