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日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时势应有基本的洞察力与责任感–睿智与良心。
清朝举人、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于右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还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报刊活动家，跨越政学两界的著名学者。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长江大都督。后追随孙中山，先后任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务。内战后随蒋去了台湾，1964年去世。后来，有人认为于右任是让蒋逼着去台湾的，而以其大智大慧，他才不会附庸权贵或屈服于威权罗。
于右任料判时局恰如身受，于民族沦亡之际大义凛然，而身系天下安危；说出来比体察到还要可贵；其睿智与良心，都是时下的知识分子很难企及的。今天，我们读一读于右任的直朴短文–《亡国三恶因》，应该有一些由衷的感触；不光感触于他的远见卓识吧。
于右任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10年的《民立报》上，已时近百年而全文仅百余字，却论列大清必然灭亡的三大原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用今天的通俗语言来表述：
其一，说的是老百姓贫穷，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价飞涨，社会呈衰落败象。老百姓为什么贫穷？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国富民穷，利益分配不照顾普通民众，国家和官僚与民争利。财富归权贵垄断或私有，贪官污吏糟蹋和出卖国家资源，“甯赠友邦，不予家奴”。劳苦大众勤劳而不能致富，两极分化严重。
其二，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扬，而恶人的恶行受不到惩制，社会道德崩溃。官灾泛滥且作恶滥权，吃喝嫖赌、贪贿无度，非法敛财暴富，因而“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社会制度却把好人变坏。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实，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与“使”两个动词用得生动又精当，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
其三，揭示腐败政权只能用欺民与卖国勾当来维持其统治。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财富聚于达官贵人之家，才会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社会不公不义。“外人”即列强，他们“窥伺”中国大地，掠夺国家和民族的财富。“霄小”指内奸，他们翻云覆雨、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或卖国外交“助纣为虐”，以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或汉奸渗透华人社会，“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言行及升迁，都以金钱来驱动–如此恶劣统治，岂有不败之理？
通过以上三点，于右任看到了一个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结果被他说中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年，强大而又繁荣的满清“盛世”就轰然倒塌了。
虽然满清政府曾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来挽救颓势（那时候的“改革开放”叫“洋务运动”），然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标手段都无法支撑腐朽的国本。
岂止清王朝？任何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貌似强大，只要具备了上述三点，决然逃不出灭亡的必然命运。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知秋，大智慧见微而知着。如果不能根据一些小现象来分析并判断出大趋势，知识分子也就徒具“知识”之名了。鼠目尚有寸光，小动物尚能在大难来临之际有所警觉，而今天的一些知识人明哲却保身、苟且谋偷生，安享嗟来之食，脊梁弯下地，即使有所警觉，也发不出声或不敢发声……
──转自《阿波罗新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