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4日讯】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学者何清涟从美国邮寄给我的新作《雾锁中国》，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每当略感疲倦之时，便在寓所的7楼阳台上远眺怀想，透过不远处的绿树花丛，出现在眼前的不是雾气与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灯红酒绿之夜，而在岭南派画家关山月纪念馆旁边的紫竹苑宾馆里，一个少有的僻静茶舍，我与何清涟相识。
慕名求见，刘达文协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汇报在深圳举办一年一度的内地办站主任会议，地点是深圳竹苑宾馆，此前我先在5月19日与黑龙江省旅游局长薄喜茹一同参加了昆明的世博会，尔后我又去香港拜访了新亚洲出版社的老板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于日程安排太满而颇为倦怠，但我仍然想认识何清涟，就向报道过她的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先生求助。
刘介绍何小姐的情况时说，她很有才学，首先是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敢言的记者。我更加急于去访问她，这应与刘达文这番话有关。带上刘先生给我的一个何小姐的手机号码，我在深圳开会的间隙，与其终于见面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安特工无所不在的大网，已把我往来港深的每个行踪，均紧紧地罩在其中，当然也不会漏掉两个记者的会面对谈。
后来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特务们审问我时，就首先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在香港你约见了什么人？刘达文与你讲了什么？给你介绍了哪些人？在深圳你于宾馆门前的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打了电话？为什么不在房间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报社规定私人电话，不能由房间账单报销……那么你又见到了哪些人？为什么要见这些人？……当然这些都是多余的追问。实际上共产党不缺钱，养得起大量耳目，早对这些了如指掌。用国安局特务王福全的话讲，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你见到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没有几个好人！我们问你，不过是核实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国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热无比，但与何小姐饮茶聊天却别有一种心情凉爽的感觉。此前我对社会官场的腐败与世风日下充满忧虑与激愤之情，但不知道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这种书生的困惑如何解脱，但在读过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后才豁然开朗，如沐春风，我首先告诉她我的这种心路历程，何小姐说，与中国的所有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著书立说，只有一个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国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但日后其人的命运跌宕起伏足以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并不领会她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狱后，在朋友处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记，虽经两次抄家，此文字仅存，乃是万幸。由于当时我计划写一篇人物专访，所以5月24月的会面，我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何小姐对我说，之所以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能在大陆，台湾及海外两地出版，拥有大量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安局并没有找麻烦，那是因为她只仅仅是写作，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点可能与其他异议人士有所区别吧。
她还介绍说，海外版比国内版多出8万字，是国内出版杜不得不删掉的部分，也是书中的精华，所以尤为重要。谈到香港版，她说其实香港版先于国内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国安局特工告诉她，这本书出版后，他本人奉命去香港买了12本，说是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其反动的书，叫做《中国的陷阱》，政治局委员需要看。
当时，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连她住在雅礼宾馆多少号、儿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没有动手，说是春节前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次，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这本书内容极其反动，应该将作者马上抓起来予以严办；第二种意见是这本书谈的基本上是事实，没有捏造；第三种意见说作者是爱国的，写的这本书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建议让全党干部看看这本书。因为意见不统一，第二种实际上也是消极肯定，并不主张打压，所以暂时搁置。但春节后亦即1998年2月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出版，短时间内铺天盖地，也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所以她在中国还有生存空间。
何女士不避讳她的研究课题触及了社会高度敏感问题，她说她注重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我开玩笑地说，朱总理办公室急需你这样的幕僚，她说中国领导人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是习惯用冶水封堵的办法，而不是疏导引领的办法，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她书中提出的观点，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见，我说他们的确不如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酋长大禹。
这次访谈的选题显然对香港文汇报来讲，过于敏感，所以次日我借开会之机，寻问从香港赴深参加会议的一位报社副老总，此人物专访可否发表，他一口回绝了。我知道他的难处，他不过是领取高薪，在为共产党的喉舌打工而已。不过，我通过谈话增长了许多见识，的确受益非浅。不能替其鼓吹，我决定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她。因为她说，国内外盗版印发《中国的陷阱》的书贩子，发了大财，她本人挣的稿酬太少，但她凭薪水还足以维持生存。她喜欢书，买了1万多种各类图书，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无法存放……怎么帮她呢？我当时没有告诉她，却思虑了许久。
