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5日讯】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在北京甲型流感爆发的情况。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两件事情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和目前北京的整个气候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在这个甲型流感爆发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应该注意的，特别是作为当局来说要特别注意的，但是北京当局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在普通的流感或者是甲型流感爆发的时候应该是禁忌的，这两件事情都和政治有关系。
十一前后高度集中的人群
第一件事情是和十一的游行检阅有关，大家知道在甲型流感开始第一波的时候，就是今年春夏之际，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预测说这个甲型流感的第二波到秋冬的时候可能会重新来临。事实上在十一游行检阅之前，可以认为第二波的甲型流感已经开始了。
在十一检阅之前有很多的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集中训练游行检阅，非常容易引起甲型流感交互感染而导致大爆发的。这个情况在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事实上这一次甲型流感开始的时候，就被称为猪流感，很多人认为它的突变的情况和流行的情况，可能和1918年的世界流感大爆发有相似之处，所以才会引起国际上如此的警惕。
在1918年的时候，当时所谓的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已经开始袭击美国了，但是在这时候费城在9月20号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大游行，那个时候是鼓励大家买债券的一次游行，有20万人参加。到现在为止都没法确认当时费城为什么会成为整个美国“西班牙大流感”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这和9月20号二十万人聚集参加游行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么多人在一起,导致很多当时已经感染的病人有机会感染其他人，成为一次互相大感染的机会。
到了10月1号也就是十天以后，费城正式被西班牙流感攻陷，大爆发，在一个月内费城有1万1千人死于流感，其中在10月10号这一天就有6、7百人死亡，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次流感和群众大规模聚集可能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案例。
按说起来的话，就是作为一般不是这种大流感流行，也不是突变的株，就是一般季节性流感的话，大家也知道一般的常识是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尽量的减少大规模的群众聚集活动，这是不需要高深的科学知识就能够知道的常识。
事实上，有很多专家也有很多民众，对于这么高度的民众聚集提出过疑问，不过这个关系到中共当政60年歌功颂德的大事情，这个阅兵显然是不可能被任何事情干扰的。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流感是小事，阅兵是大事。流感爆发这样的小事情是不可能去阻止阅兵这样的大事发生。
况且，在天安门检阅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在观礼台上的贵宾们，他们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他们并不在十一之前的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准备进行检阅的人群当中，所以他们是不用担心的，因此停止十一的阅兵和检阅这是不可能被考虑因素。
事实上，在后面北京市公布的疫情的报告，就是就诊的人数。这些就诊的人数主要集中在单位还有学校，甚至是在人群比较集中，而且易感人群的地方进行统计的。那么就是这样的统计，而且是个非常不完全统计，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北京市流感的病例的增加，是和流行前十一活动前的群众的大规模聚集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24号到9月6号这一段时间，14天之内新增加的病例是228例；到9月7号和9月20号的时候，这14天新增的病例就是837例；也就是说在9月中间这一段时候，新增的病例一下子就翻了3到4倍。而到9月21号到27号这段时间，他们没有公开这个数据，但是经过前后推算大概增加了864例，正好是大型活动期间。9月28号到10月4号，这一段关键时候也没有公开，但是经过前后的推算，这14天（9月21号到10月4号）新增加的病例是将近2千例，也就是突然增加了2到3倍。而到10月5号以后，14天之内新增加的病例公布的是1千多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0月1号的前后，新增加的病例是最高的。当然到了23号有一位甲流的重症患者死亡。
只有2-3天临床试验的甲流疫苗
事实上，当然知道根据北京观察到的这个流感的病例，要比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数字要远远的高的多。既然说这十一放弃检阅这样的想法是不能被考虑的，那么有没有替代的方法呢？在十一之前，中共决定把当时已有的疫苗在北京，特别是在北京易感人群当中，尤其是在参加检阅的队伍和大、中、小学学生当中进行广泛的接种。这个大规模的接种计划，当时也是考虑到了北京十一大规模人群聚集。
