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4日讯】中国的《小康》杂志最近发表长篇文章，报道中国官方如何应对网络媒体兴起冲击的方式，其中包括：建立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开通网上信访渠道等，以占据网络舆论的主动权。对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广东的律师唐荆陵和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就互联网对给中国社会的冲击，以及中国官方的应对方式等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的《小康》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封面故事很大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的网络，反腐风暴，从网上的信访，网络发言人制度、网上反腐、网上执政、网络监督等等。说中国今年有很多高官因为在网上他的腐败行为被曝光结果下台了。唐律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这个互联网对中国现在这种执政模式是不是有很大的冲击和很大的影响？”
唐律师：“对，我同意这个判断。就说互联网它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因为我也算比较早期的一位网民，在中国大陆我上网的网龄也快接近十年了。那个时候的人数只有几百万到上千万。现在上网的人数已经很多了。并且上网的这些公民他本身教育呀，他所拥有的财富啊，他的地位都是在中国算是比较高的。他们在网络上自由的发言，就说当然我说的自由只能是相对了。网络的封锁经常是一个拉锯战。但是这个总的态势是网民的空间还是会扩大一些。同时呢也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我想这个趋势呢并且会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您觉得对政府的影响呢？政府他们的这种反应。”
唐律师：“早期来讲，政府对网络是采取一种攻势的。但今天这已变成一种互有攻守的局面了。就说政府可能会攻击一些网民，比如说网民可能会被抓，有所谓的跨省追捕的这些案例吧。当然总的来讲，这些案例比早期要少了很多。另一方面呢，网民也开始进攻性的了，那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针对一些省部级高官甚至级别不是很高的官员，因为在网上曝光了嘛，他失去职位或引起了一些制度方面的改变，这都使政府呢也不得不适应网民所提出的意见。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上了。”
记者： “ 章天亮先生，你也是比较早期上网的网民之一，您怎么看网络对现实的这种影响？”
章天亮：“我同意唐荆陵律师的看法。但是我想从另外一方面也谈一下。其实网络它在反腐方面它有二个问题存在。一般来讲呢，揭露的官员级别不会很高。因为这些人他们对网络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市的市长腐败了，我可能只能控制我这个市的网络，但是我控制不了省一级或者其它别的城市的网络。但是如果是省部级的高官，甚至是更高的高官，他如果有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的话，你在中国的网络上是看不到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老百姓的时间和能够投入的关注度是有限的。比如说今年我们看到的邓玉娇这个事件出来之后的话，很多网民对她很关注。但是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每年我想可能几百，几十万件这种冤案的话，它也只有一件引起这么大的网络效应。大部分这种是不能被网民看见的。我想这种社会不仅仅需要舆论的监督，那麽其实还需要有一些公正的司法和权力的制衡。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仅仅靠舆论监督的话，并不能够产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记者：“就是说必须还要有一些制度上的一些安排。”
章天亮：“对，是这样的，通过网络反腐能够抓出来的只是个别的。所以说我想如果制度改变的话，仅仅依靠监督的话应该是进展是很缓慢的或者是很有限的。”
记者：“我想问一下唐律师，就是中国政府也在网络上想形成一套制度。比如说网络的举报、网络的监督或者是网上发言人呐、或网上的信访就是说这一类的。是不是中国政府也希望适用网络的这种新形式？”
唐律师：“你提到这一部分呢，它这个不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这只不过属于说信息的收集和发放的渠道，它去扩张了一些。这可能以前通过纸面媒体的发布，现在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发布和搜集信息。这个层面上它没有制度创新的。我理解的话，它这个网上举报，网上的发言人呐，这个不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政府对一种新的潮流的认可。这个目前来讲，在制度上它是被限制、被封锁、被打压的。但是毕竟比以往的空间要强。比如像纸媒体的话，或者说无线电媒体那都是中国控制的，跟人民没关系。但是这个网络可不是这样。中共它不能凭着它单方的意志去行事了。这是网络它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记者：“对。所以它文章里也谈到说，很多地方政府有一个叫网络焦虑。”
唐律师：“因为它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嘛。现在就是人民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有一定参与的空间了。至少来讲他可以发表意见了。不一定能够改变你官员的看法怎么样，但他已经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记者：“像这个互联网在美国更发达，也产生了对这个政府执政的一些冲击。但是跟中国比起来差很远。我想章天亮先生你能不能谈谈，为什么在中国冲击那麽大？在美国就没有那麽大冲击？
章天亮：“我觉得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它本来就是双向的，就是说政府有发言人可以讲话，老百姓他可以自己办自己的媒体。就是说有什么话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电视台或者自己办电台或者报纸来讲。那麽同时老百姓他一直是有这种游行示威和各种结社、集会的自由。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执政者来实行压力。所以说，网络的话呢只不过它变得更多样化一点。但它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实际上是由单向变成双向的流通。这种是产生了一个本质的区别。”
记者：“唐先生你觉得中国政府是不是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能够夺回网络上的主动权？”
唐律师：“这方面就太多了，因为我作为一个在大陆来讲算是一个老资格的网民呐， 这个就太多了。整个过程我都算一个见证者之一嘛，有些场合是属于比较前沿的见证者了。我最近的判断是这样的，最近的这一、二年应该讲是在言论自由领域进行一场决战。中共可能会最后孤注一掷对网络进行封锁。最近它采取的JFW这些措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决战的结局我认为已经很明了了，它会失败。
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会逐渐地确立下来。因为言论自由我不是指的在法律的意义上确立言论自由，是指的在行为事实上言论自由它将会确立下来。这一两年它可能会对言论自由人士采取刑法或者其它的追究措施来进行一次比较严重的打压。但是，现在整个民间的这个思想以及勇气改变程度呢，可能会让它这种打压彻底破产。”
记者：“因为互联网本身带来的就是开放，这个社会舆论结构的一种改变，很难改变，您是这个意思。”
唐律师：“特别是现在这个传播力度的变化，在技术上它已经很难实现这种控制了。”
章天亮：“我觉得通过对网络的控制是有三种手段。一种是封锁，就是不让你接触到海外的一些网站，它不希望你看到的一些网站。还有一种方式是转移你的注意力。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误导。它通过它的一些我们说的‘五毛党’去讲一些政府希望他们讲的话。”
记者：“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唐荆陵先生，也谢谢章天亮先生。”
您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广东律师唐荆陵和在美国的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讨论。
──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