一本签名书，侯处长爱不释手
此后不久，我回到了大连，尔后又去了鞍山，我又约见了千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侯政，这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个子矮矮的，戴一幅黑边眼镜，其貌不扬，但目光如炬。虽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任职，但思想特别开阔，他的许多观点与何小姐不谋而合，由于已读过国内版本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所以侯处长十分崇拜何清涟，对她很熟悉，还成了她的“粉丝”。
在鞍山国贸大厦一楼餐厅，侯处长与我一同饮茶开怀畅谈，很快我把话题转到了何小姐与她的著作，他说中国再这样走下去，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越来越会贫富悬殊，两极对立，社会经济繁荣背后滋生的不稳定因素，会越来越大。“摸派”不会长久啊！他又说，何清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于直言，我很佩服！于是我接上话茬，趋热打铁，告诉他我在深圳刚见过她，并得到一本由其亲笔签名的《中国的陷阱》，我取出来送给他，我说，虽然何小姐在扉页签了我的名字，但这本书是未删节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献佛了。他双手接过，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别看千山风景区管委会，所辖不过是一块闻名遐迩的风景区，但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此处香火很盛，生意兴隆，已成为每年盈利上千万元的国营大企，除了一把手张某之外，做为他的副手的侯处长，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处长，以前在鞍钢党委办公室工作，当过中共中央侯补委员，鞍钢党委书记刘芥的秘书，故在鞍山广有人脉关系与组织能力，所以我对他提出了帮助何小姐的请求：搞一个有关《中国的陷阱》的学术讲座，把何清涟专门请到鞍山，就在千山风景区里的大酒店开讲，对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担往返机票，再付一笔讲课费，我讲了何小姐的生活条件，请侯处长多付点相关费用，帮帮她的忙，侯政处长一口答应：这你就放心吧！我还对他讲，帮助何小姐这样的中国知识份子，就会使她有条件写出更多的对中国进步有利的书籍，所以说到底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当然赞同我的观点。他还说，场地、人员等细节另议。
正当我关注别人的生存状况，还在忧国忧民之时，一只国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后来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特务郑义强嘲讽地对我说，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运作监视之中。你上窜下跳四处串连，唯恐天下不乱。你帮这个帮那个，唯独忘了你自已姓什么！现在成了阶下囚，谁帮你？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确，我与侯处长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尽管何清涟的观点十分温和，愿望很善意，观点很理性，但同样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报任记者，但在与我会面后不久调离了工作。
为什么何清涟不能到鞍山讲课
后来，我给何清涟挂了电话，讲明了邀请她来鞍山讲课的事情，还简单谈及千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侯处长，我原以为何小姐会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绝了。
她介绍说，2000年7月，她应邀到北京西山参加国家体改研究会主办的“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7月15日散会，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讲，由哲学系一位老师组织一些假期留校学生召开讲座，她携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门过马路时，行至路中，原来停在马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发动，将她与7岁多的儿子撞倒。她们的腿均严重骨折，她此时正在家中休息。因为当时她的处境异常艰难，那车祸也来得蹊跷，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请。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谈，就忙给侯处长打了电话，暂时搁置了援助计划。处长说，没关系，大连离北京很近，乘飞机才45分钟，侯处长答应等过一段时间，找个周末去北京拜访她。
但人事难测，很快我进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许多人许多事，当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为什么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后，一举成名了，却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车撞伤，虽生命暂时并无大碍，但整天处于危险之中。这个突发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呢？由于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诉说？……再后来我有了短波收音机，我终于知道了她的近况。
由于她知名度太高，太忧国忧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笔犀利，所以共产党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报当无冕之王，虽然有些报道可以封杀，不让见报，但没有办法摀住她的眼，堵住记者的耳朵，因此对她的恐吓与骚扰愈来越严重，她不得不于2001年6月愤然离开了中国……
实际上，在我看来，何清涟书中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已公开出版的相关报导，并无“国家秘密”，她主要是从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而已，比如文中讲到大连黄色卖淫业的兴盛时，举出的“三女神事件”，并非是其第一手资料，而是摘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来当政时公开经菅的妓院，正建在大连沙河口区太原街一片民宅中，与我妻妹家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说，在我亲友位于7楼的寓所乌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红男绿女，丑态百出，车来人往，尽现眼底。记得何清涟曾请我把一些相关材料传真给她，但我因太忙，还未及着手落实，就进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她，已为时太晚。于是我在狱中叹息，为此深感遣憾……不经意间，时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来何女士不过是何清涟
今年2月，我读到大纪元时报刊载的一篇何清涟的文章，念及往事，就发了电邮向报社询问，但编辑说文是转载，一时难知其人联系方式。此后我也淡然忘却。
