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报导）广东增城市派潭镇数百村民因征地纠纷围堵派出所，并发生警民冲突。
8月7号晚，增城市派潭镇3百多村民围堵在派潭派出所门口，要求警方释放征地纠纷中的几位村民代表，双方发生冲突，致警民共7人受伤。记者打电话到派潭派出所要求查证这一下消息：
记者：“你这是派潭派出所吗？”
派潭派出所：“对对。”
记者：“大埔村因为征地问题，有些村民围堵派出，有7人受伤，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派潭派出所：“一般我们这事情不透露给别人知道的。”
记者：“我想证实是不是有这种事情的？”
派潭派出所：“应该是吧。”
记者：“那现在基本上已经平息了吗？”
派潭派出所：“平息了。”
记者：“现在门口没有村民在堵了。”
派潭派出所：“没有了。”
记者：“那他们土地纠纷要你们派出所来解决还是其他部门来解决？”
派潭派出所：“政府嘛。我们维持治安而已。”
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报导说，这次警民冲突的起因是7月2日发生在派潭镇大埔村的征地纠纷，大埔村老屋经济合作社欲将三丫车合作社的50亩土地出让，但是在出让价格等问题上与镇政府未达成一致。今年7月2号，镇政府派人进村欲抢走村委会的公章，遭到村民的抵制。村民们开始阻塞交通以表示抗议。8月7日下午，派潭派出所以妨碍交通的名义将4民村民代表带走。8月7日晚上，300多村民围堵派出所，要求释放4名村民代表，结果发生了警民冲突，目前有20名村民被增城市公安局带走。
广州的维权律师唐荆陵说，派潭派出所的这起小规模群体性事件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
“就因为乡村的土地很多都是集体所有地嘛，那么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土地扩张，那么靠近城市发展边缘的农村的土地，它的价值会因为城市想要需要这块土地那么会变得增值起来。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产权制度，像土地所有权制度，那么官僚集团就会用权力来夺这块地。这个其实不是在广东才发生的，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上演这一幕。”
唐荆陵说，征用土地以及征用土地的补偿问题是农村的一个矛盾焦点。征地纠纷不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存在问题。虽然中国宪法和土地法都明确规定，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农村的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农民没有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行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特别是行使出让土地的权利的，往往是乡和村的干部。而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往往在出让土地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农村它有一个集体所有制，但是集体所有制也是跟国地一样，它是一个虚制，很容易被少数的官僚给把持，乡村小官僚可以把持的，但是这种把持跟上层的政治制度相关。因为上层的官僚制度它是一个非选举制度嘛，那么也造成乡村的官僚它是一个非选举化、非民主化的一个结构。这些人他容易通过出卖集体资产的权益来获得个人的收益。”
唐荆陵说，在中国，农民不能以招标或者其他形式出让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以及使用权，包括被大量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价格仅为被征用土地一年收入的6至10倍。而现在征用农民土地多是用于建市场，办工厂，特别是开发房地产等商业用途。主管部门用几万元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后，又以十几万、几十万的价格转让使用权，这是农民最不满意的一种现象：
“但是我们又考虑到像台湾这样的地区，它有成功的这种土地改革的经验，它采取了一种比较好的生存制。就是说一个土地被划分成为城市地，要征用的话，那么他会订出一个比较好的分配比例，只是其中一部分收益归给政府，一部分归给原住民和使用者，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能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嘛。但是在今天中国它本身政治上的发言权很少，而这个整个高层政治阶层只是想通过发命令的方式或者是修改法律的方式试图想达到扼制这种利益集团侵蚀农民利益的目的，我认为这个是达不到的。”
唐荆陵说，由于征地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可图，使得有关部门产生了极不正常的征地积极性。本来应该是控制、保护和监督土地不被滥占乱用的执法机关，反而成了征地拍地的积极推动者。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征地纠纷愈演愈烈的原因。