而且另外一个因素是，在中国，大家知道首先要保的是北京，甚至在SARS的时候大家记得有一个叫防SARS护城河工程，就是阻止当时的SARS病进入北京，这是一个比较荒唐的。防止疾病的传播当然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防止疾病进入北京这种想法却是很奇怪的，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要建成一个堡垒来防止疾病的入侵，而让疾病在非大城市地区进行广泛流传呢？不知道这个设想是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但是在北京进行大规模的接种疫苗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卫生部长在9月8号宣布疫苗经过临床试验证明是安全有效的。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甲型流感的病毒毒株是6月8号从世界卫生组织得到的。那么也就是说，从得到病毒的毒株到宣布疫苗已经可以使用只有80多天的时间。那么在80多天的时间要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然后要进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试验，而且试验已经有了结果，这是怎么完成的？
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进行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试验本身就要经过2到4个月的时间。这个是在多大范围之内，在什么时候进行的都不是很清楚的，而且试验的指标，有效性和安全性是怎么确定的？
现在对于流感病毒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用病毒，没有用这个片段的，没有用基因工程生产的片段的。根据这次中国流感疫苗研制的负责人尹卫东介绍，显然是使用了灭活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梁晓峰，他介绍了这次临床试验用了1万3千名自愿者，而且这试验只用了2到3天，要知道在美国批准药物要一段时间，当然流感是特殊情况，因为它每年有小规模的突变，而且几年以后有一次大的流行，所以它的批准时效要快的多。在美国一般的药物，对于新的临床使用药物批准要5到7年的时间。对于流感，尽管时间要短的多，而且要快的多，但是2到3天似乎是快了一点。
根据他的介绍所做的试验只有两项，一个就是局部和全身的急性反应，所谓急性反应就是看局部的红、肿、痛；全身的反应就是有没有发烧或者过敏这种现象，2到3天只能做这样的观察，却不能进行稍微长一点的观察。当然他还做了一个所谓有效性的试验，就是看血清保护率，就是注射了疫苗以后，血清所产生的抗体，能不能有效的保护防止这个病毒。这个试验就是当注射了疫苗以后，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也至少到一个星期以后，不可能在2到3天之内就在血清里面查到足够的抗体，能够来抵抗病毒。所以他所说的临床试验只用了2、3天的时间，显然还不能包括这个血清保护率的问题。
如此大规模的接种，只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临床试验，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流行性感冒病毒的疫苗，它本身还是有争议的，尽管对于普通的流行疫苗，这个争议己经比较少了，但是对于大规模爆发的，有种系变异的这种疫苗的制造和使用，还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
在流感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就是1976年，美国发生的猪流感的疫苗接种。这个1976年发生的猪流感，最早是出现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兵营里面，一名士兵感染流感后死亡，后来发现这个士兵感染的是一种新型的猪流感病毒，后来发现也有另外几例也是同样猪流感病毒，所以引起了美国相当的恐慌，因为和1918年的时候 不一样。第一，人们已经知道新品种的从动物突变到人的流感可能会引起大规模的爆发，另外已知道了每十年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爆发，在这次之前已经有过几次了。而且被记录下来。
另外对于由猪突变过来的，变成人传人的更有警惕，而人们已经有了流感疫苗可以用来防治流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提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据说当时一共有4千万美国人接种了这种疫苗。
但是这次接种以后，也导致了在美国疫苗使用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诉讼，是因为当时在接种以后，有些病人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的症状叫“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这种症候群当然在人群当中本身就有，即使不接种疫苗也会有。但是后来就很多人把格林-巴利症候群的发生，和接种疫苗连接在一起，于是导致了最大规模的，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诉讼。当然到现在为止，对于后来发生的格林-巴利症候群和接种有没有关系，到现在也没有办法核实。反对的和支持到现在还在争论，但是这最大规模的起诉却是事实存在的。
所谓用病毒来进行接种疫苗有两种，一种是灭活的病毒，就杀死的病毒，另外一种是用减毒的活疫苗，就是把这种活性降低。这次还不清楚在北京中小学接种的是完全灭活的病毒，还是减毒的疫苗。因为减毒的疫苗相对来说，他的持续时间和有效性要好一些，要比灭活的，要比完全死的病毒好一些。但是减毒活疫苗本身确实会引起本该预防的疾病产生，因为这个减毒的疫苗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 因会在体内会重新被激活了，毒性又恢复了。
不管怎么说，显然临床2到3天的时间确实是太少，究竟有没有试验1.3万人，这些是不是国家机密，是不是应该让公众知道。因为这次在北京中小学爆发的甲型流感显然和接种是有一定的关系。究竟是不是由接种引起的，还是这时候正好甲型流感在中小学爆发了，和接种正好时间重合了，本来这是要排除接种的政府一方，由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独立的在没有政治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调查，才能找出接种和这次北京中小学爆发的甲流之间的相关性有没有关系，来看这次使用的疫苗有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独立的调查几乎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国进行，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科学家和医学家的一个单位，来不受政治干扰的进行调查，和找出真正的原因，这个才是值得担心的。你像美国当初发生的格林-巴利症候群，最后是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由这个专家组对每一个个案进行审查。
