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18日讯】“现官”和“老干”的工资福利取自于何处？这个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再解释就显得十分弱智和幼稚了，但那些自诩“一贯正确”的“现官”和“老干”们，几十年来深受中共“党文化”的蒙骗和毒害，还真没弄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就在前不久中秋节放假期间，我还听到一些“老干”们聚会时感慨的讲：“工资福利”又涨了不少，感谢“组织”等一番话。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讲话时的神情好像并不是在阿谀献媚，好像是“党妈妈”养活他们一样，以致使他们在骨头缝里都对“组织”感激涕零。
更可悲、可笑的是，目前还有那么一些“现官”，仍以“霸主”的口气对手下说：“你们拿了共产党的钱，就要好好的为党工作。”无心无肺的乍一听，好像是这样，因为一党专政，党说了算，国家的财政大权都攥在党手里。
但仔细一想，这话实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种“组织唯大”理论的危害性实在不可忽略。“现官“和”老干”心中接受这种错误理念，便会形成“唯党是从”、“无法无天”习性（党性），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公仆”等许诺皆抛脑后。为官者若心无“天下”和“人民”，就会私欲极度膨胀，导致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谋取私利，从而铤而走险，盗国之财，窃民之利，甚至杀人夺权，无恶不作。就会出现我们祖先中先知们所预言的情形：“在官则不顾公家，只知贿赂。贿赂可以公行，苞苴不必暮夜，是即鬼魂抢夺羹饭的情况也。……只求有利于己，不问廉耻礼义。”
这种“党文化”真是很迷惑人，坑害人。今天，实在是按捺不住而胆生肝边，要给那些被邪恶中共迷濛了心智的“现官”和“老干”们补上一课：到底是谁拿了谁的钱？！治国平天下，（“维护稳定”），“官利”重，还是“民生”重？！谏言意在讲清真相，纠正谬误，以正视听，劝善大众。
“官银”取自于民众
“现官”和“老干”的工资福利等都是取之于民（纳税人），通俗的讲，就是老百姓上交的税费等，通常文人称“民脂民膏”。这是一个古今皆同的大道理，中共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换概念，将“民银”说成是“官银”。
我们必须搞清楚：党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在治国实践中是鄙视和禁止“结党”的，认为结党必营私。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党派这个概念，说起来是属于社会团体范畴，还必须向政府注册，才算合法社团。中共是1921年成立的，应该是国民党执政期间，是受“围剿”的“共匪”，属“地下组织”，应划在“非法组织”之列。另外，社团的经费一般有几种来源：会费、赞助费、有偿服务收入等。根据我国的情况来讲，中共党内收入主要靠党员所交的党费，而社会赞助费很少，也许在战争年代会有，如今没有了在野党竞争，不需要选举费用。
另外，党的所有机构都被强附在国家机构上而“寄生”在公务员系统，因而所有党内专职人员都能够明火执杖的拿国家俸禄。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一个社团组织，凭什么无条件的拿老百姓的血汗钱任意挥霍？其次，也不合法，因为中共没有正式注册的历史记录。既然是非法的社团组织，又没有正规收入，哪来钱养活中国庞大政府机构的官员？岂不是欺世盗名？！
其实，中共头目们并不是不明“官银”取自于民的道理，而是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为了掩饰这种强权政治对老百姓的全面掠夺的丑行、恶行，先是用“党是救星”等歪理邪说来蒙骗、愚弄人民，从而达到他们最大程度奴役、压榨人民的目的。
现在国内民间流传许多说法：“中共统治六十年，头三十年，统治者以“革命”的名义，用血腥的暴力消灭“剥削”，把全国人民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后三十年又以“改革”的名义，在国家的强权庇护下，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有”财产变成了少数官员的私有财产。”此话真是入木三分。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前30年党魁老毛带头闹“革命”，以一个狭隘自私、“仇富”的小农意识和妄图篡权称王的狼子野心为思想基础，打着“马列”旗号是为了博得苏共的援助。一开始就搞起“土地革命”等“痞子”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对所有的土地占有者大开杀戒，以笼络、哄骗那些跟着起哄的流氓无产阶级。所以说，中共第一桶金就来的极不光彩，充满血腥，毫无道义所言。后来，继而又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将所有资本家的财产统统没收，划为党资产了。
接着，又搞起“人民公社化”，又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都收回来，那帮“闹革命”的农民兄弟们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其他政策失误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因饥饿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以后又闹起十年“文革”，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据统计，中国在毛统治的27年中，被打死、害死、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8000多万。