不料5月25日，大纪元时报社的顾女士给我一个电邮，说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转告她，有一个姓何的女士很关心我，听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愿意帮帮我，请我主动给她去信联系，我踌躇了再三，我有点难为情，但想了半天，还是不愿失去一次机会，我想她或许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曼哈顿女人”吧，若是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在其公司谋份工作……于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来，她竟是10多年前见过面的何小姐，不，我们都变得老了，准确地讲，是何女士了！
何清涟给我写了较长的两封邮件，不仅讲到当年的深圳聚谈，而且还述及彼此命运大同小异的磨难，这多少带点戏剧色彩的变故，折射出中国这个民主转型时代里，进步知识份子的悲哀与无奈。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执政当局把我们的善意批评，诬为犯罪，进而拒我们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颇强的所谓西方社会，虽有民主自由的空气，但并非我们想像中的轻松求生的乐园，一切都要从零起步重新开始……
何女士在电邮里告诉我，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关注我的命运，她说她写过有关为我申辩呼吁的文字，我告诉她我读过一些，但可能并不全面。她说，不久前有个机会，她想推荐我做美国某个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而未果，我对此深表谢意。我油然想起了狱中经历的许多死去活来的故事，并重新品味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
妈妈的遗言 多帮助别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长达5年的监禁中，我曾有过多次疾病缠身的生命危险，虽然当时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凶多吉少，甚至几曾奄奄一息，但最终总能逃过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烧不退，无药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时被以偷税罪羁押的韩晓光之妻李某，通过私下关系，托人送给他一包专治高热感冒的藏药，我服用后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当一个人孤独地面壁忆想的时刻，耳边就会飘来妈妈生前讲过的话：过去你曾帮助过谁而没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话，在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不论你多么艰难危险，都会有人站出来神一样助你！……我想起过去帮助过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涟与侯处长……由于她的脚疾，我未能帮助她，但我毕竟有一份善意与爱心，如今命运刚好给了我一个同样的报应，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不过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说我当年的德性修炼得不够。
不过我毕竟熬过了艰难的岁月，无数个我曾帮助过的人，反过来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着出来，并与妻小在异国它乡团聚。
现在，我展开何女士的力作《雾锁中国》一书，在第7章“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一节，她列举了中国记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冯剑侠，山西的高勤荣等，当然也谈到了我。我认为，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对我的案件进行最准确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报道谈到我的文字狱，都说中国政府追诉我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以诈传诈，何清涟的表述不是这样，她说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即刑法第111条，不是第303条，后者按规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这说明何女士不仅知道法律条文，而且态度认真，绝不人云亦云。但就我个人视之，我把这些公正的评价，看成是命运对我以往善以待人乐于助人品行的一种回报。如果何女士245页至247页的篇幅过于筒短的话，那是我原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致。
何清涟拨开中共操控媒体的迷雾
以往，海外出版或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的文章，书籍的确很多，但就我目前读到的著作来看，何女士撰写的《雾锁中国》一书是最好的。何女士绝非沽名钓誉之辈，她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不仅拥有少见的社会关怀与道德勇气，而且自甘寂寞，远离浮噪，在海外异议人士中以学术文章，独树一帜，嬴得了广大读者交人称赞，令我敬佩。我常对太太讲，何清涟是我的老师，从10年前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读到她在赠书扉页上写给我的一段文字：“这里记载了你苦难的遭遇。愿我们的努力让后来的中国人受益”。泪眼迷离中，我思索了许久……
我无法深刻地评价这本书，书中冠首的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冯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惭形秽，望而却步。我本人在一个以暴力与谎言为两大特怔的党国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对外面真实的世界几近无知，我不敢班门弄斧，我只能告诉读者，以我18年的记者生涯体验做证，《雾锁中国》的主题是鲜明的，观点是犀利的，证据是真实的，文笔是优雅的。尤其是此书最后结语 “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一节，在此作者写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为了让其父袁世凯复辟帝制，自已继承皇太子的权力，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真实的反对的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专门为其父编印了一份刊载拥护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结果袁世凯只当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
由此比观僵化的中共，其封锁网络，抓捕记者，千报一腔，弄虚作假，与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中共千方百计地操控媒体的策略如同迷雾一般，遮住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雾里看花，不得要领，那么何女士的这本书，的确拨开了云雾。
2009年8月13日多伦多
《前哨》杂志首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