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澳洲珀斯编译报导）日前，北京经济咨询公司龙州经讯（Dragonomics）的总裁葛艺豪（Arthur Kroeber）和瑞士银行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分别对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剖析，二者分析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却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没有引发普通消费者相应的收入增加，非民选的政治和企业精英囤积由此产生的巨量现金收入。除非精英们愿意放弃，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消费型社会。而一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因美国为首的西方借贷消费不能持续而死亡，就意味着低增长和日趋减少的大宗商品进口。因此过于重视中国消费者拯救世界经济抑或只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能力，那是非常不明智的。
葛艺豪：社会福利缺失 造成个人储蓄率居高
葛艺豪的根本观点是：由于缺乏一个像样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络，个人储蓄很多。实际上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民选国家，因而没有伴随民主选举的那种正常的逐渐升高的福利转移。
葛艺豪11月12日晚在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Austrade）的一个小型聚会表示：“过于重视中国消费者拯救世界（经济）甚至只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能力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他指出，我们根本不能期待中国人取代过度借贷的美国人的根本原因都与民主的缺失相关联，这令人感到惊讶和担忧。
葛艺豪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头，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基于债务的消费热潮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由过去30年的每年平均10%会降至8%，然后降至5%。他说：“中国过去依赖出口，现在它必须依靠国内消费，但是其经济结构却不允许。”
有两件事减少消费：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消费型中国人”（相对于只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生存型中国人”而言），但他们并没有多少可支配的钱，也很难得到多少钱；第二，由于中国缺乏一个像样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络，他们需要存钱（为养老、医疗等）。
安德森：企业储蓄和过度投资
安德森的根本观点是：中国企业储蓄和过度投资，是因为他们归政府所有，从不支付任何股息给任何人。
瑞士银行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本周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的文章将储蓄问题做了比葛艺豪更进一步的分析。
他认为，缺乏社会福利安全网络也不是主要问题–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在那些社会（福利）指标明显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喀麦隆、埃及、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蒙古、菲律宾、泰国以及其余的数十个国家没有看到更高的储蓄率？”
安德森说，尽管在中国个人储蓄率非常高，“但真实的故事是企业储蓄总额突然上升，2007年猛增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6%，而在这个10年开始时约占GDP的15%。”
安德森把中国看成沙特阿拉伯。当这个国家找到石油，其贸易盈余突然大增，由于出口收入堆积在政府和石油公司的保险箱，国内储蓄同样巨幅增长。“而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却急剧下降，因为实际上只有一小小部分的出口收入会到沙特家庭的袖珍支票簿上。中国同样如此，唯一的区别是把石油换成中国的钢铁和基础材料。”
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
葛艺豪说中国的家庭不仅没有得到什么钱，他们还有一个很低的“边际消费倾向”。
听到这个观点，昨天晚上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的讨论参与者之一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中国有一个相当于美国全部人口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他们购买汽车、冰箱、其他消费品和耐用品？
葛艺豪回答说，实际上算得上“消费型中国人”（相对于“生存型中国人”而言）的只有约1亿2000万，大约4000万个家庭。每年其可支配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接着又有人问：“是这样的，但购买力平价如何，5000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比在美国要高的多吧？”
葛艺豪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说，因为没有适当的数据，购买力平价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根据《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指数，人民币被低估30%。但实际上低估与否取决于产品，但用同样的方式使用星巴克咖啡来评估，那显示人民币的低估是零。
然后他讲了一个理发的故事。据官方统计，在北京你花3美元可以理发，而在纽约通常的理发费用是30美元。但是葛艺豪曾经试图在北京花30美元做一次体面的理发（重点是体面），却找不到。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一家理发店花了70美元理发。
葛艺豪指出中产阶级需要为退休和医疗作储蓄，因而缺乏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产品也不容易。4000万“中产阶级”家庭中的75%分布在三个相隔很远的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葛艺豪说：“如果你换位到欧洲，就相当于是4000万人在马德里，4000万人在贝尔格莱德和4000万在莫斯科，而中间什么也没有。结果就是：在中国，单位物流成本非常高。”
安德森的基点有所不同，但同样有趣：“重工业供应和出口的激增热潮没有引发普通消费者相应的收入增加（如果说存在增加的话），这些大多是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司，其实在中国的情况‘国有’两个字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对收入剩余的索取权。国家通常不收取股息，小股东通常是很小并且分散，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公司除了再投资或简单的积累资产外，不知如何处理利润。”
因此，要使中国的消费量从根本上增加，需要做两件事：改革企业所有制，迫使更多的利润分配给民众；更多政治民主，使中国领导层被驱使着将更多的钱转向社会福利。
换句话说，非民选的政治和企业精英囤积巨量现金。除非他们愿意放弃，中国不会成为一个消费型社会。一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死亡，就意味着低增长和更少的大宗商品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