后30年老邓提倡搞“改革”，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富了“太子党”和“暴发户”，而邓的儿孙们也由此发达的不得了。拿了人民的血汗钱，总要说句安抚的话吧，由此哗众取宠的大呼：“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他这个“儿子”当的也不怎么地道，也忤逆的狠，对付其不听话的“老子”时，例如镇压“六四”民运，仍旧毫不手软，说杀就杀，说抓就抓。江上台更是肆无忌惮的欺压人民，民间流传说“江泽民挥挥手，下岗工人满街走”，国有大型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工人下岗，农民失地，无数转业、退伍军人工作、生活无着落，就在老百姓生计十分艰辛之时，还要背负繁重的苛捐杂税，而被“民脂民膏”养肥的中共官员们，心里只知抓权、抓钱，吃、喝、嫖、赌，极尽奢侈，对百姓只是做秀般的搞了一些劳命伤财的“政绩”,对不同信仰和不同观点的百姓，则是无情打压：“六四”镇压学生；在新疆和西藏镇压少数民族同胞；1999年以来，镇压坚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实情，百姓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想明白。
“官利”重，还是“民生”重
“官利”重，还是“民生”重？这个问题应该是衡量一个政府统治是否公道以及行政是否长久的“试金石”。我们的华夏先祖，留下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论“官”与“民”关系方面，贤明的古人留下许多睿智的言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鲁哀公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个思想，后被贤明的君王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警示自已的“座右铭”，因此，才会出现历史上的国富民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
明代叶县县衙有幅广为流传的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那位明代刚正不阿、为民楷模的知县唐成，和他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口头禅，虽历史洪流滚滚，唐成的事迹却留下了后人对那个时代名臣贤士的不灭追忆。
当然，那些敢于“问鼎”华夏的政治家们其实也都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怎么都会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旗号而逐鹿中原呢？但那些被私欲驾驭的昏君，却表里不一，暗里行的是“君重民轻”之实，其实，这种欺诈行为注定无法久长，不是被忍无可忍的老百姓所推翻，就是被其他新兴势力所颠覆。古代“大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隋朝”稍长命一点，也只维持了37年；而今中国官场腐败至极，前程阴暗无光，不知能走多远？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以下事例。
前不久，国家财政部统计显示：2008年1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58068.21亿元，全国财政支出45825.34亿元，其中，农林水事务支出3062.63亿元；教育支出6822.41亿元；医疗卫生支出1948.71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17.83亿元；科学技术支出1448.32亿元；环境保护支出830.8亿元。财政部网站上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从国防、外交到教育医疗一共18项，唯独没有国家行政管理支出一项（公务员工资支出），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是否此项开支数据巨大，唯恐引起民怨。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在一次讲话中透露这样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中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如按这个比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应在12000亿元左右。
有资料显示：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则高达4572万人。其中，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狭义的公务员）为500万人，广义的公务员为1053万人，其余3000多万人都是事业单位人员，大多集中在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国家以“精简”为名的“机构改革”，不仅没有裁员减冗，反而使“干部队伍”更加庞大，机构更加臃肿。中国在编干部，从1979年的279万，1997年“壮大”到800万，不到20年，扩大两倍半!众所周知的是，上到中央，下到基层，任何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仅为养活这“两套班子”，中国老百姓就多承受了多少的负担！在今日中国，官民比例已经高达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
