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9日讯】几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宣布要在全国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并声称“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至少使1.4亿农民受益匪浅。用百度搜索，有关这个话题的文章竟然多达299万篇。但最近有几篇只能在个人博客里有限流传的文章，却让所有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与不少“三农研究”的文章黯然失色。
他们都非“三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只是出于对故乡未来命运的忧虑，写下这些注定只能发表在博客里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写作风格不同，有从生老病死与教育等各个有关民生的环节谋篇布局的，也有以白描方式记叙的，还有根据本人经验加上全国各地调查实录综合考虑而撰写的。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文章当中好几篇都使用了“衰落”、“死亡”与“救亡”，这类辞汇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深深焦虑。
考虑到舆论与舆论工具均受到严密控制的现实，在299万篇对20多篇的这种严重不对称且呈强烈对比状态的资讯中，我凭自己多年积累的常识，知道这有限的几篇谈的才是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些文章揭示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拣事关中国农村未来命运的几条择要述之。
一、农村的教育问题
这些文章的作者不约而同地对农村教育表示担忧。谈到自本世纪初高等教育产业化以来，大多数农民对教育价值的裁断是以受教育之后能挣多少钱来衡量。当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极为困难之后，农村里弥漫着轻视教育的情绪，认为教育无用，还不如趁早外出打工挣钱生孩子来得实惠。这种认识又左右着农村人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对教育的轻视并非只发生在几位作者的家乡，而是所有的农村地区，并有教育部门的调查资料作为证据。早在2005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郭书君就在其文章《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中指出，1999年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增长到2.7%，城市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7.7%增长到26.5%。虽然都在增长，但城乡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南开大学近3年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农村新生比例为30%，2007年这一资料为25%，2008年为24%，下降趋势明显。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几年的统计则显示，农村新生比例最高时也不超过1/3。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加深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不想不愿不得不说的中国农村之现状》一文的作者说，“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联合国及发展经济学均奉为宝典的长期反贫困策略（教育为本）在中国由于制度原因而失灵。确实，一个大学毕业生连就业机会都没有，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的社会，活得清醒的人也许比糊涂活着的人更为痛苦。
二、村干部的腐败问题
上述文章几乎都谈到了村干部的腐败与不作为问题。村官的选举依然是上级指派，村官们普遍滥用权力，只是由于各地的资源情况不同，村干部用以营私的公共物不同而已。安徽东北部那个村里，“低保”成为“村官手中拉拢与安抚村人的资源，想给谁就给谁，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火葬的规定只是使农村干部与火葬场多了一道寻租的门径。苏北那个行政村的村委会除了收费这一功能之外，其他的社会功能名存实亡。陕西作者谈到，即使是调解邻里纠纷这类事情，村委会都不起什么作用，村民习惯性地找“黑社会”摆平。对于村官的腐败，农民们只好忍受，“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
村官腐败并非只发生于作者们的故乡。中国总计有68万个行政村、500万名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内的村官，他们掌控着农村政务乃至9亿农民的生活及生产资源。近十几年以来，村官群体的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调动10部委组成督察调研组，分赴海南、青海、湖南、辽宁、山东等8省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
这次大范围的调研统计资料表明：违纪违法的村干部主要是掌握实权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尤其是村支书兼村主任的“一把手”，成为“村官”犯罪人群的高危类型。2008年，中国立案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1,712名犯罪嫌疑人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即村官群体）为4,968人，占42.4%（其中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
各地村官利用出卖出租土地大发其财的故事到处都有。广东媒体报导那些动辄上千万的村官腐败案件时发出的无奈感叹是：“权力不受制约，老鼠虽小亦可吞天”。
三、农村人际关系恶化、文化低俗与农民的好赌
上述文章的作者好几位都谈到农村人际关系恶化、缺乏同情心的问题。苏北那位作者在怀念他小时候邻里望相助的往事时，指出“现在却变化很大，就恨不得你家出什么事，走路不小心踩了别家一棵庄稼，要骂上半天街。为了田里你家多种一行玉米，他家少种半行玉米，能吵半天架。然后他家也种上一行，于是排水沟、田间小路就这样没有了。”色情玩笑在农村里一如既往，新增加的内容是色情表演。赌博之风在农村蔓延，“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当地派出所将抓赌当作创收门路。“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对此，安徽作者感叹说:“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陕西作者引述其家乡老村支书的谈话，对现实作了个总结：“如今是什么社会？说穿了还是人吃人的社会。而且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厉害。以前人吃过人后，还得吐出骨头来。现在人吃人后，吐出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经验和知识。抢劫和杀人会被当着推动改革发展的成绩和功劳，鲜血和尸骨会被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和标志。”
农村人际关系恶化，其实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研究者一向认为，中产阶级因为都是依靠个人奋斗，独自在职场打拼，因此普遍有孤单感与无助感；而社会底层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往往需要抱团，因此反而不象中产阶级那样孤独与无助。但中国农村的现实却否定了这点。
四、“三农研究”正在沦为一种话语范式
这些作者都非专业研究者，不需要考虑主流话语与课题要求，因此直白道来。陕西作者写道：“国庆60周年的假日，我是在农村的家中度过。这里没有一丝节日中喜庆欢乐的气氛，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令人窒息的空气。生活中太多的苦难与不公，让许多人陷入了无助与绝望。一张张麻木机械的面孔上，已经隐隐的流露出死亡的阴森和恐怖。
而在这背后，似乎正孕育着一种足以改变和毁灭一切的力量。”安徽作者认为，对农村问题“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他对“三农研究”颇有微词：“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的文本可谓汗牛充栋。对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现状的读者来说，可阅读的资料至少有几类，
一是供职于政府研究机构与大学的学者研究，这类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领域，也有个专门名词，叫做“三农研究”（即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合称），在这种叙事分析版本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政府各种农村政策（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养老保险等政策的推进）的诠释，当然也会谈到一些不足，但比较次要且处于政府正在加以关注改进之中；
二是少数学者的调查，比如于建嵘有关乡村社会黑势力的研究与肖唐镖等人对乡村选举的调查。这类调查研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切入，让人们看到了农村社会潜伏的结构性危险；
三是各类揭露性的农村问题报导，比如各地村官的严重腐败问题；
四是一些乡村出身的知识者写的文章。这种文章属于白描性质，从中能真切感受到农村的真实生活。它们不见载于公共媒体，幸好网路为它们提供了一席生存之地。
第一类文章居于主流地位，占用的研究资源最多。但它们反映的正好是第四类文章作者们写的那样“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真正有忧患意识且接近现实的是后几类文章。
这些文章揭示了一个事实，中国农村在公社撤销之后的再组织过程中陷入失败的真实命运，农村成了被中国现代化列车甩掉的数量庞大的破车厢。但这些车厢不是空的，上面乘坐着中国约占中国总人口65%左右的人口。“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而不少农村青年的前途，正如陕西作者在文末写的那样：“天苍苍，野茫茫，大家一起做流氓。”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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