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葆璋:共产中国60年丢尽了道义的光环

【新唐人2009年9月27日讯】临近“十一”,我常常想到的就是“道义”这两个字。明朝有位著名的忠良义士,杨继盛,他留给后人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中国人文化中,“道义”就成了首要的价值准则,乃至,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也把这副联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表明共产党人肩负着道义的重担。

中共于1949年是凭借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夺取政权的。然而,当年,不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是被中共打出的道义幌子所感召,从而走上了普罗列塔利亚反对布尔乔亚的“为国为民”的革命之路的。刚刚入主北京的那几年,中共的行为也十分谨慎。杀刘青山,张子善,改造妓女和严禁赌博等几项工作颇使人感到,新政权给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刘青山、张子善本是在华北起家的中共高级军事干部。建政后,他们利用职权,直接或间接贪污,金额高达1.94亿和1.84亿元人民币。1951年底,中共清理了这两个人的案子并将两人处决了。50年代初的人民币与后来的新币比值为,一万元旧币等于一元新币。所以按后来的新币计算,刘、张二人贪污的金额分别应为19400元和18400元。六十年后的今天,这两个人完全可以在阴曹地府喊冤叫屈了。因为去年揭发出来的“国企第一贪”,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同海,创下的“单笔受贿金额”竟高达1.6亿元人民币,等于刘或张贪污金额的好几千倍。2008年另有报载的估计表明,中共贪官“平均受贿”金额为800万元。刘、张在宣判后立即被枪决,而陈同海的最后判决则是死缓两年。

从刘青山、张子善到陈同海,这六十年的历史表明,中共官员已经放弃了起码的从政道德准则:中国大陆官员的贪腐屡禁不止,已经演变成扩散性的贪腐,制度性的贪腐,是一党专制造成的恶果。

1949年,八路军进入北京城前,曾有明确的指示,要求党军干部走路要绕过红灯区走。红灯区就是妓女和妓院集中的地段,比如,北京南城杨梅竹斜街一带。1949年底前,一场改造妓女的工作就首先从北京开始了。一夜之间,200多所妓院被关闭,数千名妓女被拘留。继而,同样的行动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展开。当时的做法不是判刑和监禁,而是教育和指导妓女们从事正当的职业和工作。随后不久,人们甚至在有轨电车上都可以遇见曾是妓女的售票员,并一时被传诵为社会佳话。六十年后的今天,卖淫或变相卖淫活动在中国大陆却又遍地开花了。据张宏良教授的调查,如今被迫卖淫的少女人数,估计不下两千万,每年创收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6%。另有专家估计,目前在中国大陆“商业化性工业”的从业人员约为四百多万。在众多的嫖客中,中共官员比比皆是。不久前,轰动舆论的邓玉娇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从改造妓女到卖淫业重又遍地开花,六十年的历史表明中共官员已经放弃了起码的道德底线,奸淫妇女乃是贪官污吏的需要。

赌博业也是中共建政后立即加以禁止的社会弊端。关闭赌场,严禁地下赌博,也曾一时为人称颂。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打开国门后,中共为增加税收,也准许开办各种博彩公司了。博彩业诱发了贪官们大发横财的胃口。于是,香港澳门频传中共官员豪赌新闻的同时,内地地下赌场也开始盛行。有香港媒体惊呼: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赌城。据报导,地下赌场为了隐蔽,大都在上海郊区和市区高档宾馆里,甚至在别墅洋房里设立赌台;上规模的赌场有三十余家。同时,为了安全起见,这些地下赌场还严格实行会员制度。成为会员必须有两名会员介绍。会员还分为银卡会员,金卡会员和嘉宾会员。每类会员必须带去的赌金分别为一万元,十万元和三十万元以上。不少会员在输得精光后可以成为“拉客先生“,把自己的亲友拉进地下赌场参赌,并从中提取佣金。六十年来,地下赌博业在大陆死灰复燃也可以使人看到宣传中的中共和现实中的中共,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海外独立媒体普遍注意到,以上谈到的三桩社会弊端,如果没有中共官府,尤其是公安部门的纵容和扶持,是绝对无法存在的。我想,再糊涂的人也明白其中的奥妙。

在国际上,同样如是。中共建政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达到顶峰之际。那时响亮的口号是“解放全人类”。中共当年也的确豁出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过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外的共产武装。六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不复存在了。然而,稍加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从北京到加拉加斯,中经平壤、缅甸、德黑兰和苏丹,存在着一个松散的专制轴心。中共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沆瀣一气,其目的已经不是什么“解放全人类”,而是要制衡西方大国,并与之争夺石油和其他原料资源了。六十年的历史表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和社会主义在全球实践的失败,中共也已经在国际上放弃了一切道义准则,从一个全人类的解放者蜕变为争霸世界的强权了。在它的外交政策中已经没有什么“义”可言,所有的尽是“利”了。冷战后,西方当权的政客们往东方看,着眼的不过是莫斯科的油桶和北京的钱袋外加廉价的苦力。中共则不惜引狼入室,与虎谋皮。

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是以国民经济面临破产崩溃告结的。这后三十年所标榜的“高增长”,则是引进外国资金,牺牲社会正义,残酷镇压不平的呼声,牺牲工资福利,牺牲社会保险,环境卫生而取得的“透支型”增长。结果是养肥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而各种社会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国民工资不及美国的3%。80%的江河湖泊出现断流枯竭的现象,三分之二的草原已经沙化,100%的土壤板结。世界银行指出,在20个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2个在中国大陆。此外,全国将近700个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

六十年的历史表明,中共从破产的计划经济转向野蛮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危害也在日益显现。在害人的沙发,有毒的鞋子,危险的玩具之后,最近的一桩公案是法国人发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石油化学工业用的几千阀门完全不符合安全的标准,其潜在的危险令人毛骨悚然。

从马列崇拜到金钱崇拜,中共政权正无可奈何地沿着“黑社会化,帮派化和买办化”道路滑下去。在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之后,中共的凌烟阁——八宝山公墓也随之跟进。凌烟阁是唐朝君主李世民供奉开国功臣画像的地方。类似的殿堂许多国家都有。巴黎五区著名的先贤祠便是。然而,八宝山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一只骨灰罐子,一个供奉阁子,一方园林土地,一株松柏,一片墓碑,一场规格不等的追悼会,都有明码标价,少一分钱则一切免谈。无怪乎胡耀邦和其他元勋都死后不进八宝山了。况且,在权争不息日日夜夜,想的是名垂千古,转眼间也便会遗臭万年。著名的例子就是曾任公安部长谢富治,文革期间,一夕风云突变,骨灰立即被撵出了八宝山。

六十年来,可以说中共已经丢尽了道义的光环。可喜的是,随着时光流逝,尤其是近10年以来,中国民众的智慧已经被现实和历史的真相唤醒。体制外,体制内,各行各业共产政权历年来的受害者们,高增长下的受害者们,正在与原形毕露的贪官污吏们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我确信,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是历史的必然。

吴葆璋
2009-09-26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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