同一数据，10年前为1比40；改革开放初期为1比67。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时期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000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十羊九牧”了吧？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内部资料显示：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
今年7月28日，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国艳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测算数据：财政部在年初已安排预算赤字为9500亿元，占同期GDP的2.5％。其中，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为2000亿元。每年全国各政府机关的车马费高达3000亿；招待费达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达2500亿。现政府财政赤字超万亿元证明，贪官挥霍无度，生活奢侈，吃喝嫖赌住玩游等全由财政支出，三亲六故混吃于公务员中。
近几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值连创新低，工资增幅总体上慢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据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透露：广东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是我们国家没有钱吗？是雇佣单位没有钱吗？都不是，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所谓政策出了问题。
就在国家面临“金融危机”，全民勒紧腰带的时候，公务员却率自已给自己先逐年加薪。据了解，这项被称为“建国以来首都最大的工资改革计划”完成后，全市科级、处级、厅级和部级人员月薪将分别达到3000元、5000元、8000元和1万元，故又简称为“3581工程”。这一“领跑”工资增长现象，给民生财政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中共“高薪养廉”的论调，也只不过是意图任意窃取百姓血汗的一个借口而已。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教训：清雍正皇帝即位后，推行“养廉银”制，就是在“官俸”之外发给各级官员较高的生活补贴金，从而使“各官具有养廉足资”。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制止封建官吏行贿、受贿和贪污、腐化等等历史顽症，反倒养出了像和珅一样的无数大贪官。中共近20年中，连续给公务员加薪6次，反倒加重了跑官、买官、卖官现象，以致官场极度腐败。
除了国家行政支出巨大外，国家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也十分不合理，绝大部分医疗款用在极少数官僚身上。据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医疗卫生工作”所做的调研报告证实：中国13亿人口中的8.3亿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没有医疗保障。那么，13亿人口中的4.8亿城镇人口，也有1亿以上的城镇人口没办医疗保险，仍旧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每年医疗卫生经费的92%名义上给了城镇人口，其实，其中近75%的医疗卫生经费，却被仅占城镇人口的六十分之一的党政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所占用。更触目惊心的是：党政机关公务员又分为普通干部、中层干部、高级干部三个等级，那75%经费中的80%，被地厅级以上党政高干所占用！
我国2009年国防费公布数是4800多亿元，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美国的国防事务专家认为中国2009年国防费可能是公开数字的两到三倍。而英国伦敦的亚洲战略研究所主任哈克斯利认为实际可能比公布的高出70%。这笔下拨天文数字般的军费，除了搞几个样板工程，其他都被吃喝玩乐，或是做无用功浪费掉了。在腐败的滚滚潮流中，部队也不会是一块净土。
由于部队的特殊身份，军队腐败没有像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一样，更多地见之于媒体，但近年来军队暴露出来的腐败也倍加受到关注。军队用军舰、军车走私已不是奇闻，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吃喝嫖赌甚至比地方还厉害。2007年4月，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被捕，揭开了部队高级军官腐败的锅盖。王守业贪污赃款高达1.2亿元，由于王守业在情妇面前缺少军人的大度，因不想多给情妇200万元的分手费而使情妇变成了他的纪委书记。
中共政局风雨飘摇，却用大量“民脂民膏”去贿赂官僚阶层，已求得腐败政权的“稳定”，对民众却大开杀戒，邓就提出“杀20万保20年”，真是穷凶恶极，愚蠢至极。当年法西斯德国是多么厉害，吞并了大半个欧洲，够狠够强大吧，但很短命，只维系了12年；中共的“老大哥”苏共所建立的苏联也只有73年。而今以中国官场腐败至极，早已是天怒人怨，穷途末路。
中共恶行罄竹难书天下共诛之，历史镜鉴天理昭昭民众已觉醒。望中国“现官”和“老干”们能够看清真相，抛弃谬误，好自为之，不为邪魔做“替罪羊”，尽早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摆脱恶魔禁锢，为自已及子孙寻的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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