在美国他可以做到专家组基本上不受政治的干扰，因为当时美国在1976年猪流感疫苗接种的时候，在正式进行大规模接种之前，媒体和专家们己经公开的提出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出来。也就是说，他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始终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民众也可以对各种声音进行他们自己的判断。
那么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在今天的中国发生，这还是个疑问，就是能不能独立的进行调查，而且有独立的媒体将调查的过程和调查过程各方的反应，能够把他反应出来，在媒体上暴露出来，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件事情。
违反常识的北航军训
我们现在又回到1918年大流感。第一波流感大家知道最先是出现在西班牙，所以为什么把它叫西班牙流感。事实上最致命的，流行性最广的是第二波，就是秋冬以后开始来的，最先袭击危害最重的就是在军营里面。第二波流感袭击的时候，登陆在美国的麻省，最先同时发病的是在波士顿的海军，和30哩以外的史蒂芬基地，是一个军事基地，大批的军人感染和死亡。
然后就在新泽西和马里兰州的军营里面爆发，以后当然就扩展到民间去了。各国的军营都没有能够幸免，一种最极端的说法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这场大流感流行而结束的，因为交战的各方因流感所造成的减员，都严重到了难以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到了这种境地了。
美国当时每个月抵达欧洲战场的可能有1万人左右，以美国赴欧洲战场的第88师为例，当他们到达欧洲，登陆和进入前线作战有40天的时间，在这40天之内， 由流感造成的死亡是444人，而同样这40天之内，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死伤、失踪和被俘的人数只有90人，可想而知，由流感造成的部队的减员，在各个国家都公认是远远超过战争死亡人数。所以军营当时已经被公认的是流行性感冒大爆发，最容易爆发和造成死亡的主要地点。
那么这一次新型的甲型流感，它的感染对像确实也是以中青年为主，而不像普通季节性流感那样，以免疫力较低的儿童和老人为主，那么这一点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有相像的地方。当然这一次的流感从它的死亡率和症状来说的话，远远比不上西班牙流感，所以这也就是这一次虽然是很大的流行，但却没有引起很大的恐慌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死亡率并没有特别的超出普通的季节性流感。
在这之前，中国媒体曾经大量的报道过，说加州没有强力制止公共集会。美国很多地方确实是没有用行政的方式制止公共集会。但是这一次北航并不是没有停止公共集会，而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个甲型流感交互感染的最佳环境，就是把大批的青年人，大批的新生送到军营里面集中训练，事实上也导致了这次在北航军训基地里面的甲流的爆发，导致一人死亡。
那么可能也有人说了，这次的症状和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政府并没有特别重视。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不重视这次甲流，在4、5月也就是北美猪流感开始流行的时候，中国对所谓来自流感流行区的飞机和船只的入境检查和隔离是非常严格的，相较于北航如此不重视而把这么多新生送到军营里的这种情况，比较而言的话，回想起来，可能当初对入境的外国船只和飞机的检查和将外国人隔离，多少有点那种作秀的感觉，尤其是上飞机检查的人全副武装，穿着隔离服，看上去倒好像是在作秀。
当然到目前为止，第二波的甲流还没有显示更高的死亡率，但是刚才我们说了，根据北京地区公布的发病案例和收置人数的突然增加，都是和十一前的大规模人群聚集准备检阅是高度相关的。
对于流行病的出现和传播，当然人类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办法，对于它的治疗也局限在仅有的一、两种抗病毒药物当中。但是对于这种高度的传染性和对人的生命有危害的疾病，人为的某些干预和人为的某些做法确实会对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说，大量的人群聚集的群众性集会，和对于流感疫苗所进行的安全性检查不够，那就有可能导致一些难以预料的结果。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加上政治性的干预，比如说中国第一个宣布已经进行了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试验，而且最先能够进行使用。当然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比起其它国家它是比较后得到的，因为这次病毒的株并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所以它是在其它国家之后才得到的，但却抢在其它国家之前最先进行大规模的临床使用。
我觉得在这种问题上争速度最快、世界第一，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考量，一方面是考虑在国内稳定民心，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想在政治上争一个──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可以做得更快、更好。
但是有些东西是有自然规律的，快，并不一定是好；快，也不一定就是安全，也不一定就有效。所以在这一方面，最突出去宣传科学的中共，却往往是最不重视科学的，而且科学往往要受政治的干扰，要服从政治的需要的。在这一点上如果不转变这种观念的话，如果不转变这种作法的话，那么当流感真的大爆发起来，或者是有其它的变种或者是其它的流行病流行起来的时候，人们对抗这种疾病的手段和能力将会被减弱而不是被增强。好，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横河评论》节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